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66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5年03月17日
裁判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五年度台上字第六六二號上訴人吳 宗禧 選任辯護人 柯士斌 律師上訴人 郭伍澄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 律師上訴人 簡清河 選任辯護人 邱群傑 律師上訴人 林瑞典 選任辯護人 施嘉鎮 律師上訴人 吳宗航
蕭辰霖 賴建州 吳建華 郭守逸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四年三月四日第二審判決（一○三年度上訴字第二九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一年度偵字第九九六、一四二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 吳宗禧 上訴意旨略稱：㈠、吳宗禧前無犯罪紀錄，復係從事正當之金紙香業，並以陣頭活動維生，原判決認定吳宗禧為松聯幫成員，除以吳宗禧之供述，及證人Cl（姓名及年籍均詳卷）片面之陳述為證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佐，已嫌理由不備。又原判決雖認吳宗禧於民國九十八年間，在松聯幫 松德堂 轄下成立犯罪組織兩儀會，然依卷附照片、錄影光碟、網路資料顯示，兩儀會乃宗教活動「八家將」之陣頭，另經原審向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函詢結果，亦無法證明松聯幫轄下確設有松德堂，再由網路查得之資料記載，松聯幫轄下並無松德堂或德堂之組織，是兩儀會究係以何形式隸屬於松聯幫或松德堂之下？其幫規為何？內部成員之隸屬結構關係如何？該會成員有無經過特定之儀式入會？該會是否為具有常習性、組織性，且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均無證據可憑，至證人 蔡思瑩 、 王美齡 （已判刑確定）及上訴人吳宗航、郭伍澄、賴建州、吳建華、郭守逸、林瑞典之陳述，皆屬空泛或個人主觀之認知，復僅能證明有兩儀會陣頭存在而已，原判決卻援為不利於吳宗禧認定之依據，顯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誤。㈡、原判決認定吳宗禧係兩儀會之會長，並得升為松德堂堂主等情，亦係僅憑吳宗禧在電話中向酒店幹部蔡思瑩之陳述為證，但其真實性如何？並無資料可佐，且在風月場所，胡亂吹噓不實之事者，乃社會上所習見，豈能認為真正，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亦已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㈢、原判決只憑吳宗禧撥打電話通知兩儀會所屬成員前往新北市○○區○○路「璽筵國際宴會廳」參加喝春酒之通訊監察譯文，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函表示「經刑事警察局第四大隊第二隊李隊長 泱輯 表示，當時僅該局反黑科接獲上開情資」等語，即遽認吳宗航負責兩儀會與松德堂間之聯繫，並就近代表吳宗禧處理兩儀會會務，及吳宗禧對內、對外皆以松聯幫松德堂份子自居，且於一○一年二月四日率兩儀會成員吳宗航等人，參加松聯幫在「璽筵國際宴會廳」所舉辦之春酒聚會（下稱松聯幫春酒聚會）等事實，然究竟有無前開聚會？若有，該聚會是否確係松聯幫所舉辦？吳宗航等人究否均以該幫派之成員身分參加，或係受綽號「 牛角 」、「 德哥 」之友人邀請而前往作客？原審未再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反黑科查證或作其他調查，即遽為前揭事實之認定；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有事實足認被害人或證人有受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報復行為之虞者，法院、檢察機關得依被害人或證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拒絕被告與之對質、詰問……」，而A1、A2（姓名及年籍均詳卷）乃吳宗禧等人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之證人，故其等關於吳宗禧等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之證述，依法仍應到庭接受吳宗禧等人之詰問，始得作為各該犯罪之判斷依據，原審在無具體事實足證A1、A2有受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報復行為之虞時，即援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前開規定，逕認吳宗禧之原審辯護人聲請傳喚A1、A2到庭詰問一節，核無必要，而未予傳喚、拘提，且就本件吳宗禧所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引用Al、A2於偵查時之證述，作為論罪之憑據，即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悖於證據法則之違法。㈣、本案吳宗禧借予他人之款項，皆屬其個人之私款，此有存摺紀錄可稽，且其僅借款予寥寥數人，出借之金額又小，原判決徒以同案被告郭守逸於偵查中之片面供述，即率認吳宗禧經營重利所得，皆供作幫派堂口之經費，殊嫌理由欠備。㈤、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吳宗禧於交付本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散彈槍一支及散彈四顆（下稱本案槍、彈）予上訴人簡清河時，應與簡清河具有共同為他人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論其二人以該罪之共同正犯；另郭伍澄係向吳宗航借取本案槍、彈而非法持有之，隨後又將該槍、彈轉交予林瑞典寄藏，嗣復取回該槍、彈，故郭伍澄與林瑞典就前開犯行亦應屬共同正犯。原判決卻分別論吳宗禧、簡清河、林瑞典以非法寄藏槍、彈罪，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其餘上訴意旨係對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刑法第三百零四條強制罪及同法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一項重利罪部分為指摘）云云。郭伍澄上訴意旨略稱：㈠、證人王美齡、郭守逸、吳宗禧於偵查中之陳述，檢察官並未踐行命各該證人具結及使郭伍澄有詰問各該證人之機會，則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各該陳述應均無證據能力，原判決猶資為認定兩儀會係屬犯罪組織之基礎，顯已違背證據法則。㈡、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下稱海山分局）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新北警海刑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海山分局第0000000000號函）已表示並無資料顯示兩儀會屬犯罪組織，原判決對此有利於郭伍澄之證據不予採信，復未說明，亦嫌理由不備。㈢、依吳宗禧之證述，其於對外討債或以電話與人聯絡時，均自稱係松聯幫成員，未曾提及兩儀會，故依吳宗禧之證述，尚不足以證明松聯幫與兩儀會間具有上下從屬關係，原審卻援引吳宗禧之前開證述，作為認定兩儀會係隸屬於松聯幫松德堂之犯罪組織之依據，洵已違背論理法則。㈣、原判決雖引用王美齡、吳宗禧、吳宗航、吳建華於偵、審中之證述，作為認定兩儀會係屬犯罪組織之依據，惟依各該證述之內容，僅能佐證吳宗禧確有成立兩儀會館及郭伍澄係兩儀會成員之事實，無從憑以證明兩儀會確屬松聯幫松德堂之組織；又原判決係依郭守逸於偵查時之證述，據以認定吳宗禧經營地下錢莊所取得之利息，係供作兩儀會堂口之經費，及該會應為犯罪組織等事實，然其餘同案被告卻均證稱兩儀會所需費用，係由廟方支付，郭守逸上開證述復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原判決猶為前開事實之認定，尚難謂為適法。㈤、郭伍澄等人於原審曾提出「官將首」、「八家將」等錄影光碟及相片圖檔，俾作為兩儀會僅從事廟會陣頭演出工作而非犯罪組織之證據，上開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亦顯示郭伍澄等人確有參與廟會陣頭之演出，觀諸前揭相片圖檔，並可得知兩儀會係屬為廟會活動而成立之民俗陣頭團體，郭伍澄等人又主張其等或在公司上班，或有正當工作，並非犯罪組織之成員，原判決對此有利證據，未說明不予採納之理由，並屬理由不備。㈥、原審曾函刑事警察局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請查明：松聯幫是否為犯罪組織、該幫派有無設置松德堂、松德堂主要成員為何及轄下有何分支等事項，嗣經警政署函覆稱：「本署所蒐集之不良幫派組合與其成員等資料，依函頒『不良幫派組合調查處理實施要點』（下稱實施要點），僅供警察機關內部犯罪偵防作為運用或參考，不便對外提供等語……。」然觀諸實施要點規定，可知有關松聯幫之調查資料係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彙辦，且如有關單位要求提供調查資料時，應予審慎評估，是原審向前揭機關函查，已有違誤，而原審於收受上開覆函後，非但未將該函提示予當事人及辯護人表示意見，復未再函請警政署，俾查明實施要點所稱「有關單位」是否包括司法機關在內，並請求提供前揭函詢資料，即率認吳宗禧為松聯幫成員及松聯幫松德堂有於九十八年間在轄下成立兩儀會之犯罪組織等情；又依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記載及相關證人之證言，除吳宗禧外，吳宗航、郭伍澄、蕭辰霖、賴建州、吳建華、郭守逸等人（下稱吳宗航等六人）均未曾提及其等係隸屬於松聯幫或松德堂，倘吳宗航等六人確均屬松聯幫或松德堂之成員，何以會有如此表現？足見吳宗航等六人皆僅認自己係屬兩儀會陣頭之成員，原審未予究明，自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㈦、郭伍澄係因故與案外人 林宗毅 、 郭健良 發生誤會，林宗毅、郭健良不斷放話欲危害郭伍澄之生命安全，郭伍澄雖曾向警方請求保護，但迄無結果，致一時思慮欠周，始向他人借取本案槍、彈，惟僅持有該槍、彈約六日，復未持以對林宗毅、郭健良挑釁或危害社會安寧，並於偵、審中坦承此部分犯行，原判決就郭伍澄此部分所為，猶量處有期徒刑三年，較諸林宗毅於另案涉犯持用槍、彈殺人未遂之犯行，卻僅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十月，顯有情輕法重及違反比例原則情事，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況郭伍澄具有正當職業，又已結婚生子，原審未詳究此情，未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且未加說明，實有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誤云云。簡清河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理由雖謂：槍、彈係屬警方嚴予查緝之違禁物，吳宗禧以電話與簡清河聯絡之初，雖未敢言明吳宗航欲寄放槍、彈之事，惟嗣其與簡清河見面時，豈有不告知簡清河此情，俾免簡清河疏於注意，致槍、彈遭他人竊取或為警查獲之理，且吳宗禧實際交予簡清河之物，既非其先前在電話中所稱之「水果」，簡清河豈會不加查問等語，但其事實欄對吳宗禧於前開與簡清河見面時，究有無將吳宗航欲寄藏本案槍、彈之事告知簡清河及簡清河是否詢問吳宗禧所交付之旅行袋（或稱手提包，下均稱旅行袋）內究竟放置何物等情，未予明確認定，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㈡、簡清河如有寄藏本案槍、彈之犯意，則其於自吳宗禧收受該槍、彈後，當會另覓隱密處所藏放，以掩飾犯行，焉有仍將本案槍、彈放置於後車廂內，致徒增被警查獲風險之理？又證人F2（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於第一審證稱：F1（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曾打電話給伊，說有人要找簡清河配合調查案件，請伊幫忙尋找簡清河，伊即打電話予簡清河，說明Fl欲找其配合調查案件等語，原判決復認簡清河事後已與吳宗航聯絡，吳宗航並告以日後其會再取回所寄放之物及該寄放物係槍、彈，應謹慎保管，俾免失竊或為警查獲等情，則倘簡清河確知其受託寄藏之物為槍、彈，則其於接獲F2之前揭電話，雙方並約在新北市金山區「國聖宮」見面時，縱不知警員F1究欲請其配合調查何案件，理應有所警覺，而會趁F1、F2等人到達「國聖宮」前，將前開受託寄藏之物自後車廂取出，將之丟棄或藏放於他處，俾免遭警查獲，何以卻毫無作為，致遭警查扣該槍、彈？另參酌證人 陳銘豐 證稱係海山分局通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下稱金山分局）偵查隊協助尋找簡清河及所駕車輛，當時尚不知本案槍、彈究藏放在何處等語，可知F1於透過F2與簡清河約在「國聖宮」見面之前，尚不知本案槍、彈放置之地點，簡清河當時若否認上情，Fl即無從查緝，益見簡清河確不知吳宗禧所交付之旅行袋內藏有本案槍、彈。原判決對上述有利於簡清河之證據不予採納，又未說明，亦嫌理由不備。㈢、依據卷附吳宗禧於一○一年二月十二日十四時六分許與簡清河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下稱吳宗禧與簡清河之通訊譯文）所載，可知吳宗禧在該次電話聯絡時，僅告知簡清河，「黑豬」（即吳宗航）要寄放東西，並未提及係欲寄放槍、彈，自難認簡清河於接獲該通電話後，已知吳宗禧電話中所述欲寄放之物品係指槍、彈，否則其二人不會選在公眾來往頻繁之加油站交付該槍、彈。另依簡清河及吳宗禧於偵查或第一審中之陳述，亦均無法證明吳宗禧於以電話與簡清河聯繫見面事宜時，確已告知吳宗航欲寄放槍、彈之事。況依Fl之證述及卷附照片，可知吳宗禧寄放在簡清河處之旅行袋外觀，與一般旅行袋並無不同，是簡清河當時未詢問吳宗航所寄放者為何物，意在尊重他人之隱私，嗣其返家後，仍未自後車廂內取出該旅行袋，亦係不願窺視他人寄放之物，不可據以推斷簡清河必知該旅行袋內裝有槍、彈。至吳宗禧、吳宗航為免簡清河於知悉實情後，藉詞拒絕代為保管本案槍、彈，乃對簡清河隱瞞實情，亦與事理無違，難據認簡清河所辯其不知旅行袋內裝放何物云云，係屬虛妄。原審未究明上情，遽認簡清河應知前開旅行袋內裝有槍、彈，即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誤。㈣、簡清河雖於第一審證稱其事後曾打電話予吳宗航，吳宗航表示伊在外面，等伊回來，再拿取伊所寄放之物，其在遭警查獲前，從未察看前開旅行袋內究竟裝放何物等語，然此僅能證明簡清河曾與吳宗航聯繫，吳宗航並告以嗣會取回所寄放之物而已，不能憑以推認吳宗航有將寄放本案槍、彈之情，告知簡清河。原判決未依證據，即率謂：吳宗航於告知簡清河日後再取回所寄放之物時，豈有不一併告知該物係槍、彈之理云云，洵已違背證據法則。㈤、依吳宗禧與簡清河之通訊譯文所載內容，並無一語提及槍、彈，是證人陳銘豐證稱其當時研判本案槍、彈應在簡清河手中云云，僅係其個人臆測之詞，倘警方當時經由電話監聽過程，確已發覺簡清河寄藏本案槍、彈，理當依照正常偵查程序取得搜索票，再持往簡清河住處執行搜索，俾能查扣上開槍、彈，何需輾轉經由F1、F2、 王馨敏 等人與簡清河聯繫，請簡清河配合調查，再由Fl前往「國聖宮」與簡清河見面、取槍？足徵當時海山分局、金山分局之員警僅係單純懷疑簡清河可能涉有寄藏槍枝之犯行，尚乏確切證據，則簡清河於與F1見面後，始供 陳其有 收受旅行袋，並主動帶同Fl至其汽車停放處，自後車廂取出本案槍、彈，且依F1指示，將車開至金山分局報繳該槍、彈，使警方得以查獲其非法持有槍、彈之犯行，縱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簡清河之前揭行為，係非法寄藏槍、彈，然寄藏即係代為保管，本身亦屬持有，所為應與自首規定相符，原審未詳酌及此，徒執陳銘豐前開證述，遽認前開簡清河所為，與自首之要件不合，實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林瑞典上訴意旨略稱：㈠、郭伍澄於以電話與林瑞典聯絡並要求返還先前所交付之旅行袋前，雖另以電話與吳宗禧聯絡，且提及「旅行用品」等語，惟林瑞典對郭伍澄於與其通話之前，究曾與何人聯絡？其聯絡之內容為何？則均無從得知，原判決既認郭伍澄係為求自保，始向吳宗航借取本案槍、彈，依理郭伍澄即應隨身攜帶該槍、彈，豈有於借得本案槍、彈之後二日，就將該槍、彈寄放在林瑞典處之理，是郭伍澄嗣於第一審陳稱，其在電話中向林瑞典提及之旅行袋內，係裝放其等共同購買之鞭炮等語，應屬真實。原審未詳加調查，只憑郭伍澄與林瑞典、吳宗禧電話聯繫之順序，及業經警方查扣本案槍、彈等為理由，遽認郭伍澄與吳宗禧前開電話中所稱之「旅行用品」，即係郭伍澄另與林瑞典在電話中所指之「旅行袋」，且該旅行袋之內容物應為本案槍、彈等情，顯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㈡、郭伍澄於第一審及原審時，已供承其未將本案槍、彈交予林瑞典保管，其於警詢時係因害怕不能獲得交保，乃將責任推給他人，在偵查中因仍畏懼被收押，故依警詢筆錄陳述，所述均非真正，實則本案槍、彈屬其所有，其在前開與林瑞典通話中所稱旅行袋之內容物為鞭炮等語，是郭伍澄於偵查時自白該旅行袋內裝有本案槍、彈乙節，是否屬實？已值懷疑。另前揭郭伍澄與林瑞典以電話聯絡之通訊監察譯文，僅記載郭伍澄於一○一年二月十一日交付旅行袋一只予林瑞典，至該旅行袋之內容物為何，仍無從得知。原判決在查無其他補強證據佐證之下，僅憑郭伍澄於偵查時之自白及前開通訊監察譯文，即遽認林瑞典有非法寄藏本案槍、彈犯行之依據，亦難認為適法。㈢、原判決雖以郭伍澄於偵查時之陳述，作為林瑞典前開犯行之部分論罪證據，惟未敘明該陳述如何已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之理由，顯屬違法。㈣、郭伍澄於偵查中之陳述，對於林瑞典而言，係屬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該陳述既與其嗣於第一審之證言不符，於此情形，為認定該陳述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實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但依上所述，郭伍澄於偵查中之陳述並不具特信性，此與上開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之要件，尚有未合，應不得作為證據，原判決猶採林瑞典論罪之基礎，於 法洵 有違誤云云。吳宗航上訴意旨略稱：㈠、吳宗航於原審已具狀辯稱：依簡清河於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一次警詢時關於本案遭警攔查情況之陳述，並無警察對簡清河所駕自小客車得實施臨檢之合理懷疑憑據，亦無明顯事實足認簡清河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情形，證人王馨敏亦證稱簡清河係在駕車途中而非金山分局遭警攔檢，是警察顯係假藉攔查為名，而行無令狀違法搜索之實，另依Fl於第一審之證詞，足徵其係在未徵得簡清河之同意下，即逕行搜索簡清河之自小客車，事後再由簡清河補簽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以營造合法搜索之假象，應認當日扣得之本案槍、彈及簡清河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金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俱無證據能力等語，原審未加採納，復未說明，仍認本案槍、彈並非不法取得之證物，應具證據能力，顯有適用法則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㈡、依卷附海山分局第0000000000號函所載，顯見並無確切證據可證松聯幫確於一○一年二月四日在「璽筵國際宴會廳」舉辦春酒聚會，及吳宗禧、吳宗航、郭伍澄、賴建州、郭守逸等人確於當日參加上開聚會等情，原審在查無其他證據佐證之下，即遽為相反之認定，並據為吳宗航涉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之論斷基礎，亦有判決不依證據之違誤。㈢、依證人吳建華、蕭辰霖、郭守逸、 潘威成 、王美齡於偵查，及證人賴騰凱、賴建州、吳建華於第一審，暨王美齡於原審之陳述，足徵兩儀會僅係參與廟會等民俗活動之團體，與犯罪組織無涉；又王美齡及Cl雖供稱吳宗禧係松聯幫成員，並擔任松德堂之兩儀會會長等語，惟依王美齡在原審之證述，此係吳宗禧向外吹噓以自抬身價之言詞，王美齡及Cl復均未目睹吳宗禧成立兩儀會及該會係隸屬松聯幫之事實，其等此部分所述，顯無依據；另郭守逸雖於警詢及偵查時供稱其曾參與松聯幫之幫派活動，該幫派成員包括吳宗禧在內，平常並以吳宗禧為首，成員稱吳宗禧為「總仔」，其等對外皆以「松聯幫德堂」自居云云，然嗣其於第一審已否認前揭供述為真，足見郭守逸於前開警詢、偵查時所供，顯與事實不符；再卷附「七爺八爺」、「官將首」等錄影檔案及自網路查得之資料，亦皆可證明兩儀會確係從事廟會陣頭之活動。原判決對前開有利於吳宗航之證據未予採納，復未加說明，並嫌理由欠備。㈣、郭伍澄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羈押庭時，雖供稱其持有之本案槍、彈，係吳宗航所交付云云，然嗣於第一審已改稱其係因擔心不能獲得交保，乃佯為前開陳述，實則吳宗航僅係借其用袋子裝放之四、五根鐵棍，但其交還前開袋子予吳宗禧時，因酒醉而將己有袋子誤交予吳宗禧等語。是郭伍澄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羈押庭時之前開陳述，要與事實不符，難採為不利於吳宗航認定之依據。又吳宗航於第一審對交予郭伍澄鐵棍之描繪，雖與郭伍澄所述稍有不符，但此係其等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能力不同，且其等作證時已距案發日甚久，記憶逐漸模糊所致，但其二人就各該鐵棍特徵之描述，仍大致相符，應認郭伍澄於第一審之前揭供述屬實。Fl並於第一審證稱警察曾對本案槍枝採集指紋，惟未能比對出究有何人之指紋。原審未詳查上情，即遽為吳宗航不利之認定，尚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㈤、原判決雖認兩儀會係以經營地下錢莊、牟取顯不相當之重利，作為堂口之經費，卻未予敘明所憑之證據及理由，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其餘上訴意旨係對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強制罪部分為指摘）云云。蕭辰霖及吳建華上訴意旨均略稱：㈠、與前開郭伍澄上訴意旨㈤、㈥相同。㈡、兩儀會係於九十五年以前即已成立之民俗陣頭團體，蕭辰霖、吳建華在參與兩儀會期間，皆有正當職業，其餘成員亦然，僅因各成員具有共同興趣，乃利用工作閒暇之餘，參加陣頭活動，兩儀會之經費來源，又多由邀請出陣活動者或廟方負擔，此情如向相關廟宇人員調查，即可明瞭，原審未能詳查，遽認兩儀會為犯罪組織，顯有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賴建州上訴意旨略稱：㈠、賴建州係科技大學之學生，並未參與任何幫派，縱有參加陣頭活動而屬兩儀會之成員，但此係民俗、宗教之行為，與參與犯罪組織大相逕庭，另賴建州不知有松聯幫松德堂，亦未參與該幫派之活動，原審認其參與犯罪組織，顯屬誤解。㈡、賴建州雖曾受吳宗禧之邀而出席松聯幫春酒聚會，惟僅係單純參加，並不知該聚會與幫派有關，況參與該聚會，亦與是否屬幫派之成員無涉。又賴建州雖曾毆打Al，但並未非法剝奪A1之行動自由，另其於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雖曾至B（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所經營之公司，但始終不知該公司究竟發生何事，僅在旁觀看，等候吳建華一起外出吃飯，即縱認賴建州當時有傷害A1之行為，亦祇係特定犯罪，而無常習性可言，此尚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構成要件有異，原審只以賴建州有前開行為，即率認賴建州係犯罪組織之成員，顯然違背證據法則云云。郭守逸上訴意旨則略稱：郭守逸雖坦承參加兩儀會，並出席松聯幫春酒聚會，惟兩儀會係從事民俗陣頭活動之團體，並非犯罪組織，而其出席該聚會，僅係單純吃飯，事前並不知該聚會為松聯幫所舉辦，且兩儀會究如何成立？其內部管理組織架構為何？原審皆未予究明，在查無其他補強證據之下，徒憑同案被告吳宗禧、吳宗航等人之供述，即遽認兩儀會係松聯幫松德堂所屬之犯罪組織，顯有違誤云云。
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之作用，認定吳宗禧、吳宗航、郭伍澄、蕭辰霖、賴建州、吳建華、郭守逸（下稱吳宗禧等七人）確有其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吳宗禧、吳宗航、郭伍澄、林瑞典、簡清河確有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吳宗禧持有槍枝部分之判決，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改判論處吳宗禧犯非法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刑（另想像競合犯非法寄藏子彈罪）。另維持第一審關於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吳宗禧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另想像競合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重利、強制等罪）；論處吳宗航等六人參與犯罪組織罪刑（其中吳宗航另想像競合犯強制罪，郭伍澄、蕭辰霖、賴建州、吳建華均另想像競合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強制或重利等罪）；論處吳宗航犯非法出借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刑（另想像競合犯非法出借子彈罪）；論處郭伍澄犯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刑（另想像競合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論處簡清河、林瑞典均犯非法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刑（皆另想像競合犯非法寄藏子彈罪）部分之判決，駁回吳宗禧此部分及吳宗航等六人、簡清河、林瑞典各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採證認事之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原判決對於：㈠、依憑吳宗禧、郭伍澄、林瑞典、簡清河於偵查或第一審中之陳述，證人F1、F2、陳銘豐、王馨敏之證詞，卷附如附表一編號27至35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台灣基隆地方法院一○一年度訴字第五一五號判決、刑事警察局槍彈鑑定書等資料，及查扣之本案槍、彈，如何已足認定郭伍澄因曾遭人開槍射傷，為求自保，遂於一○一年二月五、六日，向吳宗航借取本案槍、彈，並於二日後，將該槍、彈交予林瑞典寄藏，嗣吳宗航請託吳宗禧將前開槍、彈取回，並轉交予簡清河寄藏，吳宗禧乃於同年月十一日晚間，基於為吳宗航寄藏槍、彈之犯意，撥打電話予郭伍澄，表明翌日將前往郭伍澄住處取回前揭槍、彈，郭伍澄得悉此情後，即通知林瑞典於翌日上午返還本案槍、彈，林瑞典即依指示將該槍、彈交還予郭伍澄，吳宗禧則於同年月十二日下午二時許，駕車至郭伍澄住處樓下，由郭伍澄將裝有本案槍、彈之旅行袋，放入吳宗禧所駕汽車之後車廂，由吳宗禧將本案槍、彈帶走、寄藏，旋又以電話與簡清河聯繫，相約在金山區「金農加油站」見面，由吳宗禧將裝有本案槍、彈之旅行袋，置入亦基於為吳宗航寄藏槍、彈犯意之簡清河所駕車輛後車廂，由簡清河取走、寄藏等犯行；㈡、原審依其勘驗吳宗禧、郭守逸、蕭辰霖提出之「官將首」、「八家將」等錄影光碟所製作之筆錄及翻拍照片，堪認兩儀會雖有從事廟會陣頭之演出，然此與該會是否為松聯幫松德堂轄下之犯罪組織，並無必然關聯，如何難執此為有利於吳宗禧等七人之認定；㈢、依據海山分局第0000000000號函所載，刑事警察局反黑科確曾接獲松聯幫於一○一年二月四日在「璽筵國際宴會廳」舉辦春酒聚會之情資，如何足認郭守逸指稱：吳宗禧等人曾參加由松聯集團董事長「乃哥」主持之松聯幫春酒聚會等語非虛；㈣、根據簡清河之部分供述，及證人陳銘豐、王馨敏、F1、F2之證詞，如何足以認定本案係海山分局員警經由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已合理懷疑簡清河涉犯非法寄藏槍枝犯行，乃請求金山分局協助調查，簡清河嗣經F1告以海山分局請求協助查緝槍、彈之事後，因認其已無法否認前自吳宗禧收受本案槍、彈之事實，乃由其後車廂取出本案槍、彈交予F1觀看，並依F1指示，開車前往金山分局報繳該槍、彈，又否認知悉前揭受寄之物係槍、彈，所為應無自首規定之適用，而本案槍、彈既非警方以不法方式取得，應認有證據能力；㈤、⑴吳宗禧辯稱其發起成立之兩儀會，係屬宗教民俗活動組織「八家將」之陣頭，其自任會長係為方便陣頭演出後之請款，在市場販賣之「官將首」、「八家將」等光碟即曾介紹兩儀會館，另其為追求女友王美齡，乃向王美齡吹噓己為松聯幫成員，且擔任該幫派松德堂兩儀會會長，以自抬身價，但王美齡並未親見其參與松聯幫，所述應不足採信，而C1雖指證其為松聯幫成員，然此係聽聞自其陳述，所述應屬傳聞證據，且無補強證據可佐，再郭守逸指證其參與松聯幫活動，並稱呼其為「總仔」，對外以「松聯幫德堂」自居，惟郭守逸就其是否參與松聯幫之證述，前後矛盾，又其雖曾在電話中對服務於酒店之蔡思瑩謊稱自己係松聯幫會長，並將接任堂主，但此係其為求能繼續拖欠該酒店之酒帳，而自抬身價，均不得執為不利於其之認定，至其雖應友人即綽號「 阿宏 」之邀，與吳宗航、郭伍澄、賴建州、郭守逸等人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然於到場後，因未見綽號「阿宏」，又與其他人不認識，乃即行離去，況該聚會是否確為松聯幫所舉辦？是否僅限幫派成員始能參加？尚有疑問，自不能祇因其參加該聚會，即認其為松聯幫成員，且松聯幫轄下是否設有松德堂？兩儀會是否隸屬於松德堂？皆無證據可佐，而兩儀會是否以犯罪為宗旨？究於何時成立？如何成立？其旗幟、幫規、幫儀、入會儀式為何？成員內部上下結構關係為何？是否為從事犯罪活動之常態性組織？違反該會幫規之懲處手段為何？是否不因主持人或成員之更換而有所不同？有無以長期存續為目的？各成員有否不務正業及有機會即犯罪之習性？亦均乏具體證據證明，是不能認兩儀會係屬犯罪組織，更無證據足認該會係以經營重利作為經費來源，又其係受吳宗航之委託而向郭伍澄拿取旅行袋，再轉交予簡清河，而其於一○一年二月十二日駕車抵達郭伍澄住處時，係由郭伍澄將旅行袋一只放入其後車廂，嗣其與簡清河約在金山區「金農加油站」碰面後，即將該旅行袋放入簡清河所駕汽車之後車廂，其不知該旅行袋內究竟裝置何物，僅單純受託順路代送旅行袋，另因簡清河以販賣水果為業，其又確將水果送予簡清河，故於與簡清河以電話聯絡時，率性說出「水果」，亦不能憑此即遽認其知該旅行袋內裝有槍、彈；⑵吳宗航雖辯稱吳建華、蕭辰霖、郭守逸、王美齡、賴建州於偵查或第一審時，均證稱吳宗禧所設立之兩儀會，係為參與廟會等民俗活動之陣頭團體，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無涉，此固有「七爺八爺」、「官將首」等錄影檔案及兩儀會館從事廟會陣頭活動之網路紀錄可稽，另王美齡、C1雖均指證吳宗禧為松聯幫成員，擔任松德堂兩儀會會長，但此係吳宗禧向王美齡、C1吹噓，俾自抬身價之詞，王美齡、C1既皆未親見吳宗禧成立兩儀會，所述並無實據，郭守逸雖亦陳稱其有參與松聯幫活動，該幫派成員包括吳宗禧，平時並以吳宗禧為首，其稱呼吳宗禧為「總仔」，各成員對外並以「松聯幫德堂」自居，惟郭守逸於第一審已否認上情，且吳宗禧是否為松聯幫成員？松聯幫轄下是否設有松德堂？兩儀會是否隸屬於松德堂？兩儀會有何幫規？其成員內部上下結構隸屬關係為何？該會是否不因主持人之更迭而永久存在？皆乏證據可證，又其係於一○一年二月五日、六日，將放置在袋內之鐵棍借予郭伍澄，與本案槍、彈無涉，該袋子亦未經比對指紋，郭伍澄雖曾因擔心無法獲准交保，致指證係其交付本案槍、彈，惟嗣於第一審已改稱其係出借以袋子裝置之四、五根鐵棍，後因酒醉而誤將內置有本案槍、彈之袋子交予吳宗禧等語，另其僅係目測前開鐵棍之外觀、長度，且其於第一審應訊時，與出借前開鐵棍已相隔約一年七月，致其描述前開鐵棍之外觀與郭伍澄所述，稍有差異，但仍大體相符，不能因此即謂其所述不實；⑶郭伍澄辯稱如附表一編號2、9、12、15、16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無法證明兩儀會為設有內部管理之組織，兩儀會又係成立多年之陣頭團體，且實際參與民俗活動，有網站查得之「兩儀會官將首」、「兩儀會館神將團」等活動畫面可稽，另該陣頭出陣所需費用，多由寺廟負擔，兩儀會並無上下階層之內部管理結構，應非屬以犯罪為宗旨而成立之犯罪組織，吳宗禧雖供稱自己係松聯幫份子，但其係以個人名義放款，亦無證據足證吳宗禧有將放款所得之利息供作兩儀會之資金，至郭守逸固供稱兩儀會之經費均由吳宗禧供應，然此係指支付陣頭之開銷，而非充作組織之費用，又吳宗禧雖曾多次放款予他人，然僅A1部分涉及討債事宜，況其受雇於亞業工程有限公司，有正當工作，雖因吳宗禧之邀而共同向A1催討欠款，然不能憑此即認其參與犯罪組織，本案復缺乏證據足證松聯幫轄下設有松德堂，其受邀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與政治人物受邀與會之情形無異，自不能憑此遽認其參與「集團性」、「組織性」之犯罪組織，另本案槍、彈係已過世之「童文星」所寄放，至一○一年間，其因遭林宗毅及郭健良開槍射傷，林宗毅等並以電話或對外放話威脅其生命安全，其感到害怕，想憑藉槍枝自衛，遂將本案槍、彈挖出，藏放在住處騎樓下，復向吳宗航商借鐵棍，嗣吳宗禧前往其住處欲取回前開鐵棍，其卻誤將本案槍、彈交予吳宗禧，其在電話中與林瑞典所述之旅行袋，係裝放其等共同購買之鞭炮，其於警詢、偵查指述交予林瑞典之旅行袋內裝有本案槍、彈乙節，係屬不實；⑷蕭辰霖辯稱其所參與之兩儀會，係從事民俗陣頭之團體，並非犯罪組織；⑸賴建州辯稱其於出席松聯幫春酒聚會前，不知該聚會係吳宗禧所安排，亦不知有松聯幫松德堂組織，又未參與該幫派之運作，僅參加吳宗禧擔任團長之民俗陣頭，復未自吳宗禧處取得金錢，實無參與犯罪組織之可言；⑹吳建華辯稱其雖參與兩儀會之民俗陣頭活動，但未加入松聯幫松德堂，兩儀會亦非松德堂旗下之組織，有卷附陣頭照片可證，雖郭守逸於警詢時指稱其有參與松聯幫之幫派活動，惟所述並無證據能力，不足為憑，而郭守逸於偵查時僅係指證其有加入兩儀會館之陣頭，然無法證明其有參與松聯幫松德堂之活動，況參加春酒聚會者，未必即係該聚會發起機構所屬人員，不得據以判斷是否為幫派成員之標準，故其雖應吳宗禧之邀，出席松聯幫春酒聚會，然不表示其已加入松聯幫，況其有正當工作，亦未參與吳宗禧之重利放貸行為，吳宗禧復非以松聯幫松德堂或兩儀會之名義為重利行為，是吳宗禧等人之重利或妨害自由等犯罪，與組織犯罪之「集團性」、「常習性」及「暴力性」有間，不足資以認定吳宗禧等七人皆係以長期暴力犯罪為目的，又其雖曾陪同吳宗禧前往中○公司（公司詳細名稱詳卷），然僅站在該公司會客室，並未聽從吳宗禧之指示行事，是縱認本案部分被告曾參與吳宗禧之討債行為，但此祇屬偶發事件，不能憑以認定兩儀會為松聯幫松德堂旗下從事重利、暴力討債等犯罪活動之組織；⑺郭守逸辯稱其所參與之兩儀會，係從事民俗陣頭之團體，並非犯罪組織，其雖受邀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但事前不知該聚會係松聯幫所辦，另其縱曾自白加入犯罪組織兩儀會，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始得作為論罪之依據，惟卷內查無該項證據，自無法僅憑上開自白，遽認其參與犯罪組織兩儀會；⑻林瑞典辯稱其並未於一○一年二月間與郭伍澄聯繫或見面，不能僅憑郭伍澄之指證，即逕認其有寄藏本案槍、彈之犯行；⑼簡清河辯稱吳宗禧於一○一年二月七日與其聯繫時，僅告知要送些水果，並約其在「金農加油站」見面，嗣於見面後，吳宗禧即下車要其打開後車廂，除交付水果，且將一只旅行袋放入其後車廂內，告知該物係吳宗航所寄放，吳宗航隨後會取回，其不知該旅行袋內究放置何物，另由卷附簡清河與吳宗禧之通訊譯文所載，可知其於接聽吳宗禧之電話前，吳宗航並未先行告知究要寄放何物，且友人間互贈水果，係屬平常之事，其不能因該電話中曾提到「水果」，即聯想所稱「水果」係指槍、彈，倘其知道該電話中所稱之「水果」係指槍、彈，其等豈會相約在加油站交付該物，並仍留置槍、彈於後車廂內？又其於返家後，因不願窺視他人所寄放之物，乃未自後車廂取出旅行袋，而靜待吳宗航前來取回，再其同居人王馨敏於同年月二十二日接獲F1來電，得知F1在找，即對其通知，其因與F2熟識，乃請託F2撥打電話詢問F1究有何事，F1乃約其在「國聖宮」見面，嗣F1於見面後即詢問其有否受託寄放物品及願否將該物品交出，其即自後車廂內取出前開旅行袋，打開察看，於發現係槍、彈後，就依F1之指示，駕車前往金山分局報繳本案槍、彈，如其知悉吳宗禧所交付之旅行袋內放置槍、彈，豈有不將該槍、彈藏匿，而反向F1承認有人寄放物品，並將本案槍、彈出示予F1之理，況本案槍、彈亦未採獲可資比對之指紋，足見其未曾接觸該旅行袋，亦不知該旅行袋內究竟放置何物，其主觀上並無寄藏槍、彈之犯意各云云，如何之俱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信，亦皆已詳加說明。吳宗禧等七人及簡清河、林瑞典上訴意旨對原審之前揭論斷，究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情形，並未依據卷內資料為具體之指摘，吳宗禧上訴意旨㈠、㈢關於此部分及上訴意旨㈡，郭伍澄上訴意旨㈥關於此部分及上訴意旨㈢、㈣、㈤，簡清河上訴意旨㈡、
㈢、㈣、㈤關於此部分，林瑞典上訴意旨㈠、㈡關於此部分，吳宗航上訴意旨㈠、㈡、㈢、㈣、㈤關於此部分，蕭辰霖、吳建華、賴建州、郭守逸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仍執前開陳詞，據以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係以片面之自我說詞，對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並已於理由內說明之事項，漫事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且查：㈠、證據之評價，亦即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係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所得心證，本其確信審酌判斷，茍不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遽指違法。原判決依憑證人C1於偵查時證稱吳宗禧係松聯幫堂主；證人蔡思瑩於第一審陳稱卷附其於一○一年二月十三日與吳宗禧之電話通訊譯文，內載吳宗禧向其提及伊係松聯幫會長，即將接任堂主等語無誤；證人王美齡於偵查或第一審中證陳其係吳宗禧之同居人，在鋼琴酒吧工作，吳宗禧在酒店喝酒時，曾自稱係松聯幫兩儀會會長，會眾有郭伍澄、郭守逸、蕭辰霖、吳建華、賴建州等人，松聯幫設有松德堂；郭守逸於偵查或第一審中供稱其有加入兩儀會，該會成員尚有吳宗禧、吳宗航、賴建州、郭伍澄、吳建華、蕭辰霖等人，對外均自稱屬松聯幫（松）德堂，且在新北市金山區活動，並聽從吳宗禧指揮，該會經費皆由吳宗禧經營地下錢莊牟利供應，其與郭伍澄、賴建州、吳宗禧、吳建華等人俱曾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該次聚會係由松聯幫幫主即綽號「乃哥」所主持，其亦參與松聯幫之各項活動；吳宗禧於偵查、第一審或原審中供陳兩儀會係其所發起、設立，最少已成立五年，綽號「阿宏」曾打電話要其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其亦曾告知王美齡自己係松聯幫松德堂之成員，並係兩儀會會長，其亦曾向酒店經理蔡思瑩自稱係黑幫份子；林瑞典於偵查時陳稱其有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該聚會係松聯幫所舉辦；賴建州於第一審供承兩儀會館設於吳宗禧之住處，而本案經警查扣印有「松聯」等文字之上衣，則係其於就讀國三而為兩儀會出陣頭時所領得；郭伍澄於偵查、第一審或原審中陳稱係吳宗禧要其參加松聯幫春酒聚會，該聚會係屬松聯幫之餐會，兩儀會館係由吳宗禧主持，設在金山區，有吳建華、賴建州等成員；吳建華於第一審證陳其有參加兩儀會，該會係由吳宗禧發起並擔任會長；吳宗航於第一審供稱兩儀會係吳宗禧○○○區○○路所發起、設立，吳宗禧等七人均參加該會，其知悉吳宗禧係從事重利放款業務各等語。佐以卷附通訊監察譯文、海山分局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函、原審勘驗吳宗禧、郭守逸、蕭辰霖等提出之「官將首」、「八家將」等錄影光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等資料，暨扣案之 林美枝 駕照、本票、借據、印有「松聯集團」等文字之T恤、背心等證物，據以認定吳宗禧於九十八年間發起、成立兩儀會，該會係隸屬於松聯幫松德堂而具有三名以上成員之組織，內並有會長、幹部、會眾等層級之分，且由會長領導、指揮會眾，會眾則需服從會長之命令行事，吳宗禧亦得教訓會眾，屬有上下、主從關係之「內部管理結構」，該會會長得升任為松聯幫堂主，該會組織復不因會長或會眾之更迭而有所異同，具有「集團性」，吳宗禧同時亦經營地下錢莊，長期指揮兩儀會成員，以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強制等強暴、脅迫手段，向多位借款人催收不法利息，牟取顯不相當之重利，作為堂口經費，具有「常習性」、「脅迫性」、「暴力性」，該會應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所稱之犯罪組織，吳宗航等六人並均參與該犯罪組織，且由吳宗航負責兩儀會與松德堂之內部聯繫及就近代表吳宗禧處理會務等情。另以郭伍澄於偵查及第一審中證稱其因遭林宗毅及郭健良開槍受傷，乃於一○一年二月五、六日，向吳宗航借取以袋子裝放之本案槍、彈防身，其在二天後，即將該槍、彈交予林瑞典，嗣於同年月十二日左右，吳宗禧打電話向其表示欲取回前開袋子，其即撥打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予林瑞典，要他翌日返還上開袋內之物等語，佐以卷附行動電話基本資料及如附表一編號28至31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顯示，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係林瑞典所申辦，郭伍澄亦曾於一○一年二月十二日撥打前開門號行動電話，要求該通電話之受話者須於翌日上午返還旅行袋，暨查扣之本案槍、彈，論斷郭伍澄確因遭林宗毅及郭健良開槍射傷，為求自保，遂於一○一年二月五、六日間，向吳宗航商借本案槍、彈而持有之，並於兩日後，將上開槍、彈交予林瑞典寄藏等事實。此乃原審於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後，本諸合理性裁量而為前開證據評價之判斷，既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亦非僅以吳宗禧、吳宗航、C1、郭伍澄或郭守逸之陳述為前開犯行論罪之依據，要不能指為違法。㈡、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者，方屬之，若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經合法調查後，依憑郭守逸之證詞，及卷附海山分局第0000000000號函、如附表一編號2至12、21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認松聯幫確有於一○一年二月四日在「璽筵國際宴會廳」舉辦春酒聚會，及吳宗航、郭伍澄、賴建州、吳建華、郭守逸等人當日均係以松聯幫成員之身分前往參加，暨依據前述相關證據，認吳宗禧於九十八年間發起隸屬於松聯幫松德堂之犯罪組織兩儀會，其並為松聯幫成員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吳宗禧等七人、其等辯護人及檢察官於原審審判期日審判長訊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亦皆答稱「無」（見原審卷第三宗第一四五頁），因認無再向刑事警察局反黑科查證，或函請警政署查明實施要點所稱「有關單位」之意涵及調取松聯幫相關資料之必要，按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亦無吳宗禧上訴意旨㈢及郭伍澄上訴意旨㈥關於此部分所指證據調查未盡之可言。㈢、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職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爰於第二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立法理由）。是被告如未主張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從就無該例外情形而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說明無例外情形存在之必要；僅於被告主張有例外情形而否定其得為證據時，法院始須就有無該例外情形予以調查審認。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前段所規定，檢察官「訊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係指「如被告在場者」，始發生「被告得親自詰問」情形。另同法條第二項前段雖規定，「預料證人、鑑定人於審判時不能訊問者，應命被告在場」，惟其但書復規定，「但恐證人、鑑定人於被告前不能自由陳述者，不在此限」。故依現行法，並未強行規定檢察官必須待被告在場，始得訊問證人、鑑定人，自不發生在偵查中應行交互詰問之問題。依上所述，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依法具結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於審判中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合法調查者，即得為證據。依卷內資料，Al、A2、王美齡、郭守逸、吳宗禧、郭伍澄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命其等具結後而為陳述部分，各該陳述又非檢察官不法取供而得，吳宗禧、郭伍澄、林瑞典及其等選任辯護人復未舉證釋明前開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復有事實足認Al、A2有遭吳宗禧等人傷害、非法剝奪行動自由之虞，原審乃依Al、A2之聲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拒絕吳宗禧等七人與Al、A2對質、詰問，而王美齡、郭守逸、吳宗禧、郭伍澄則均經依法傳喚而於第一審或原審審理中到庭，並於具結後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就其等於偵查中所為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二規定，辯論各該證據之證明力，以作為判斷之依據，因認Al、A2、王美齡、郭守逸、吳宗禧、郭伍澄於偵查中之陳述均有證據能力，此乃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依前揭說明，自無吳宗禧上訴意旨㈢關於此部分、郭伍澄上訴意旨㈠及林瑞典上訴意旨㈢、㈣所指之違誤。㈣、原判決事實欄係記載：郭伍澄為求自保，遂於一○一年二月五、六日，向吳宗航商借本案槍、彈而持有之，經兩日後，郭伍澄即將上開槍、彈交予林瑞典寄藏，及吳宗禧基於為吳宗航寄藏槍、彈之犯意，於自郭伍澄處帶走上開槍、彈後，即依吳宗航之指示，將上開槍、彈交由簡清河，而簡清河亦基於為吳宗航寄藏槍、彈之犯意，帶走上開槍、彈，藏放在其車輛後車廂等情，並未認定吳宗禧與簡清河就前揭寄藏本案槍、彈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未認郭伍澄與林瑞典就上揭犯行，應屬共同正犯，則原判決理由說明吳宗禧、林瑞典、簡清河前開所為，各想像競合犯未經許可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及子彈二罪，郭伍澄則想像競合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及子彈二罪，於法並無不合；又依原判決前開事實欄之記載，係認定簡清河知悉吳宗禧所交付者為槍、彈，仍基於為吳宗航寄藏槍、彈之犯意，帶走各該槍、彈，藏放在其車輛後車廂，此與其理由內說明：槍、彈係屬警方嚴予查緝之違禁物，吳宗禧初以電話與簡清河聯絡時，雖未敢言明吳宗航係欲寄放槍、彈之事，惟嗣其與簡清河見面時，豈有不告知簡清河此情，俾免簡清河疏於注意，致該槍、彈遭他人竊取或為警查獲之理，且吳宗禧實際交付予簡清河之物，既非其先前在電話中所稱之「水果」，簡清河豈會不加查問等語，意在敘述簡清河應知吳宗禧所交付之物係槍、彈者，彼此並無矛盾。尚無吳宗禧上訴意旨㈤及簡清河上訴意旨㈠所指之違法。㈤、卷附海山分局第0000000000號函僅說明：「……經查『松聯幫』於一○一年二月四日在新北市○○區○○路○段○號二樓璽筵國際宴會廳舉辦春酒，本分局未接獲情資，亦未派員到場蒐證；另經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四大隊第二隊李隊長泱輯表示，當時僅該局反黑科接獲上開情資，惟未派員前往蒐證」等語（見原審卷第三宗第七十頁）；又原審審理時已將警政署就關於松聯幫是否屬犯罪組織等疑義之答覆函，提示予吳宗禧等七人及其等辯護人表示意見（見原審卷第三宗第一四一頁反面、第一四二頁）。郭伍澄上訴意旨㈡及㈥稱：前開海山分局函已表示並無資料顯示兩儀會屬犯罪組織，原審亦未將上揭警政署函提示予吳宗禧等七人及其等辯護人表示意見云云，即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㈥、關於刑之量定，或是否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均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茍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形，復未逾法定刑度；或以行為人之犯罪情狀並無何顯可憫恕，對之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而未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自均無違法可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其法定本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原審已說明第一審判決如何依據前揭規定，就郭伍澄所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及子彈犯行部分，於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斷，並審酌郭伍澄此部分犯罪之一切情狀後，量處有期徒刑三年，併科新台幣五萬元，於法為無不合，因予維持，自無違法可言。再郭伍澄之前開犯行，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之情狀存在，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亦不能指為違法。此乃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與比例原則尚不相違背，且各案件之犯罪情狀既異，所量定之刑自有不同，亦難比附援引，遽指為不當，並無郭伍澄上訴意旨㈦所指之違法。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依卷附搜索、扣押筆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及警詢筆錄等資料記載，警方已依前揭規定程序，經受搜索人即簡清河之同意，始對其車輛進行搜索，且該搜索、扣押筆錄亦載明執行人員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及業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之意旨，暨搜索之起迄時間、地點、受執行人、執行之依據、執行時告知事項、執行結果等情（見偵字第九九六號卷第二宗第八十八頁、第八十九頁）。另簡清河嗣於檢察官偵查時，亦未對其同意警方搜索之部分，表示係屬不實（見同上卷宗第一一○頁至第一一二頁），Fl於第一審並陳稱：「……因為當時刑事（警察）局的同仁有講到被告（上訴人）簡清河車子的後車廂有放一些東西……叫我打開後車廂看，先檢查一下，被告（上訴人）簡清河當時也同意打開後車廂讓我看，結果發現有一袋行李包，我有拉開看一下就發現是一把槍……」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二宗第一○五頁），而未證稱警方係於未徵得簡清河之同意下，即逕行搜索簡清河之自小客車，事後始由簡清河補簽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之情。是前開搜索、扣押筆錄及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記載簡清河同意搜索，應係出於簡清河之自由意志，則警方於執行前揭搜索時，雖無搜索票，但依上開規定，即難認本案有違法搜索情事。原判決就上開搜索、扣押筆錄及自願受搜索同意書究有無證據能力乙節，雖疏未說明，稍欠周延，但於判決顯然無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即不得執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至於吳宗禧等七人及林瑞典、簡清河關於此部分其餘上訴意旨所執各詞，均係就與犯罪構成要件無涉之枝節漫為單純之事實爭辯，依首開說明，亦皆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吳宗禧、吳宗航、郭伍澄、蕭辰霖、賴建州、吳建華關於此部分及林瑞典、簡清河、郭守逸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程式，俱應予駁回。又原判決認吳宗禧之發起犯罪組織罪及吳宗航、郭伍澄、蕭辰霖、賴建州、吳建華之參加犯罪組織罪，各想像競合犯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之㈠、一之㈡、一之㈣至一之㈦所示之強制或重利罪部分，核均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與之有想像競合關係之發起、參加犯罪組織重罪部分，吳宗禧、吳宗航、郭伍澄、蕭辰霖、賴建州、吳建華之上訴既皆不合法，無從為實體上審理，各該強制、重利輕罪部分，自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亦俱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陳世雄
法官許錦印法官王梅英法官江振義法官吳信銘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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