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6年易字第11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9月30日
裁判案由：侵占等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易字第118號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丙○○上2人共同選任辯護人孫冬生律師被告甲○○上列被告等因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續字第
1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丙○○、甲○○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因認被告乙○○、丙○○、甲○○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要旨參照）。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乙○○、丙○○、甲○○被訴業務侵占罪部分：觀之起訴書所載被告3人之業務侵占犯罪事實，僅於犯罪事實欄第1至3行記載乙○○「原為金龍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龍公司）董事長，於民國92年10月30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隱匿將金龍公司之資金挪為私用之事實」云云。惟乙○○究係以何手法挪為私用？挪用多少金額？此犯行與丙○○、甲○○有何關連，如何認定丙○○、甲○○亦犯有此部分犯行，均未見檢察官敘明及提出具體證據以實其說。檢察官提出之證據，顯不足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3人此部分有罪之心證。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期間，雖表示此部分乃係誤載，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之法條則是贅引，應予減縮、更正云云（見本院卷②第32頁），然因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固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另為其他適當之主張，惟其於法院調查或審理時所為之論告或主張，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僅屬為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一部減縮，自應究明各該請求之性質而異其處理方式。因而除撤回起訴，使該訴訟關係消滅，法院無從加以裁判外，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5401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本院仍應就檢察官原起訴之事實予以審究，併予敘明。
（二）被告乙○○、丙○○、甲○○被訴詐欺取財罪部分：起訴書所載被告3人施用之詐術究竟為何？告訴人國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如何陷於錯誤，遭詐騙多少金額？非無疑義。惟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指稱被告3人係以循序漸進之方式詐騙告訴人，詐騙之金額則為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見本院卷②第32頁）。就此檢察官所指被告等人詐欺告訴人之歷程，依時間順序，審酌如下：
１檢察官指稱乙○○於92年11月間，向告訴人佯稱金龍公司
經營良善，乃詐欺行為之一（見本院卷②第32頁），此與起訴書第1頁第4、5行所謂「佯稱營運良好，且均有盈餘」之記載，尚無不符。然觀之卷附92年10月30日被告與告訴人簽訂之股權轉讓同意書（見發查卷第37頁），乙○○為此「詐欺行為」後，係以5,000萬元向告訴人購買告訴人所有之金龍公司股份，衡情，常人佯稱自己經營之公司「營運良好」，當是為鼓勵他人投資或拉高股價，乙○○既是向告訴人收購自己經營之金龍公司股票，為此「詐欺行為」，似與情理不符。其次，依該協議書所載，告訴人所有金龍公司股票交付乙○○之方式，係「依付款兌現比例換算股數……雙方約定每月1日至律師事務所按票面金額點交甲乙雙方，甲方應配合完成過戶手續。」，乙○○並於92年11月3日召開金龍公司之董事會，決議用以支付告訴人上開款項之票據，均由金龍公司負背書責任，且於翌日與告訴人簽訂補充協議書，就股權轉讓之相關事宜為進一步約定，有金龍公司92年度11月份董事會議程會議紀錄及股權轉讓補充協議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發查卷第38至42頁），據此約定內容，告訴人係於收到經金龍公司背書之票據兌現後，始需轉讓相等比例之股份予乙○○，銀貨兩訖，對告訴人實具有相當保障，難以遽指乙○○於此締約過程中，有對告訴人為詐欺行為。檢察官未就乙○○上開行為有何詐欺性為論證，逕以乙○○開立之票據支付3期後無法繼續兌現，即認係「利用國聯公司（即告訴人）未付之4,600萬元企求能獲得支付心態」，而與「提議由國聯公司提供3,000萬元供金龍公司週轉」為連結，認乙○○自始有詐欺之意，以循序漸進之詐欺手法詐騙告訴人云云，尚嫌率斷。
２檢察官復指稱告訴人與金龍公司、乙○○於93年7月21日
簽訂協議書，約定告訴人提供資金供金龍公司週轉時，乙○○曾允諾將百分之41之股票信託予告訴人，並提供百分之10股份為報酬，另由金龍公司提供4,600萬元客票作為擔保，但告訴人投入600萬元後，始知乙○○並無法履約，此亦屬詐欺行為之一環云云。惟乙○○就此堅決否認，所辯其雖將部分金龍公司股票及票據交予金龍公司之債權人，仍有能力履約等語，則與93年8月4日告訴人、金龍公司與持有金龍公司股票之債權人戊○○等人另行簽訂之協議書記載：「乙方（即戊○○等債權人）同意於甲方（即告訴人）依簽訂本協議書之同時，將所持有之丙方（即金龍公司）百分之10股份過戶於甲方，作為依本協議書委託甲方處理丙方財務之報酬……。」、「乙方應將所持有丙方百分之41股份，計839萬股，於本協議書簽訂之日起
2年內，信託予甲方。」內容（見發查卷第47至50頁），核無相違，戊○○於本院審理時，並證稱其等願意配合辦理相關登記（見本院卷①第155頁），乙○○所辯，洵非無據。再者，依告訴人之實際經營者丁○○所述，甲○○於93年7月22日，即告知乙○○持有金龍公司客票、股票與債權人情況（見他字卷第146頁），倘乙○○等人有意為欺瞞行為，似無於翌日隨即告知實情之理。另就告訴人方面而言，丁○○雖指稱：「（問：如一開始即知百分之41的股票需由戊○○等人信託，還會簽立93年7月21日之協議書嗎？）應該就不會簽。」云云（見本院卷①第150頁），然此畢竟屬事後之主觀意見，不足逕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蓋金龍公司會與告訴人簽訂93年7月21日之協議書，乃因乙○○購買告訴人所有之金龍公司股權未果所致，告訴人斯時對於乙○○之財力狀況，當知之甚稔，由丁○○所證：「在93年7月跳票後，我們去瞭解，乙○○是拿報表，只說金龍現金週轉出問題，實際上金龍還有大量的應收帳款要收，還有約2億要收。因為我們是轉投資金龍，我們對這行算瞭解……。」、「當初甲○○說金龍有
2個月沒發薪水，7月21日左右我們馬上匯了500萬。」（見本院卷①第141頁），亦可推知告訴人簽訂上開協議書，是多方面評估、考量後之選擇。況且，丁○○自承：
「……投入資金600萬元，確實有拿走900萬元之票據。
」（見他字卷第200頁），顯見告訴人投入金龍公司之金額，已取得合於交易行情之擔保，反之，乙○○或金龍公司獲得資金援助，非無代價。此與協議書記載金龍公司於獲得第一期撥款後，即要交付除負責人以外之公司全部印章等條件相互以參，益徵乙○○簽訂前揭契約，未必獲有利益。據此，乙○○上開行為是否係詐術，告訴人是否因陷於錯誤而交付600萬元，俱非無疑。
３檢察官另以金龍公司已於93年8月2日將負責人變更為丙
○○，乙○○、甲○○仍於93年8月4日之協議書上以金龍公司代表人名義簽名，事後並拒不配合辦理交接事宜，謂此同為詐欺犯行之一部分。然乙○○、丙○○、甲○○對此均提出解釋，乙○○稱：因其信用不良，為免影響金龍公司與銀行往來，才變更負責人為丙○○，又因保全公司為特許行業，變更負責人所需時間較長，簽約當時並不知負責人已變更完成；丙○○稱：其拒絕交接是因請教律師，交接前應經股東會決議；甲○○則稱：因協議書上已將其列為代表人，其僅是單純應對方要求在協議書上簽名而已。並無證據足認3人所言不實，即難認其等上開行為有詐欺性。又檢察官稱告訴人因此總共損失2,000萬元云云，告訴代理人整理後，則稱：自93年8月10日起至94年12月20日，共撥款26,151,366元予金龍公司，金龍公司還款12,904,139元，餘款至97年5月31日，共清償2,178,82
1元，有卷附意見狀暨相關表冊1份可證（見本院卷②第91至239頁），惟觀之上揭資料，各該金額乃告訴人自行彙整計算之結果，由支出明細尚且包括向乙○○聲請支付命令之費用即可窺知（見本院卷②第94頁），是此計算之金額縱認屬實，因支付金額，乃告訴人介入金龍公司營運所生之成本，清償部分，亦係告訴人自行自金龍公司收入之款項中扣除，均難認與被告3人有關。此與丁○○以金龍公司執行長名義，在93年8月26日聯合報上刊登「本公司由於負責人乙○○先生個人財務因素拖累，造成公司財務連帶發生問題。今股東們商議，委由同業國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之聲明（見他字卷第250頁）相對照，更可證明告訴人事後確實入主金龍公司，乙○○等人則退出經營。衡情，被告3人既已退出金龍公司，尚無施用詐術騙取與其等無關連之財物的道理，而告訴人經營公司之花費，亦難認是陷於錯誤下所交付。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乙○○、丙○○、甲○○犯有業務侵占犯行，顯未盡舉證責任，檢察官雖表示此部分應予減縮，然本院不得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仍應依現有卷證資料予以審究；而所指被告3人所涉詐欺取財犯行，因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臺上字第260號判例要旨照），依檢察官架構之犯罪事實及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
3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或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交付財物，暨
2者之因果關連性，自難逕以詐欺取財罪相繩。因乏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3人上開犯行，即應為有利其等之認定，而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伯均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9月30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林海祥
法官楊博欽法官許炎灶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屠衛民中華民國97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