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3年上易字第83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3年07月01日
裁判案由：賭博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三年度上易字第八三四號
上訴人臺灣 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訴人即被告丙○○
丁○○乙○○右三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賴彌鼎 律師
林仕訪 律師 林辰彥 律師右上訴人因被告等賭博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一二九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九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六０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被告丙○○、丁○○、乙○○均係犯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常業賭博罪，同時分別審酌被告丙○○、丁○○、乙○○犯罪動機、目的，分別擔任之職務，參與賭博犯罪情節，獲取利益，犯行期間，賭場規模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六月、五月、四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電動機具「七靶射擊台」四台、「超八」三台、「保齡球ＰＫ」四台、「象棋」一台、「競艇」一台（以上機台共含ＩＣ板二十五片）、賭資新台幣二萬二仟二佰元均沒收。另就被告甲○○部分，以不能證明被告甲○○犯有常業賭博罪，而為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丙○○、丁○○、乙○○上訴意旨以：（一）證人 薛文雄 就如何取得賭金二千元，於原審明確證稱未親眼見到被告丁○○交付二千元，僅係看見丁○○站在身後，丁○○並將手放入自己口袋中，即臆測係丁○○交付二千元。況薛文雄於原審亦證稱：「還錢的時候，甲○○與丁○○站在我的後方，甲○○就站在丁○○旁邊和他講話」，被告甲○○亦可能將現金置於薛文雄手中，證人薛文雄所證，顯不足採。（二）證人即警員 黃連成 雖於原審證稱：有一賭客 黃奕勳 在現場對我說遊藝場可以換錢，在店內我有問他們，他們就暗示說有換錢，總共有二位承認，另一位叫 陳國肇 也有承認等語，惟臨檢紀錄表均無此記載，且證人陳國肇亦明確證稱未暗示員警可以換錢。參以現場搜證錄影帶中，並無黃奕勳、陳國肇有暗示可換錢之內容，證人黃連成證稱黃奕勳、陳國肇曾暗示可換錢，顯與事實不符。況證人黃連成負責業務繁多，於原審到庭證述距本件案發之日已隔一年之久，竟仍證稱記憶清晰，實與常情有違。（三）證人黃奕勳、陳國肇於偵查中均明確否認有賭博情事，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及至原審亦均否認有與店員換錢情事，足見證人黃奕勳、陳國肇並無兌換金錢之情形。況證人黃奕勳、陳國肇均主張警詢所供係遭員警恫嚇或詐欺所為，雖原審已傳喚製作筆錄之警員 陳國安 、 杜明賢 到庭結證。惟證人陳國安、杜明賢係有無違法取供之利害關係人，縱有傳喚到庭證述，亦難得實情，自不得逕依證人陳國安、杜明賢所稱，即認證人黃奕勳、陳國肇未遭違法取供。（四）本件臨檢紀錄表係依警員薛文雄陳述現場情形及查獲物品加以記載，業據證人黃連成於原審證述綦詳。而證人薛文雄亦於原審經檢察官詰問時證稱：臨檢紀錄是查獲後，由二組的長官製作。足見該臨檢紀錄表並非當場製作，僅係證人薛文雄之個人報告，該臨檢紀錄表之真實性及可信性，均有可疑，並屬傳聞之文書記載，應無證據能力，自不得據為被告等有交換現金賭博行為之依據。（五）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定有明文。次按警察行使職權，不得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秘密搜集其相關資料，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薛文雄既身為警員，對 上開 規定自應知之甚詳，如知悉他人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在無急迫情狀下，應遴選第三人秘密搜集相關資料，警員薛文雄竟捨此不為，逕行喬裝賭客引誘他人犯罪而取證，衡諸薛文雄違背法定程序之惡意、客觀情節、常業賭博所侵害法益僅為社會善良風俗，並無其他實質危險及實害，自應禁止使用該證據，預防將來違法取證之效果，薛文雄之證言及所製作之報告書，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規定，應無證據能力。縱被告丁○○確有幫薛文雄洗分後，交付二千元給薛文雄，惟薛文雄進入「 福麗 電子遊藝場」（下稱本件遊藝場）把玩機臺，對把玩機臺洗分之行為將使被告等萌生與之賭博財物之犯意，顯有預見，並決意行之，亦屬陷害教唆。（六）警員於製作證人黃奕勳警詢筆錄時，未依規定全程錄音，而係筆錄製作完成後，命證人黃奕勳依筆錄覆誦，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規定，應無證據能力。
三、惟查：（一）證人薛文雄固於原審證稱：未親眼見到被告丁○○交付二千元，僅係看見丁○○站在身後，丁○○並將手放入自己口袋中，因認丁○○將交付金錢，乃將視線離開丁○○而觀察其他客人等語。惟被告甲○○雖自承將二千元交付薛文雄，向薛文雄購買機台上分數，以換取本件遊藝場之奬品等語，然同遭查獲之賭客 蔡木清 、 楊明照 、黃奕勳、 劉聖志 等人均稱不知本件遊藝場機台可洗分兌換奬品，且縱本件遊藝場確有洗分兌換奬品，被告甲○○亦無花費二千元向薛文雄購買二千分，以兌換價值顯不相當之電動牙刷、收音機或香煙等物之理。況被告甲○○於原審亦坦承不知二千分可兌換多少元禮品，被告甲○○竟花費二千元以兌換不知價值之奬品，殊與常情有違。尤以薛文雄僅係向被告丁○○表示離去之意，被告甲○○豈能知悉薛文雄要求洗分係意在兌換現金、奬品，或重開其他機台把玩﹖被告甲○○顯非交付薛文雄二千元之人，業據原審詳載理由依據。則薛文雄既明確證稱向被告丁○○要求洗分、兌換現金，並於收受二千元現金時，後方僅有被告甲○○、丁○○二人，而被告甲○○並非交付薛文雄二千元之人，自係被告丁○○交付無疑。原審依憑證人薛文雄證言，並參酌其他事證，認被告丁○○為交付薛文雄二千元之人，自無違誤。（二）本件臨檢紀錄表係依警員薛文雄陳述現場情形及查獲物品加以記載，固屬九十二年九月一日修正實施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惟證人薛文雄業於原審到庭證稱臨檢紀錄表所載內容屬實，並經被告與辯護人當庭詰問，該臨檢紀錄表應屬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三款所定：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自有證據能力（司法院九十二年八月刑事訴訟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十七號研討意見參照）。被告等指稱本件臨檢紀錄表不得作為證據，尚無可採。（三）本件臨檢紀錄表固無賭客黃奕勳、陳國肇曾向警員黃連成表示本件遊藝場可以積分兌換賭金之記載，證人陳國肇亦於偵查、原審否認曾暗示警員得換錢之事，且現場搜證錄影帶亦無證人黃奕勳、陳國肇暗示可換錢之內容。惟證人黃連成於原審證稱：有一個賭客黃奕勳在現場就有對我說遊藝場可以換錢，我就把他帶至迴龍派出所，由迴龍所的陳國安警員做筆錄。總共有二位承認，另一位叫陳國肇也有承認。在店內時我有問他們，他們就暗示說有換錢，在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他們就明講店內有換錢等語。證人黃連成既於原審到庭作證，所為「賭客黃奕勳、陳國肇曾於現場暗示可以換錢」等證言，自有證據能力。且證人黃連成與被告等素無怨隙，亦無任意為不實證言之必要，所稱應屬可信。被告等指稱，證人黃連成於原審作證時，距本件案發已隔一年之久，證言必然不實，要屬速斷。（四）證人陳國肇、黃奕勳雖於偵審均稱警詢筆錄不實，惟證人即為陳國肇製作警詢筆錄之警員杜明賢於原審證稱：警訊筆錄是一問一答，陳國肇並有當場指認丁○○為兌換現金之人，亦無強暴脅迫或非法取供之事。證人陳國肇於原審亦證稱「在警訊中說贏滿一千分，丁○○就要用賭金一千元換一千分」等語屬實；並經檢察官當庭訊問時復確認「當天拿一千元換錢的就是在庭之丁○○」等情無誤。參以證人陳國肇擁有大學學歷，現猶在大學擔任教職，益見證人陳國肇所稱警詢筆錄內容係警察套話，不足採信。再證人即製作黃奕勳警詢筆錄之陳國安警員於原審亦證稱：警訊筆錄係依黃奕勳陳述記載，黃奕勳並有當場指認被告乙○○為兌換現金之人，亦無強暴脅迫或非法取供之事；證人陳國肇、黃奕勳復均證稱：製作警訊筆錄並未遭員警刑求毆打，顯見警員製作陳國肇、黃奕勳之筆錄並無非法取供之情事，證人陳國肇、黃奕勳於警詢所稱，係於自由意志下陳述，業經查明如前。被告丙○○、丁○○、乙○○上訴，猶指證人陳國肇、黃奕勳警詢係非法取供；原審並僅憑製作筆錄警員之證言，即認證人陳國肇、黃奕勳警詢係自由意志下陳述，要非屬實。（五）本件為警當場查獲之賭客陳國肇、楊明照、 范方鳳 、 劉聖忠 、蔡木清、 詹武夫 、黃奕勳等人，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檢察官係以無法證明黃奕勳等人於本件案發時有洗分兌換現金之行為，並非認定本件遊藝場無賭博事實。再一般電玩業者常有表面經營娛樂機台，暗中卻供客人兌換現金，並僅熟客或知情之人得以為之，致非全部客人均有兌換現金；亦有因未能或尚未贏得分數，而無從兌換現金。本件在場為警查獲之賭客黃奕勳等人，本可能因上開情形，而未有兌換現金之行為。自不得以檢察官未能證明黃奕勳等人有兌換現金之事實，即為被告等人有利之認定。（六）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釣魚」，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方式，使其暴露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辦而言。另所謂「陷害教唆」者，則指行為人原不具犯罪故意，純因司法警察設計教唆，始萌生犯意，進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前者（即「釣魚」），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對於維護公共利益亦有存在必要（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一七四○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警員薛文雄喬裝賭客至本件遊藝場把玩機台，於累積分數至二千分時，向被告丁○○表示欲離去現場，被告丁○○即前來為薛文雄機台洗分二千分後，將二千元交付薛文雄，顯見被告等之遊藝場本已有兌換現金之賭博行為，並非警員薛文雄設計引誘始起意賭博，自非屬「陷害教唆」，亦無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三項：「警察行使職權，不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之規定。況本件係因警局接獲民眾檢舉，認被告等經營之遊藝場涉有賭博罪嫌，乃由警員喬裝賭客進行蒐證，核屬偵查犯罪之技巧，並無違反法定正當程序，對於取締賭博犯罪之公共利益維護亦有必要。被告等指稱本件係警員「陷害教唆」，並有違反正當法定程序，亦無可採。（七）按賭博罪係屬必要共犯，本件警員薛文雄於查獲當日係為取得被告丙○○、丁○○、乙○○等之犯罪證據，並無賭博之真意，固屬實情。然查獲當時在場之陳國肇、黃奕勳二人均自承案發前曾於本件遊藝場洗分換錢，且被告丁○○確有為警員薛文雄洗分兌換現金，被告丙○○、丁○○、乙○○等人顯有從事賭博犯行，陳國肇、黃奕勳等人並為被告等人賭博之對象，警員薛文雄於案發當日不具賭博真意，亦無解於被告等人與陳國肇、黃奕勳間之賭博行為。（八）按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發見實體真實，手段亦須合法正當，以保障人權。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司法警察固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職權，而得詢問犯罪嫌疑人。惟依同法第一百條之二準用同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除有急迫情況，並經記明筆錄者外，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立法目的，在於建立詢問筆錄之公信力，並擔保詢問程序之合法正當，亦即在於擔保犯罪嫌疑人對於詢問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思及筆錄所載內容與陳述相符。則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如違背上開規定，所取得之供述筆錄，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原應審酌司法警察違反該法定程序之主觀意圖、客觀情節，本於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之均衡維護精神，依比例原則，具體認定之（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七二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證人即警員陳國安於原審證稱：賭客黃奕勳的警詢筆錄是我製作的，當時是先做完筆錄再錄音，我對他說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寫，都是照他說的寫等語。則證人黃奕勳警詢筆錄既未經合法錄音，亦非於急迫情況下，固有違上開刑事訴訟法關於錄音之規定。惟警員陳國安既依證人黃奕勳陳述記載，證人黃奕勳於偵查、原審亦均稱未遭警員刑求逼供，並於警詢筆錄親自簽名，且同時為警查獲之被告三人及其他多名賭客均未於警詢坦承有兌換現金之情事，倘本件警員有意詐欺取供，或故意於筆錄為被告等人不利之記載，應無捨被告三人，並僅以證人黃奕勳為對象之理，顯見警員主觀上並無利用規避錄音規定，藉以取得證人黃奕勳不利於被告等人供述之意圖，亦無證據證明證人黃奕勳警詢所稱係非出於自由意志；參以證人黃連成於原審證稱：黃奕勳曾於現場暗示本件遊藝場可以兌換現金，亦足認證人黃奕勳警詢筆錄內容確與事實相符，自應認證人黃奕勳警詢筆錄具有證據能力。（九）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丙○○、丁○○、乙○○上訴，指稱警員指證不實，並有陷害教唆之行為；證人黃奕勳、陳國肇警詢係遭違法取供，亦有未規定錄音等情，否認犯有本件罪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公訴人上訴意旨以：被告甲○○因自認並無證據證明在本件遊藝場任職，為脫免被告丁○○三人罪責，始於偵查、原審坦承於警員薛文雄把玩機台洗分後，將二千元交付薛文雄，原審以查無被告甲○○於本件遊藝場任職之資料，即誤認該二千元係被告丁○○所交付，顯有違誤。再刑法所謂共犯，以有犯意聯絡並從事構成要件行為為要件，本件被告甲○○確有從事賭博兌換現金之行為，自不因形式上是否具有本件遊藝場員工身分而受影響，足見被告甲○○確屬本件常業賭博罪之共犯。又本件遊藝場既屬封閉性質之場所，自無任由不相干之人在場內自行兌換現金之理，本件遊藝場員工竟視若無睹而陪同兌換，亦與常情有違。況被告甲○○如需要購買積分，自行向薛文雄購買即可，而無通知被告丁○○前來之必要，而原審亦認被告甲○○供稱以二千元購買積分以兌換獎品，不足採信，益見被告甲○○所稱以個人身分購買積分與事實不符，被告甲○○應係經本件遊藝場安排，於遭警查獲常業賭博犯行時，出面承擔兌換現金責任之人。被告甲○○與被告丁○○等人顯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另被告甲○○既有交付現金之行為，被告甲○○有無在本件遊藝場任職，即與認定構成要件犯行無涉，原審認被告甲○○所提各項在職證明，認被告甲○○無本件賭博犯行，亦有誤會等語。惟警員薛文雄喬裝賭客，前往本件遊藝場把玩機台，並於機台累積積分至二千分後，由被告丁○○前來洗分，並交付二千元現金；被告甲○○實無可能交付薛文雄二千元。再被告丙○○、丁○○、乙○○始終供稱被告甲○○並非遊藝場員工；證人薛文雄於原審證稱：案發時僅見甲○○在玩機台，不知警方為何移送甲○○是共犯﹖證人即警員黃連成、 丁啟松 、 黃淳民 亦於原審分別證稱：「不太清楚將甲○○帶回派出所時，是賭客還是工作人員；移送時也將甲○○當做是賭客。」、「現場是認定員工只有丙○○、乙○○、丁○○三人。」、「現場帶回來的同事告訴甲○○是賭客，所以我認為他是賭客，帶進來的時候，他就和一般賭客在一起，我就當一般的賭客來訊問。」另現場查獲之賭客陳國肇、楊明照、范方鳳、劉聖忠、蔡木清、詹武夫、黃奕勳，亦均未指認被告甲○○係遊藝場工作人員，參以被告甲○○自八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九十二年三月期間，確任職於興銧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自不得僅以被告甲○○於警詢及偵、審中自白將二千元交付警員薛文雄，資為被告甲○○為本件賭博共犯之唯一依據，業據原審詳載理由依據。被告甲○○既非本件遊藝場員工，並經查明不可能向警員薛文雄換二千元，公訴人亦稱被告甲○○因係為脫免被告三人賭博犯行，始自承代被告丁○○交付薛文雄二千元，益見被告甲○○於偵查、原審中自承以二千元向薛文雄購買二千分為不實。公訴人上訴，猶以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坦承有交付警員薛文雄二千元現金，並由被告丁○○陪同等情，指稱被告甲○○犯有本件賭博罪行，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明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官陳祐輔
法官洪昌宏法官陳國文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蔡棟樑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以賭博為常業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一二九號
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男三十六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住台北縣三重市○○街○○○號之二身分證統一編號：Ｋ一二О二三八二三三號丁○○男三十五歲（民國000年0月0日生）
住台北縣樹林市○○街○段六六之一號四樓身分證統一編號：Ｙ一二ОО一九四六一號乙○○女三十九歲（民國000年0月000日生）
住台北縣○○鄉○○路○段○○○號六樓身分證統一編號：Ｆ二二О八九三О一八號右三人共同賴彌鼎律師選任辯護人林仕訪律師被告甲○○男三十一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縣○○鄉○○路○段一六一之一號四樓之一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右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六０七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丙○○、丁○○、乙○○共同以賭博為常業。丙○○處有期徒刑陸月，丁○○處有期徒刑伍月，乙○○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叁佰元折算壹日。扣案電動機具「七靶射擊台」肆台、「超八」叁台、「保齡球ＰＫ」肆台、「象棋」壹台、「競艇」壹台（以上機台共含ＩＣ板二十五片）、賭資新台幣貳萬貳仟貳佰元，均沒收。
甲○○無罪。
事實
一、丙○○係址設桃園縣○○鄉○○路○段○○○號「福麗電子遊藝場」之負責人，並自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三日起，在該不特定人得任意出入之公眾場所之遊藝場內擺設電動機具「七靶射擊台」四台、「超八」三台、「保齡球ＰＫ」四台、「象棋」一台、「競艇」一台共十三台（ＩＣ板共二十五片），詎竟基於藉賭博營生為業之犯意，自九十一年十月起，以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二萬五千元，僱用亦具犯意聯絡之丁○○在遊藝場擔任現場負責人，另乙○○原以每月薪資二萬三千元受僱於丙○○在該遊藝場之櫃台負責兌換金錢及幫賭客開分之工作（乙○○於九十一年七月起即在上開遊藝場任職），亦自丁○○到任後與丙○○、丁○○基於共同犯意聯絡，共同以遊藝場擺置之上開電動機具與登門把玩機具之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並皆賴此為生。前述機具均採開分方式，依機台性質不同有以二百元開二百四十分，或以一比一或以一比五之比例開分，由賭客與前揭各電動機台依不同玩法任意押注對賭，如押中則依押中之倍數累積積分，若未押中，該次賭資即歸丙○○等人贏取，賭客均得洗分後依原開分比例兌回等值之現金。九十二年一月八日晚間九時五十分許，警員薛文雄接獲民眾檢舉而喬裝賭客前去該遊藝場，共以一千元之代價，由丁○○為其在「七靶射擊台」機台開分一千分供其把玩。嗣當晚十一時三十分許， 薛員 所把玩之機台分數已累積二千分時，即向丁○○表示欲離去，丁○○隨即走上前並為其機台洗分二千分後，旋將應兌回之賭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薛員即表明身分並通知在外埋伏守候之員警而偕同查獲丁○○、乙○○， 暨斯時 在上址遊藝場內賭玩機台之甲○○（另為無罪之諭知，詳如後述）、陳國肇、楊明照、范方鳳、劉聖忠、蔡木清、詹武夫、黃奕勳（以上均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扣得當場賭博之器具「七靶射擊台」四台、「超八」三台、「保齡球ＰＫ」四台、「象棋」一台、「競艇」一台共十三台（ＩＣ板共二十五片），及在櫃台內及丁○○身上查得該遊藝場內因賭博所贏取兼備供兌換之賭資共二萬零二百元及甫兌予警員薛文雄之賭資二千元。
二、案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請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坦承其為福麗電子遊藝場之負責人，並僱用丁○○及乙○○之事實，被告丁○○坦承自九十一年十月起受僱於丙○○，在該遊藝場擔任現場負責人之事實，被告乙○○坦承自九十一年七月起受僱於丙○○，在該遊藝場幫客人兌換硬幣，及幫客人開分之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右開犯行，被告丙○○辯稱：伊從八十五年七月三日開始營業，丁○○是負責現場的掌控及處理相關事情，伊不在事情就由他決定，乙○○是協助丁○○，主要是在換代幣，店內不能洗分換錢，只能換二千元以下奬品云云。被告丁○○辯稱：伊在遊藝場擔任開分員，負責代幣卡住要排除，幫客人開分、換銅板，如果客人玩完，客人給伊看他機台的分數，伊再到櫃台將分數轉換成點數卡給客人，店裡不能洗分換現金，當天喬裝員警洗分二千分後，是客人甲○○以二千元向他買分數，員警離開，甲○○就坐下去玩，伊並未換錢給喬裝員警云云。被告乙○○辯稱：伊在遊藝場擔任櫃台，負責兌換十元硬幣及幫客人排除機台故障等情事，不知道店裡可洗分換現金云云。經查：
（一）被告右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當日為警查獲在上開遊藝場內把玩機台之賭客陳國肇及黃奕勳於警訊時證述明確，證人陳國肇證稱：「我在福麗遊藝場內玩的是ＰＫ電玩是由男客員丁○○開分，我一次付二百元，開分二百四十分，共開了三次分付了六百元，我是當日晚上十時進入福麗遊樂場。我在把玩ＰＫ電玩時每贏滿一千元，男店員丁○○要兌換賭金一千元換新台幣一千元給我，但我不要繼續重新開分繼續把玩，男店員丁○○要兌換賭金一千換我ＰＫ電玩分數兩次，我都要求再開分重玩。我在福麗遊樂場把玩ＰＫ電玩，在不玩時電玩內如有分數可以兌換現金帶走，我最近一次在福麗遊樂場內玩ＰＫ電玩是在三星期前，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我玩的ＰＫ電玩內尚有八百分，向店員兌換八百元」等語（見偵查卷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證人黃奕勳證稱：「九十二年一月八日我當時玩象棋機台，以一比五的倍數開分。向櫃台乙○○開分玩電玩。玩完電玩所贏分數直接叫櫃台來洗分，以一比五的倍數洗分，可以兌換現金。我今天洗八千分，向乙○○兌換現金，共兌換現金一千六百元」等語（見偵查卷第六十三至六十四頁）。核與證人即同時查獲本案之員警黃連成組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一個賭客黃奕勳在現場就有對我說遊藝場可以換錢，我就把他帶至迴龍派出所，由迴龍所的陳國安警員做筆錄。總共有二位承認，另一位叫陳國肇也有承認。在店內時我有問他們，他們就暗示說有換錢，在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他們就明講店內有換錢」等語（見本院九十三年一月六日審判筆錄）相符。
（二）又證人即九十二年一月八日晚間九時五十分許喬裝賭客至上開遊藝場把玩而查獲本件之員警薛文雄於偵查中證稱：「我進入電子遊藝場，我玩了二千分，就要求丁○○洗分，他確認分數後，就站在我後面，先做完洗分之動作，我當時將手放在機台上，並轉頭注意現場其他賭客之位置，等我轉頭回來，丁○○就將二千元疊在我手上。是丁○○過來幫我洗分，而且手上有拿錢，當時他有與旁邊的一名男子交談，我直覺是丁○○拿給我的。洗分是丁○○幫我洗」等語（見偵查卷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頁、第一二四頁反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是接獲民眾檢舉，經過二組組長派我們前往，要我喬裝賭客，：：我進入後先玩七靶射擊，由店員丁○○來幫我開分，我玩了一個多鐘頭，一次用五百元開五百分，總共開二次，我玩到分數累積到二千分時，我請店員丁○○過來，我說我要離開，丁○○就在機台上洗分，之後丁○○把手伸到口袋去，我想說他會拿錢給我，我就看一下其他賭客的位置， 陳裕芳 就直接把二千元交到我的手上，之後我就用手機跟在外面埋伏的同事連絡，很快我們同事就進來了。
。（兌換給你的二千元是從何人的身上拿出來的？）丁○○，因為他有把手伸進口袋的動作。」、「丁○○是走來走去的，只是我要洗分時我回頭對丁○○說我要走了，他就走過來，先確認我機台上的分數，這時我還沒有看到甲○○，他壓機台上的一個按鈕，將分數歸零，丁○○接著就將手插進褲袋，我就按我上衣口袋中的手機通知外面的同仁，開始注意場內其他人的相關位置，然後二千元就直接放在我的手中，因為我的手搭在機台上，有二千元就在我手中了，我就回頭看，丁○○就站在我的右後方了，甲○○就站在他旁邊跟他講話」、「（除了丁○○外，有無其他人可能把錢放在你的手中？）不可能」等語屬實（見本院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審判筆錄），亦核與前開證人黃奕勳及陳國肇證述前開遊藝場確有洗分換錢之賭博犯行相符，此外並有臨檢紀錄表一份、薛文雄警員之報告書一份、現場查獲照片十九幀存卷可佐，足徵證人陳國肇及黃奕勳於警訊中所證上開情節屬實，胥值採信。
（三）被告丁○○辯稱伊並未拿二千元給薛文雄，是甲○○拿二千元給喬裝員警為了要買下他機台的分數云云。但查，薛文雄員警喬裝賭客至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由被告丁○○共為其開分一千分，迨薛員把玩之機台累積積分至二千分後，乃向丁○○表示欲離去，丁○○隨即為其將機台洗分二千分後，即見丁○○將手伸進口袋內，未幾即將兌回之賭資二千元放至其手上等情，已如薛文雄證述如前，被告丁○○辯稱伊並未拿二千元予薛文雄云云，自不足採信。被告甲○○雖附和丁○○之詞供稱：係伊將二千元拿給薛文雄，為了向他買機台上之分數以換取該遊藝場之奬品云云。然觀諸為警查獲在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之客人蔡木清、楊明照、黃奕勳、劉聖志於警偵訊時，及證人范方鳳於警訊時均證稱不知道該遊藝場之機台可洗分兌換奬品等語（見偵查卷第四十、一一一、一一三頁），顯與被告甲○○所稱可將機台之分數兌換奬品云云不符，所辯已難輕信。而證人范方鳳於偵查中固又附和被告丁○○等人改稱：四百分可換一條黃色長壽煙，可換之奬品有電動牙刷、收音機、香煙云云（偵查卷第一一０反面），與其前所證不知道該遊藝場可換奬品等情不符，所證亦難遽信。且縱認上開遊藝場確有供人洗分換奬品之情，惟質之證人范方鳳所稱上開遊藝場內可供兌換之前開奬品種類，均非價值甚高之物，衡情被告甲○○實無花費二千元之代價向喬裝員警薛文雄購買其機台上之二千分，僅為換取店內之電動牙刷、收音機或香煙等價值顯不相當之物之理。而況，被告甲○○復自承伊不知道二千分可換多少元的禮品等語（見本院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審判筆錄），則其何須冒然以二千元向薛員買機台之二千分，卻不知花費二千元可兌換何種奬品？由此更顯被告甲○○所辯伊以二千元向薛文雄買機台之分數係為換奬品情節之無稽。再者，薛文雄在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向丁○○表示欲離去，即未再作何表示，丁○○隨即前來為其機台洗分二千分，被告甲○○既未向薛員表示願以二千元向其購買以取得機台內之分數之意，薛員亦未作願將機台分數出售之意，業據證人薛文雄於偵查中證述屬實（偵查卷第一二五頁反面），據此，被告甲○○又如何得知薛員要丁○○為其機台洗分，係要將分數兌成現金或係要自行向店家兌換奬品，甚或以積分重開另一機台把玩？被告甲○○逕將二千元交付予薛員此舉，顯有違常情。綜析上情觀之，被告甲○○供稱係伊用二千元買下薛文雄所把玩機台之分數，以兌換遊藝場內之奬品云云，顯與事實相違，殊難憑採。公訴人亦認係被告甲○○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警員，亦有未洽。本院綜合上開證人黃奕勳、陳國肇前開證述情節，佐以證人薛文雄查獲本件經過之情，相互參證，可認右揭證人黃奕勳、陳國肇、薛文雄前揭陳述胥實，殊值採信。據而可徵，上開遊藝場確有以機台之積分經洗分後兌換現金之賭博情事，灼然至明。被告丙○○、丁○○、乙○○等人上開所辯各節，核屬卸責之詞，均無足採。
（四）證人陳國肇、黃奕勳嗣後雖於偵審中翻異前詞，而附和被告改稱警訊筆錄不實在，並未在上開遊藝場洗分兌換現金之情事云云。惟查，證人即查獲本案後為陳國肇製作警訊筆錄之員警杜明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訊筆錄是我一問一答，我都照他講的記，而且有全程錄音，他講什麼，我就記什麼。陳國肇說是由男店員開分的，我有在派出所請他當場指認是那一個人，他就指是丁○○，我才把丁○○的名字記下去的。沒有對證人為強暴脅迫或違反其意願非法取供。可能是筆錄漏了記載有請他指認這個動作」等語明確（見本院九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審判筆錄），且證人陳國肇經本院再次訊問時，就「伊在警訊中說贏滿一千分，丁○○就要用賭金一千元換一千分，但因伊不要即重新開分繼續玩」等情已坦認係事實，且經檢察官當庭訊問之結果，復再確認「當天拿一千元換錢的就是在庭之丁○○」等情不諱（見本院同上審判筆錄），依上情觀之，陳國肇嗣後否認警訊筆錄內容不實在云云，已難採信。況以證人陳國肇擁有大學學歷且現猶在大學擔任教職，業據其證述在卷，足見陳國肇非但在社會具有相當之地位，其本身亦具相當之智識程度無疑，陳國肇所稱伊因為第一次上警局心裡很害怕，所以警訊筆錄內容係警察套他的話才如此回答並記載云云，實難採信。再者，證人即製作黃奕勳警訊筆錄之陳國安警員於本院審理時亦證述黃奕勳警訊筆錄係先做完筆錄再錄音，黃奕勳怎麼說就怎麼記載，並沒有兇他，亦無表示不承認有換錢就不寫，有當場經黃奕勳指認換錢的對象即是乙○○，乙○○也在場等語（見本院九十三年一月六日審判筆錄）詳確，陳國肇及黃奕勳復均證稱製作警訊筆錄時並未遭員警刑求毆打，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警員於製作陳國肇及黃奕勳之筆錄時有何非法取供情事，由此益徵證人陳國肇及黃奕勳於警訊時所述之情節，係出於其等自由意志所陳述，應可信實。證人陳國肇及黃奕勳事後改稱之詞，顯係為卸免己責（在偵查中尚未經不起訴處分前均以被告之身分應訊）兼迴護被告之詞，殊難採信。至為警當場在上開遊藝場查獲把玩機台之客人陳國肇、楊明照、范方鳳、劉聖忠、蔡木清、詹武夫、黃奕勳等人，雖均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查檢察官係以並無證據足認上開等人在警方查獲本件同時已有洗分兌換現金之情事，難認上開等人於查獲當時有賭博犯行，而予以不起訴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並非認上開遊藝場即無供賭客洗分兌換現金情事。再衡之電玩業者時有表面上經營娛樂機台，暗中提供客人兌換現金，而業者為免遭警查緝，自不敢明目張膽向顧客大肆宣傳可兌換現金，僅對熟客或了瞭內情之顧客請求時給予兌換現金之機會，對初次把玩或不知內情之客人則不主動告知，降低遭查獲之風險，此由上開等人中僅黃奕勳及陳國肇於事前即得悉該遊藝場可供人洗分兌換金錢一節即可推知。是認陳國肇、楊明照、范方鳳、劉聖忠、蔡木清、詹武夫、黃奕勳等人縱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等人之認定。
（五）又被告丙○○、丁○○、乙○○之共同選任辯護人辯護意旨略稱：警察喬裝賭客已明顯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權衡警察機關違背法定程序之主觀意圖嚴重及常業賭博所侵害之法益僅為社會善良風俗而無其他危及實害，是認薛文雄所製作之報告及證言無證據能力；證人黃奕勳及陳國肇之警訊筆錄均屬被告以人於審判外陳述，而無證據能力，且檢察官未就其二人警訊筆錄有何特別可信性及必要性舉證證明，應認黃奕勳及陳國肇二人警訊筆錄內容非真意，而無證據能力；又賭博罪為對立共犯，須有對立之共犯存在，且二者均具有賭博之犯意，始足該當賭博罪，本件證人薛文雄自始及欠缺賭博之犯意，是在欠缺對立共犯情形下，不該當賭博罪之構成要件云云。經查：
⑴本件員警薛文雄喬裝賭客至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迨機台累積積分至二千分時
，向丁○○表示欲離去，即未再作何表示，被告丁○○即前來為薛員之機台洗分二千分後，隨即將二千元交付予薛員，已如前述，是上開遊藝場本即已有洗分換錢以資賭博之經營手法，薛員縱無與該遊藝場擺放之機台對賭之真意，惟被告等人原即具有以洗分換錢憑以賭博為業之意及從事賭博為業，初非警調人員所造意，自與學理上所謂之「陷害教唆」有間。而觀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布，同年十二月一日施行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三項固明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亦僅在禁止警察機關採行「陷害教唆」作為刑案偵查之手段，是依前述，本件薛員喬裝賭客至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之舉，僅係令該店原即以之為業之賭博犯行畢露而已，與「陷害教唆」之情形迥不相同。再者，本件係因員警接獲民眾檢舉始由警方發動以喬裝賭客之方式進行查緝，足見警察機關係先掌握線報而懷疑該店涉有賭博罪嫌，其偵查對象已甚明確，並非漫無目的，且警方亦確因喬裝賭客進而查獲被告等人之賭博犯行，益見其發動偵查之正當性，並無違背法定程序之處，更與賭博罪所侵害之法益是否重大無涉。辯護意旨稱本件警察機關因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三項之法定程序嚴重及賭博罪所侵害之法益非重大，而認薛文雄所製作之報告書及證言無證據能力云云，尚有誤會。
⑵證人黃奕勳及陳國肇雖於偵審中翻異前詞，以致其等有前後證述不一之情形，
然查本院綜合證人薛文雄、黃連成、杜明賢及陳國安警員上開證述內容，及上述各客觀情狀，相互佐參，已可憑認證人黃奕勳及陳國肇於警訊時所陳屬實，胥值採信（詳上開理由四所述），是認其等縱有陳述前後不一之瑕疵，然其事後翻異之詞應可認係意在迴護他人並卸免己責之詞，尚難據此即認黃奕勳、陳國肇二人於警訊時所陳即為虛妄而無證據能力。
⑶又賭博罪固屬必要共犯，惟查獲當時在場之陳國肇、黃奕勳等人皆曾在上開遊
藝場洗分換錢而為該店方人員之賭博對象，被告等人確有賭博犯行無訛，是縱警員薛員在查獲當日係為取證內心不具賭博之真意，亦無從據此即謂被告等人係欠缺賭博對象而不成立賭博罪。綜右所述，辯護意旨所列上開各點洵非的論，均不足資為對被告等人有利之認定。
（六）另查，被告丁○○自九十一年十月起始受僱於被告丙○○，在上開遊藝場擔任現場負責人，而本件經薛員喬裝賭客於九十二年一月八日晚間至該遊藝場把玩機台累積分數至二千分後，薛員僅向丁○○表示欲離去之意要洗分，未再作何表示，被告丁○○隨即在為薛員洗分後，即兌回等值之二千元予薛員，均見前述，上開諸情，具徵被告丁○○自任職上開福麗遊藝場起，洗分換錢憑以賭博即為該遊藝場採行之經營方式，始為如此嫻熟此情，由此亦可推知該店負責人丙○○及乙○○皆已心存賭博之念甚明。再參之證人陳國肇於警訊時證稱最近一次在福麗遊藝場把玩機台是在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玩的ＰＫ電玩內尚有八百分，向店員兌換八百元等語，證人黃奕勳於警訊時證稱九十二年一月八日晚間十八時三十分進入福麗遊藝場，今天洗八千分，向乙○○兌換現金一千六百元等語，僅能證明陳國肇及黃奕勳均係在被告丁○○任職後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九十二年一月八日在上開遊藝場確有洗分兌換金錢之賭博情事，除此而外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自八十五年七月三日經營前揭遊藝場起至九十一年十月僱用丁○○任職前，該遊藝場即有供賭客洗分兌換現金之情，是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被告丙○○、丁○○、乙○○係自丁○○於九十一年十月起受僱於該遊藝場後始有洗分換錢憑以賭博之行為。
（七）末查被告丙○○擺設之電動機具多達十三台，並僱用丁○○、乙○○等人，分任現場負責人及開分員等職，依其所擺設電動機具之台數及僱用之人數，足見經營規模非小，而丁○○、乙○○則受僱在該店擔任專職人員，按月領取薪資，據此足認渠等確係賴該賭博電玩店而謀生，均以賭博為常業，且被告丙○○、丁○○、乙○○間，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事實甚明。綜述，本件事證已明，被告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丙○○、丁○○、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之常業賭博罪。被告丙○○、丁○○、乙○○自九十一年十月起就上開賭博犯行，有犯意連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公訴人認被告三人均自八十五年七月三日至九十一年十月丙○○僱用丁○○前之期間即基於共同賭博之犯意聯絡，並以之為常業，而認被告三人此部分亦涉常業賭博罪嫌，然依前述，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三人自上開期日即有常業賭博之犯行（詳前開理由一（六）所述），公訴人認被告均涉有此部犯行即有未合，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之常業賭博罪間為實質上一罪，屬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爰審酌被告等人各犯罪動機、目的，分別擔任之職務，參與實施賭博犯罪情節之輕重，所能獲取收益之多寡，所犯賭博犯行期間僅四月餘，期間非長，賭場規模，所擺設電動玩具之台數，及渠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扣案插電營業中之電動機具「七靶射擊台」四台、「超八」三台、「保齡球ＰＫ」四台、「象棋」一台、「競艇」一台（ＩＣ板共二十五片），為當場賭博之器具，應依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宣告沒收。又扣案現金二萬二千二百元，其中一萬一千九百元係在櫃台查獲，其中八千三百元係在丁○○身上所查獲，業據被告丁○○及乙○○證述在卷，而丁○○既擔任上開遊藝場之現場負責人，且在現場為賭客兌換現金，是認上開扣案現金共二萬零二百元，均係在兌換籌碼處所查獲之財物，亦應依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宣告沒收。其餘扣案二千元係警員薛文雄向被告丁○○所兌得，然因薛員既意在取證，本身顯乏賭博及取得該二千元所有權之真意，認該二千元仍係被告丁○○所有，且係供其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併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一張為營業者必須申辦及持有之證照，此純係依行政規定所為，尚難認係意在供本件賭博犯罪所用，於法自不得諭知沒收。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與被告丙○○、丁○○、乙○○基於共同賭博之犯意聯絡，在上開遊藝場負責洗分並交付現金予賭客。迨九十二年一月八日二十一時五十分許，員警薛文雄喬裝賭客進入該遊藝場內，以一千元之代價向丁○○開一千分把玩「七靶射擊台」，約二十三時三十分許，員警薛文雄贏得二千分，遂要求丁○○兌換現金，詎丁○○竟夥同甲○○在機台旁確認上開分數為二千分後，即由甲○○取出現金二千元交予薛文雄，薛文雄即聯絡在外待命員警進入店內而查獲。因認被告甲○○亦涉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之常業賭博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右揭犯罪，係以員警薛文雄指認其向丁○○表明兌換之意，丁○○即偕同 王秀 前來確認員警機台上之分數，再由甲○○將現金二千元交付員警始查獲，核與被告丁○○、甲○○供述情節相符，及扣案賭博電玩機台十三台、賭資二萬二千二百元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右開犯行，辯稱：伊不是遊藝場的員工，只是去玩的客人，伊是主動拿二千元跟喬裝員警玩的機台買二千分，因為那個分數可以換奬品或七星的香菸五條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分別有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第三一０五號、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入六號判例可資參照。
四、經查：
（一）薛文雄員警喬裝賭客，於右開時、地，至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由被告丁○○共為其開分一千分，迨薛員把玩之機台累積積分至二千分後，乃向丁○○表示欲離去，丁○○隨即為其將機台洗分二千分後，即見丁○○將手伸進口袋內，未幾即將兌回之賭資二千元放至其手上等情，已據證人薛文雄證述如前，且依前開所述各節，被告甲○○實無給付二千元予薛文雄警員之可能及必要，是認證人薛文雄所證係被告丁○○在為其洗分二千分後，即交付等值之二千元賭資至其手上等情屬實。至被告丁○○辯稱係甲○○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為了向薛員買機台上的分數云云，顯係為卸免己責之詞，自不足採。從而，公訴人認係被告甲○○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一節，尚有誤會。則被告甲○○既未交付二千元予喬裝賭客之薛文雄警員，再參諸同案被告丙○○、丁○○、乙○○於警偵審中均供稱甲○○並非遊藝場內之員工等情，依此，被告甲○○是否確為上開遊藝場內之員工，而與被告丙○○、丁○○、乙○○等人就上開賭博犯行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仍屬有疑，尚難僅憑被告甲○○有在上開遊藝場同時為警查獲，及其自承有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警員之情，即遽採為認定被告甲○○有常業賭博情事之積極證據。
（二）又查，證人薛文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不知道警方為何移送被告甲○○是共犯，伊只負責抓及負責打報告。當天剛進去時有看到甲○○，他坐在機台前面玩，後來我開始玩後，就沒有注意他在做什麼」等語（見本院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審判筆錄），證人黃連成警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知道有甲○○這個人，但是不知道他是誰」、「（將甲○○帶回派出所時，你們認為是賭客還是工作人員？）不太清楚」、「（你們移送他時也將甲○○當做是賭客）是的」等語（見本院九十三年一月六日、二月十七日審判筆錄），證人丁啟松警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現場是否認定員工只有三人？）是的，丙○○是名義上負責人，乙○○是櫃台，丁○○是薛文雄講換錢給他的現場負責人，所以認定與遊藝場有關的是這三個人，他們三人在現場也都有承認」等語（見本院九十三年一月六日審判筆錄），證人即為甲○○製作警訊筆錄之員警黃淳民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現場帶回來的同事告訴我他是賭客，所以我認為他是賭客」、「（你製作筆錄時，有無其他人指示你甲○○是賭客還是工作人員？）沒有。（為何你把他做賭客處理？）因為帶進來的時候，他就和一般賭客在一起，我就當一般的賭客來訊問，也沒有其他的警察同仁跟我說他現場有換錢」等語（見本院九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審判筆錄）在卷。觀諸上開證人所述情節可知，其等對被告甲○○是否受僱於被告丙○○而在前開遊藝場任職一節，未能如同時查獲之被告丙○○、丁○○、乙○○等人明確，再觀諸曾去過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二、三次之陳國肇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指認被告四人，亦僅能指證被告丁○○及乙○○為上開遊藝場內之員工（見本院九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審判筆錄），另其他同時為警查獲在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之客人楊明照、范方鳳、劉聖忠、蔡木清、詹武夫、黃奕勳，亦均未指認被告甲○○在上開遊藝場擔任何職務，而衡之證人陳國肇、楊明照、范方鳳、劉聖忠、蔡木清、詹武夫、黃奕勳等人僅係單純在上開遊藝場把玩機台之客人，且無證據足認上開證人與被告等人間有何親誼或嫌隙而有為不實陳述之可能，是認上開證人所述應堪信實。則綜合上情，警方前往上開遊藝場查緝所涉賭博情事時，並未能同時查獲被告甲○○在該遊藝場擔任何職務，抑且，同時在該遊藝場把玩機台之客人陳國肇等人亦未有何人能指認被告甲○○在該遊藝場負責何事等情，被告丙○○、丁○○、乙○○復均供稱被告甲○○並非遊藝場內之員工等語，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確受僱在上開遊藝場擔任何職務，而與被告丙○○、丁○○、 李秀 等人就上開常業賭博犯行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尚難遽以被告甲○○於右開時地同時為警查獲及其自承有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警員之供證，即認其與其餘被告等人所犯之常業賭博罪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可言。縱認被告甲○○於偵審中自承在薛文雄警員機台洗分二千分後，係伊將二千元交付予薛文雄云云之舉，令人匪夷（實則交付二千元予薛員者是被告丁○○，已如前述），然在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甲○○確有如公訴人所指有受僱於丙○○在福麗遊藝場擔任洗分及交付現金予賭客之工作，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三）至扣案之電動機具「七靶射擊台」四台、「超八」三台、「保齡球ＰＫ」四台、「象棋」一台、「競艇」一台共十三台（ＩＣ板共二十五片），及在櫃台內及丁○○身上查得該遊藝場內因賭博所贏取兼備供兌換之賭資共二萬零二百元及甫兌予警員薛文雄之賭資二千元，僅得證明上開遊藝場有以洗分換錢之賭博犯行，與被告甲○○是否即在上開遊藝場擔任職務欠缺關連性，據此，上開扣押之物，亦難作為不利被告甲○○事實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上開證據方法尚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本院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甲○○之認定，再參諸被告甲○○自八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九十二年三月期間，確有在興銧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亦據其提出員工在職證明書、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保險對象投保異動清冊在卷可稽，是認被告甲○○否認伊為福麗遊藝場之員工之辯解應可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甲○○有何公訴人所指之賭博犯行，揆諸首開法條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諭知被告甲○○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和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九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孫惠琳
法官賴淑美法官林惠霞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陳恩如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附本件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以賭博為常業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