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花原簡字第4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9年04月20日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花原簡字第45號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温俊宇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8年度毒偵字第9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前科部分不予引用，以及犯罪事實欄一第15行之搜索地點更正為「佳民117之7號」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認其係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採行觀察、勒戒以戒除其身癮之措施。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規定本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3條第2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
1第1項、第253條之2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時，不適用之。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係一般刑事訴訟程序之例外規定，屬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規定之「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該第2項既規定，同條第1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即已明示施用毒品案件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之法律效果為「依法追訴」，而非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所定撤銷緩起訴處分後得「繼續偵查或起訴」規定，此乃因檢察官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被告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依法起訴，而無再次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之必要，故此之所謂「依法追訴」，應與同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之「依法追訴」同其趣旨，始符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0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意旨參照）。又附命緩起訴確定後，5年內再犯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者，因其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處遇，顯見再犯率甚高，原規劃之制度功能已無法發揮成效，自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或第24條第2項規定之相同法理，逕行提起公訴，無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重為聲請觀察、勒戒之必要（最高法院104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甲○○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7年度軍毒偵字第6號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該緩起訴處分於民國107年3月20日確定，緩起訴期間為107年
3月20日至108年9月19日，嗣因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尿液檢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違反預防再犯之命令，經該署檢察官以107年度撤緩字第69號撤銷上開緩起訴處分確定。本院審酌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之內容並無違法之處，故本件於上開緩起訴處分確定後再犯部分，均無庸再經觀察、勒戒之必要，本案犯行自應逕予追訴處罰。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其施用前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四、關於累犯之說明：
（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業於108年2月22日公布釋字第775號解釋，指稱：「刑法第47條第1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之規定，雖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性原則，抵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其刑」，同時宣告刑法第48條前段、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等有關於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應更定其刑之規定應自前開公布日起失效。
（二）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花原簡字第5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嗣於108年7月29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情，有前開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累犯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受上開徒刑執行完畢，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因相同行為而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詎仍無視法律禁令，不知悛悔而再犯本案，且為涉犯相同類型之犯罪，顯見被告之刑罰反應力確屬薄弱，且具有特別之惡性，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下限，未能反應其本件業經施以刑罰手段後，均無法改過之犯罪情節，而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有鑑於此，認須延長被告之矯正期間，助其再社會化，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暨考量被告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避免被告再犯之效果高低等因素，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
五、刑之減輕事由：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體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並因此而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者，始足該當。又毒品來源雖不以在偵查中供出為限，即審判中始供出者亦無不可，惟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自白或指認為毒品由來之人，如僅有綽號而難以確定其特徵，或已死亡或通緝等在客觀上實已無從使調查或偵查機關人員為有效的調查或偵查作為，固與上開供出毒品來源之要件不符，即令雖查得有其人，但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因此確實查獲被指認人之犯罪事證者，仍與上開得邀減輕或免除刑責之規定不合，自無適用該條項減免其刑之餘地（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時固曾供述其毒品來源為甲男（真實姓名詳卷），惟經本院函詢憲兵指揮部花蓮憲兵隊是否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甲男，該隊回覆略以：本案尚在偵查中，待蒐證犯罪事證及釐清案情後函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辦等節，有憲兵指揮部花蓮憲兵隊
109年2月25日憲隊花蓮字第1090000160號函及本院公務電話記錄可佐（見本院卷第45頁、第51頁），參諸前述說明，此即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之要件不符，而無從依前開規定減免其刑。
（二）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刑法第62條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4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案查獲情形雖係警方持搜索票至被告之住處搜索後，帶同被告至警局說明，然警方未於被告之住所扣得任何得為證據之物，有花蓮憲兵隊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在卷可參，被告於本件尿液檢驗報告結果完成前，於警詢時主動坦承本案施用毒品犯行乙情，有被告之警詢筆錄為證，警方既未於被告身上扣得吸食器或毒品等可得合理懷疑被告本次施用毒品犯行之證據，足見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施用毒品犯罪前，主動供承本案施用毒品之犯行，並願接受裁判，符合自首之要件，是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因被告有前開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故依同法第71條第1項先加後減之。
六、爰審酌被告前已有因施用毒品遭緩起訴、科刑之紀錄，有其上開前案紀錄表可考，卻未能戒除毒癮，仍再犯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足見其戒絕毒癮之意志薄弱，實屬不該；惟念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施用毒品之被告改以治療、矯治為目的，非重在處罰，係因被告違反本罪實係基於「病患性」行為，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應側重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為宜，又其行為本質乃屬自殘行為，其施用毒品所生危害，實以自戕身心健康為主，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尚無明顯而重大之實害，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反社會性之程度較低，且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七、至被告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所用之玻璃球吸食器雖未據扣案，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其為專供施用第二級毒品之器具，復無證據證明其尚存在而未滅失，為免執行之困難，爰不依法宣告沒收及追徵，附此敘明。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7條第1項、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旭華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
花蓮簡易庭法官林思婷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
書記官陳政嘉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