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89年易緝字第7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6月13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緝字第七三號
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一年度偵字第二五四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下同）八十一年六月三日，見告訴人甲○○在臺北市○○○路○○○號五樓之一經營之「久譽代書事務所」招牌上書有代辦銀行轉貸等文字，乃進入，向告訴人佯稱欲委託其代辦銀行信用貸款，並出示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希告訴人於銀行貸款未核准之前，先借予部分現金，而施以詐術使告訴人誤信，而交付新臺幣（下同）六萬元，被告並簽具借據乙紙交告訴人，約定同年月十二日前清償。詎被告取款離去後，即不知去向，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再者，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四十六年臺上字第二六○號判例足參）。是行為人主觀上，倘非出於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或客觀上所用之方法不能認為詐術，即不得以該罪相繩。此外，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五三九號、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三六八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之指訴及借據影本一紙，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八十一年六月三日，至臺北市○○○路○○○號五樓之一告訴人所營之代書事務所，向告訴人借款並簽立借據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借據上雖記載借款六萬元，然伊僅向告訴人借用五萬元，因利息部分預扣，實際上拿得之款項亦不滿五萬元，事後該筆借款已由當時借款之保證人即綽號「 阿玉 」之友人清償，伊並陸續將「阿玉」代償之款項返還完畢，早未積欠告訴人任何款項等語。經查本件告訴人陳稱被告向其誆借六萬元乙節，除其個人片面指訴，並提出借據一紙外，即未舉他證以實其說，此部分是否真實，本尚應調查其他事證，然告訴人已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死亡，本院自無從傳訊到庭對質說明，自祇得參酌卷附告訴人其他指訴，以資審認。查告訴人於偵查中指陳其專代辦銀行信用貸款，因同情被告乃始借支六萬元，被告並未施用詐術，此觀諸告訴人指稱：「（問：她有無使用詐術？）沒有，她裝著一副可憐相，利用我的同情心」等語（見偵查卷第十六頁）甚詳。被告既未施用詐術，告訴人復因出於同情心而借予款項，自難認被告表現出可憐相之所為，該當於詐欺罪之犯罪構成要件。另卷附被告所簽立之借據，其內容僅得證明被告確有向告訴人借款之情事，誠難遽以推論被告於借款之初，即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此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亦甚明確。揆諸前揭規定、裁判要旨及說明，既無何其他積極證據，足佐告訴人上開指訴之內容，依告訴人於偵查中所陳，又恰證明被告無何施用詐術之手段，自難以告訴人之片面指訴或被告未按期清償借款，遽為被告有罪之推斷。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詐欺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菁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法官吳秋宏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孫佩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