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侵上訴字第124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侵上訴字第12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8年08月27日

裁判案由：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8年度侵上訴字第124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喬（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08年3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27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喬與告訴人即代號0000000000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同事。因被告於民國96年1月間，邀約A女一同觀看電影，並於電影結束後載送返回A女位於臺北市○○區住處（地址詳卷），嗣被告藉故進入A女屋內，於與A女聊天之過程中，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突然將A女撲倒在沙發上，復以單手控制A女雙手，再以另一隻手將A女穿著之牛仔褲向下拉扯，期間A女不斷扭動身體、掙扎、尖叫並哭泣哀求被告停止，被告仍置之不理，將其性器插入A女下體，以此方式，違反A女意願，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被害人、告訴人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應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始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
104年度台上字第317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於有罪之判決書，始應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並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102年台上字第3161號、106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參照）。易言之，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時，即使是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以供法院綜合研判形成心證之參考，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合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A女（下稱A女）於偵查中之證述及證人 李婷婷 、 王蓉平 、證人0000000000-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案發當時為A女之男友，下稱A女之男友）、 盧建彰 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被告臉書貼文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其與A女於案發時之96年1、2月間為同事關係，其曾於96年2月3日與A女看完電影後，於該日協助A女搬運物品至A女位於臺北市信義區住處，且於翌日凌晨，在前址與A女性交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當時係雙方合意下所為之性交，伊無何違反A女意願之情事等語。
五、經查：
㈠、A女固於106年4月18日偵訊時，就其於案發時與被告之性交乃遭被告強制之過程證稱：「案發當天，被告邀請我去看電影，他從天母住處來我士林住處，接我去信義區新家看電影，當天我攜帶了二箱比較重的物品，可以順便帶去新家安置，電影結束後，被告堅持要幫忙我搬上樓，搬完東西後，他站在我家門口，沒有打算立刻要走，我請他入內喝水，於是他就這樣進門，我們併肩坐在沙發上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起公司瑣事，當時沒有肢體接觸，突然被告就把我撲倒在沙發上，他用左手扣住我兩隻手腕，架在我頭後方，我沒有辦法用手攻擊，他用另外一隻手解開我牛仔褲，往下拉，我只能扭動身體、尖叫，他也把我上衣、內衣往上掀，掀至裸露胸部部位，親吻我胸部，被告扣住我手腕時，我沒有大幅攻擊，只是哭喊，拜託他，他就把他的生殖器強行插入我的身體裡，我此時沒有掙扎，在很短的時間內，他離開我身體，我轉身面對沙發椅背，哭著求他離開，後來我們沒有其他任何對話，直到天快亮，他就默默離開；（問：你有無以雙腳踹踢被告不讓他脫去你的長褲或進入你身體？）被告當時坐在我的身上，他坐的位置是我的大腿，除了扭動外，我沒有辦法真的踹踢到他；事情發生後，我先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當時男友，然後我跟主管李婷婷說這件事情，她問我說想怎麼處理，我說我不知道；當時我手腕有瘀青，但我沒有拍攝下來，我也沒有印象有把瘀青給別人看等語（見106年度他字第1228號偵查不公開卷〈下稱他字不公開卷〉第13頁反面至15頁）。 嗣於 原審又證述：「我只記得在某個星期六，被告來我士林住處接我到信義區看電影…，電影結束後，被告送我回信義區住處…，他看到我東西很多，好意說要幫我搬上樓，他將車子暫停在紅線並且熄火，我讓被告把東西搬上樓…，勉為其難邀請被告進室內客廳沙發上稍坐、喝杯水再走，我們原本在沙發上閒聊公司瑣事或八卦，被告突然開始親吻我的嘴唇，我嚇一跳，覺得我們又沒喝酒，為什麼要做這麼不恰當的事情，接著被告把我往後壓，讓我的身體倒在沙發上，被告把手伸到我的衣服內，開始解我的內衣、牛仔褲的褲頭，我覺得很恐懼，哭著告訴被告請他不要這樣做，被告用他的左手把我的兩隻手腕倒扣在頭上方，右手把褲子往下拉，衣服往上掀，親吻我胸部，最後被告把自己褲子扯下來，將生殖器插到我的陰道裡面，當下我放棄反抗了，結束後，被告把自己的衣服穿好，我轉身面對沙發內側哭泣，被告不發一語，我對被告說「拜託你滾」，被告說「我不要，因為我走了之後妳就再也不會理我了」，約莫在天剛亮的時候，被告起身帶上鐵門離開；被告從解開扣子到把牛仔褲扯下來，都是用一隻手完成的，我是光著下半身被完成性行為的。」等語（見原審卷第81至82頁、第84頁反面）。然細繹A女之指述併參酌下列證據可知A女之指述有諸多不合理及矛盾之處：
⒈依A女上開於偵查時之證述，案發之始，其與被告「只是有
一搭沒一搭的談起公司的瑣事，沒有肢體的接觸，突然間他就把我撲倒在沙發上」（見他字不公開卷第14頁）；嗣A女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我們原本在沙發上閒聊公司瑣事或八卦，被告突然開始親吻我的嘴唇，我嚇一跳，覺得我們又沒有喝酒，為什麼要做這麼不恰當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81頁至反面）。按人之記憶通常會隨時間經過而有所淡退，但倘遭人性侵害，其所受之身心傷害重大，記憶自係深刻難以抹滅，A女對於本案性交前後過程，固於原審證述其與被告坐在沙發上閒聊時，被告先親吻伊，且當時其曾因被告此動作而受驚嚇，惟互核A女於偵訊時，卻另證稱其與被告在沙發聊天，並無肢體接觸等語，A女縱因記憶流逝而些許差異，亦不致為此前後互歧之說法。A女既稱自己當時反應亦嚇一跳，且認為雙方並無飲酒，被告怎麼會做如此不恰當之事，顯見A女亦認為被告所為已逾越其2人間情誼之分際，況被告若有親吻動作，常人均可判斷已屬逾越一般男女同事情誼之猥褻行為，女性為求自保，通常會馬上走避、閃躲男性前開舉動，甚至出言喝阻或制止男性勿再有其他侵擾作為，然依A女前開證述，A女面對被告親吻當時，並無可資認定其曾為制止或喝阻被告行為之跡證，此與通常女性面對異性之強制猥褻甚或性騷擾舉動之反應不同。且卷內亦無何證據顯示此時被告有對A女為何暴力行為或阻擋其呼救之舉止。則A女何以於遭被告親吻之際，未立刻加以制止或逕行起身或向被告表示其已有男友等情，A女之反應與常情尚屬有違。參以依A女及證人李婷婷之證述，於本案案發之前，辦公室同事均知被告喜歡A女，並常以二人之關係開玩笑，而A女就此等玩笑亦予配合，並未反對，且會與被告出去等情（見他字不公開卷第13頁反面、106年度偵字第12774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不公開卷〉第5頁反面、原審卷第131頁），而證人即被告與A女之前之同事王蓉平於偵查中亦證稱被告與A女當時關係很曖昧（見他字不公開卷第20頁反面），可見於案發當時A女與被告之舉措在外觀上確會讓人認為其二人間有曖昧之關係。
⒉A女於案發當時所著上半身係毛衣、下半身為牛仔褲乙節，
分為A女、被告所是認（見106年度發查字第434號卷〈下稱發查不公開卷〉第12頁反面至第13頁、他字不公開卷第14頁），惟A女與被告間，對於A女所著牛仔褲是否合身乙節（攸關A女當日所著牛仔褲是否穿脫容易），爭執甚大。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係供稱：「我買菸回來後繼續與A女聊天，聊著聊著就發生性關係，A女當日穿著紅色套頭毛衣，我在脫她衣服的時候，她會把手舉起來，她穿的是緊身牛仔褲，腳踝那邊非常難脫，我在脫她的牛仔褲時，她的腳還會打直，比較好脫，在脫褲子臀部時，A女也會將腰微微往上提。」等語（見發查不公開卷第12頁反面至第13頁）；「當日我買煙回來與A女繼續聊天，在很自然的情況下，我們開始有一些比較親密的動作，我親她臉跟脖子時，她還緊緊抱著我，我記得她當時穿了紅色的套頭毛衣，我幫她脫毛衣時，她雙手還會舉高、配合脫衣的動作，要脫她的內衣、解開她的扣子時，她會把身體側向一邊，她那天穿的是非常緊的緊身牛仔褲，脫牛仔褲時，腳踝部分非常不容易脫下的，她還有配合把腳背打直，讓牛仔褲可以脫下，接下來我們就發生性行為。」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26頁反面至第27頁），其所供內容尚屬一致。而A女於偵訊時固先證稱：「案發當天我下身是穿長牛仔褲，牛仔褲是當年流行的靴型牛仔褲，下擺比較寬，但還不到小喇叭的程度，因為我不太喜歡穿牛仔褲，所以很少買牛仔褲，這是我少數記得的牛仔褲。」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14頁至反面）；然於原審審理時則另證述：「我當時所著為靴型牛仔褲，靴型牛仔褲顧名思義就是在小腿部分會看起來像靴子，小腿部分是寬鬆的，為了要讓腿看起來稍微細，在膝蓋位子會做的窄一點點，讓腿看起來有凹凸線條，所以膝蓋部分稍微緊身一點。」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就此爭執部分，證人李婷婷於偵查中證述：「我知道A女所穿的牛仔褲，因為我們很常一起逛街，我有陪她去買牛仔褲，她穿的牛仔褲是窄管，相對合身的，應該說要脫到大腿還可以，脫到小腿要再從褲管下緣拉一下。」等語（見偵卷不公開卷第6頁）；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靴型牛仔褲是指小喇叭牛仔褲，女生所穿的牛仔褲，不論寬或窄的，在大腿的部分是比較合身的，小腿部分會有一些差異，A女所穿的是窄管的、相對合身的牛仔褲，她都是這樣穿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35頁）。查證人李婷婷與A女頗有私交乙節，業據證人李婷婷於原審證稱：伊為A女之主管，因被告與A女就本案認知不同，伊會與自己團隊站在一起，所以伊儘量避免與被告接觸，伊於離職後到現在，都會不定時與A女碰面，有時在中國大陸北京、有時在美國，A女回國時2人也會碰面；伊與被告則無交集等語（見原審卷第132頁），足見證人李婷婷與A女交情非屬一般，而與被告則自本案發生後，即無何互動或交集，衡情證人李婷婷應無故為偏頗有利被告證述之可能，是證人李婷婷所述A女當時穿著之牛仔褲係窄管、相對合身之證言，應屬可信。參以牛仔褲有褲扣、拉鍊且質地較一般褲子厚重、硬挺，並非極易穿脫之物，復依證人李婷婷所證及被告所述，A女當時所著為窄管、合身之牛仔褲，更承上揭A女於偵查及審理前階段所述，被告係用其左手將A女兩隻手腕倒扣在頭上方，復以右手把A女之牛仔褲往下拉、衣服往上掀，親吻A女胸部，最後被告再把自己褲子扯下來，將生殖器插到A女陰道，則被告從解開A女牛仔褲扣子到把牛仔褲扯下來，都是用一隻手完成，其係光著下半身被完成性行為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14頁、原審卷第81頁反面、第84頁反面），若A女所述為真，則以被告身材非高、雙手長度非長，又係將A女強壓在沙發上，並已將左手施力於將A女兩隻手腕倒扣在頭上方之情況，被告僅能用剩餘之右手解開A女牛仔褲扣子，將其合身之牛仔褲往下拉，衣服往上掀，親吻A女胸部，又要把被告自己褲子扯下來。依常情，在此連續之過程中，倘非A女放任或作出相應配合動作，實難想像被告可以在對A女壓制力量不鬆動之情況下，僅以單手即可 施力強 脫去A女合身之牛仔褲及內褲，並把自己之內外褲子扯下來且順利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何況A女其後於原審審理中，數次變易其詞，先改稱被告是用手跟腳一起，扯下其牛仔褲頭，脫到過了膝蓋比較緊處的位置後，再用手、腳一起往下踢；嗣又另稱：被告應該是用他的雙手脫他剩下的褲子，當下被告有放開伊手腕，直到將生殖器插入伊陰道後才又用雙手固定伊，短時間內伊雙手沒有被控制；（問：被告脫你剩下褲子時，是拉住你牛仔褲何部位往下脫？）被告有扯到褲頭是一定的，牛仔褲被拉到褲襠位置時，被告用腳踢，讓褲子容易通過膝蓋比較卡的位子；有可能被告拉我的雙腳，把褲管脫下來等語（見原審卷第92頁、第93頁），與其較早前於偵、審所證相異，且前後扞格，是A女陳述上開遭被告強制性交之過程，非無瑕疵可指。
⒊又A女就被告脫A女衣褲及被告自己褲子之順序，於原審證稱
：「被告把我的雙手扣在我的頭上方，被告用一隻手解開我內衣扣子，及把我的毛衣往上掀，被告這時候的位子是在我大腿上方，所以被告開始解我牛仔褲的褲頭跟拉鍊，接著被告本來坐在我的大腿上，被告左手還是壓住我的手腕，被告的屁股稍微離開我的大腿，所以被告可以開始把我的牛仔褲跟內褲往下拉，拉到約莫大腿接近膝蓋的位子停住，接著被告開始解他自己的褲子，這時候被告的左手有起來，所以被告使用兩隻手解自己褲子，但被告位子是跨坐在我腿上，跪著開始解他自己的褲子拉下來。」等語（見原審卷第90頁反面），則依A女所述，被告為解開自己之褲子，有放下左手，並以跪姿用雙手解開自己之褲子。且欲解開A女之牛仔褲及脫下A女之內褲，被告之身體亦需稍微離開A女之大腿。可見在此過程中，被告並非全程壓制A女之雙手，依常情，A女顯有時間可以反抗或脫離被告之控制，甚至藉被告鬆脫控制之際逃離現場，然A女卻未為任何反抗或反應，顯違常情。⒋再參諸A女就其遭被告性侵後，其係如何將被害過程告知當
時正交往之男友乙節，於偵查時先係證稱：「事情發生後，那是星期天早上，我的父母不在臺灣，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所以我先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當時的男友，他告訴我說他無法接受，他問我怎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然後我跟我當年的主管李婷婷講，她問我要怎麼處理；我說我不知道，但我想先去洗澡，所以我把家裡的沙發椅套洗了之後，就洗了很長時間的澡。」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14頁反面）；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當時第一時間我想打電話給主管李婷婷，因那時是清晨5、6點太早了，我覺得自己很髒，沾到精液的布沙發很噁心、很臭，我把沙發套子拆下來跟衣服拿去洗，也洗了很長的澡，接著我打電話給李婷婷；案發後，印象中我是用電話，告訴我男友我被強暴了，我當時的位置是在○○公司（即A女任職之公司）10樓的陽台，有通過電話跟他提到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95頁），嗣經辯護人請A女再次確認，案發後其首次與其男友碰面或通電話時間點究係何時，A女則改稱：「我不太記得，但我很確定不是隔天、不是星期天，因為我在家裡躲了大概1個星期，沒有辦法跟外界接觸，心中覺得很對不起男朋友，所以我一開始是疏遠他，直到我們後面有通電話，他抱怨我疏遠他，我才告訴他『你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情嗎？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在那個時候才告訴他了，所以不是在事發之後隔天，至少有1、2個星期以上；（問：請確認星期天有無撥打電話給前男友？）沒有，我不是星期天打電話給他的，我只是說星期天那個時候我父母不在台灣，我不知道怎麼處理，我是在後來打電話給我前男友。」等語（見原審卷第95頁）。則A女於案發當日究有無打電話給其男友，該日其係先致電其男友或主管李婷婷告知遭性侵，或係先清理現場等攸關補強證據勾稽之情節，所述前後相歧、互有矛盾，已非無疑。且關於此節，互核證人即A女之男友於偵查之初係證稱：「A女說是被任職公司的同事強暴，當時我去她的公司找她，她說她要講一件事情，因為A女當時忽然不跟我聯絡，我跟她聯繫上之後就過去，她就跟我說她被性侵，她沒有講當事人的名字，只說她加班的晚上在公司被公司同事強暴，她簡單講完就說要去忙了。」等語（見106年度偵字第12774號卷〈下稱偵卷〉第31頁），與A女上揭所述遭性侵時地不符。嗣雖經偵查檢察官告知證人以：A女所述係被告至A女家中時，A女遭被告性侵，與證人現所述者不符，而要求證人再仔細回答A女究竟是在哪裡遭到性侵時，證人即A女之男友隨之修正證稱：「A女當時沒有跟我講地點，只是跟我講說在『「加班時』被同事性侵，所以我才稱她在公司被性侵。」等語（見偵卷第31頁至反面），可見證人A女之男友就A女遭性侵之時、地，或A女係於何時、以如何方式告知其遭性侵之經過，其於偵查中所為之修正前或修正後證述，均與A女所述不一，是證人A女之男友並不足為本案之補強證據。
⒌本件性侵案，依A女指訴係發生於00年間，斯時A女已係年滿
20歲、有相當智識並具工作經驗之成年人，復參諸A女於原審審理所述，其於案發當時，與男友交往已4年，且雙方感情穩定等語（見原審卷第80頁反面），而衡以一般性侵之被害人，於猝遭此類對身心傷害既深且鉅之犯罪時，均會立即報警、向他人求援以得協助或宣洩情緒，同時進行驗傷、採集保存相關受害證據等動作，惟A女於案發後，並未為類此之措施。且依A女之男友於偵訊時所證：「當時我去A女的公司找她，她就跟我說她被性侵，她沒有太大的表情，只簡單講完就說要去忙了，講完這件事之後她就避不見面，1年只見到2次，大約10分鐘左右。」等語（見偵卷第31頁至反面），A女上開反應，與一般猝遭性侵之被害人反應不同，而屬有疑。
⒍於A女於偵查時曾證稱，被告對其性交行為僅造成手腕瘀青
，伊沒有印象將該瘀青予他人看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15頁）。惟按一般暴力強制性交犯罪，因係違反被害人意願及施以強暴之強制力而為，行為人多急於短時間內完成犯罪，且因強拉被害人衣褲，及被害人於過程中掙扎、抵抗，常造成被害人身體抓、挫、擦傷，或衣褲破損情形，而本案依A女所述，其除手腕瘀傷外無其他傷勢，且該傷勢無他人知悉，A女究竟有無手部瘀傷，已無從調查，而僅屬A女片面指述。復對照A女上開所陳，被告果係違反A女意願，施強力拉脫A女牛仔褲，甚至將生殖器強行插入A女陰道，於此強制力道之下，實難想像未對A女造成其他下體或大腿之傷情。況A女於案發後即將此事告知證人李婷婷，若A女手腕有瘀青，明顯即可看到，然A女向證人李婷婷陳述此事時卻未提及其有受任何傷勢，證人李婷婷於案發當日即前往A女住處，然其於偵查及原審作證時，亦未提及A女有任何傷勢。由此益徵A女此部分所述，與經驗常情相悖，尚難遽予採信。
⒎綜上所述，A女對於被告有無強制性交行為之重要情節，其
陳述既有如上所指之瑕疵，自不能僅憑A女之單一陳述，逕以推論被告確有對A女實施強制性交行為。
㈡、證人李婷婷、A女之男友、王蓉平之證述，均與A女陳述得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
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
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而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一併供述之情形，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應先釐清其證言組合之內容類型，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其中如係屬於轉述待證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因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或用以證明案發經過、情形，均屬證人陳述其所目睹之被害人嗣後情況，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從而證人在審判中具結所為之陳述，究為傳聞或非傳聞，仍應求之待證事實與該一陳述者之知覺間之關係如何為定，陳述者所為知覺體驗之內容，以之為待證事實者，自非傳聞，若陳述者僅係傳述他人，亦即與待證事實有直接知覺之人之見聞者，則為傳聞（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33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證人李婷婷於警詢、偵查中先後證稱：「我有獲得男、女雙
方當時各自的表述，A女說他們看完電影後，被告送她回家，她邀被告進屋喝水，後來他們兩個在沙發上聊天，被告就這樣壓過來，A女扣住被告頭說『我們沒有喝酒，我們不能做錯事』，但被告還是執意的把這件事情（性行為）完成了，A女叫被告滾，被告出門去拍片，之後A女把所有的沙發套都洗乾、烘乾，傳簡訊告訴被告『我沒有告你，是對你最大的仁慈』；被告則說伊不可能是強暴A女，因為A女牛仔褲很緊，如果以強暴手段不可能脫下來，而且A女呼救的話，鄰居應該都會聽見，被告離開之後，收到A女簡訊，說被告強暴A女，被告覺得很錯愕；凌晨發生事件後的當天下午，A女打電話哭著跟我說，被告強暴她，所以我立刻趕去A女租屋處聽她說明（見發查不公開卷第17頁反面至第18頁、偵卷不公開卷第5頁反面至第6頁），關於前開A女遭被告強制性交之情節，證人李婷婷係聽聞A女轉述而來，已據證人李婷婷於警、偵證述無訛，核屬轉述待證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因非依憑證人李婷婷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A女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至於證人李婷婷述及A女案發後之精神狀況及A女工作狀況等情，固屬親自見聞之事，惟此僅可證明A女事後之情緒反應，然A女上開情緒低落之可能因素甚多，尚無從遽以此推論本案被告對A女之性交係違反A女之意願所為。何況，本件被告對A女所為之強制性交犯行時點，依A女於原審審理時所證，依其記憶所及，是在（96年）1月或2月初，此係依電影上映日期所推斷，以及當時是冬天，所以伊只記得是星期六，但不確定是哪一個星期六等語（見原審卷第80頁反面），則衡諸常理，一般人對於自己見聞及經歷之事項，恒因時間之經過致對於待證事實記憶趨於糢糊或不復記憶，且係於時間經過愈趨久遠、事件為偶發、與己無關者，記憶愈少。比對證人李婷婷於原審審理時，就所詰A女、被告係於何時離開其所任職之公司？證人李婷婷離職時，被告是否仍在職，及其於案發後至A女住處找A女時，所見A女當時之穿著為何等問題，其均稱：我忘記了，沒有特別印象等語（見原審卷第136頁），然證人李婷婷於偵查時，就本案發生時間點，其證稱A女係於96年1月間之某週六，遭被告性侵等語（見發查不公開卷第17頁反面），惟A女既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對時間的記憶僅留在是1月或2月初，則親自經歷本案之A女尚無能確定案發日期，而未曾親自見聞A女性侵經過之證人李婷婷，竟可明確證述A女係於96年1月遭受被告性侵，比對證人李婷婷於原審審理時，其對於發生較近期且係自身經歷之事項，尚為不記得、沒有印象之證述（由此足見證人李婷婷並無異於常人之特殊記憶能力），卻能選擇性地就距今已逾10年之事物記憶特別清楚，與一般經驗法則有違。又證人李婷婷於偵查及原審均證稱其事發當天去看A女，有陪A女去通化街夜市吃飯，A女有去看刀等情，惟證人李婷婷於106年6月20日偵查中證稱：「他的精神狀況依然不是很穩定，所以好像有看一些菜刀、水果刀之類。」等語（見偵卷不公開卷第6頁），然於108年2月14日原審卻明確證稱：「我們當時走到通化街某個在賣家用品的小雜貨店，我在店內各自隨便逛的時候，我回頭看到Ａ女拿了一把類似水果刀的刀子，她說她很想殺了被告，並且想要自殺，我現在無法確定她當時是如何說的，但是我知道她當時拿刀子是想要終結這件事，她應該是想要殺了被告，也想要殺了自己的意思，然後我就很緊張，勸她將刀子放下。」（見原審卷第129頁反面），益見證人李婷婷就A女於事發後之反應所證述之內容前後不一，且於事發愈久後之審理中之證述反較偵查中記憶更為清晰，此亦違常情。是關於證人李婷婷述及A女案發後之精神狀況及A女工作狀況等情，尚無從排除係刻意呼應A女於偵查之指訴，其證詞難以憑信。
⒊證人即A女之男友（代號0000000000-A）於偵查中證稱：伊
與A女係男女朋友，大概在95、96年分手，當時係因A女突然不聯絡，伊聯繫A女後去A女公司找她，A女說她被公司同事性侵，當時她沒有講當事人的名字，只說她加班的晚上，被公司同事強暴等語（見偵卷第31頁至反面），惟A女自警、偵迄於原審審理時，均指證其遭被告強制性交地點係在A女上開嘉興街住處，此與A女所述有所不符，已見前述。且依證人A女男友之證述，其亦係前往A女之公司，聽A女訴說遭同事性侵乙節，伊並不知悉該同事為何人，是其就本案被告有無強制性交A女之待證事實，僅屬聽聞A女轉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而非證人自己本身親身之見聞，亦屬累積證據，依前揭說明，自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另證人王蓉平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從A女那邊聽到的，是在去年吃飯時聽到的，…但細節沒有說，因為我們當天吃飯的重點不是在這件事，是無意間聊到的，好像是談到公司間誰跟誰的八卦，就帶到A女跟被告，A女才帶到被侵犯的這件事」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20頁反面），則依證人王蓉平前開證述，其係聽聞A女訴說遭被告施以強暴手段性侵，則就被告究有無強制性交A女之待證事實，其亦屬轉述A女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而非證人自己親身之經歷、見聞或體驗，核屬於與A女之證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依前揭說明，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至證人王蓉平於偵查時另證稱：在其擔任A女主管期間，A女有說要盡量避免被告等語（見他字不公開卷第21頁），此固屬證人親身之經歷及見聞，惟前開證人既已證稱，被告與A女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伊不知道等語，則何以A女要避免被告，證人王蓉平既未知悉，自不足僅憑此以補強A女證述之真實性。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方法，並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對B女為強制性交之犯行，且檢察官所舉上開證據，猶有合理之懷疑，尚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心證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上開所指的犯行，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諭知被告無罪，依上說明，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係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孟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朱家蓉提起上訴，檢察官曾鳳鈴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8年8月27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劉壽嵩
法官張育彰法官廖紋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並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江珮菱中華民國108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