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01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06月18日
裁判案由：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七號上訴人 蔣易晏 選任辯護人 翟世炎 律師上訴人 賴慶恭 選任辯護人 楊傳珍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三年四月八日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上訴字第三○九○號，起訴案號：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一年度偵字第二六三八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蔣易晏上訴意旨略稱：㈠、 郭威麟 、 劉展平 就被害人如何被拖到馬路中間及行為人之人數等相關事項，於警詢時、偵查中及第一審之陳述均前後不一，原審對郭威麟捨其前證詞而取後證詞，對劉展平則捨後證詞而取前證詞，但或未說明理由，或所述理由矛盾，有查證未盡、理由不備及矛盾等違法。又依郭威麟於偵查中、第一審，及劉展平在警詢時、第一審分別對被害人身體遭拖拉部位、拖往方向之證述，與蔣易晏所為其遭被害人勒住脖子，始拉被害人衣領和手，將之甩出去等語之供詞交互勾稽比對，足見蔣易晏並非拉被害人之肩膀拖行至路中，而係因被害人勒住其脖子，其拉被害人衣領和手，將之甩出，被害人才倒於路中間。原審疏未詳查，同有違誤。㈡、郭威麟在偵查中、第一審及劉展平、 林宣吟 於第一審之證述，或稱二男子拉被害人衣領至路中間，或稱二男子各拉被害人一隻手臂到馬路中間，或稱一男子拉被害人至路中，或稱被害人俯臥在馬路中間，或稱被害人仰臥路中，不一而足，但郭威麟、劉展平、林宣吟當時所在距目睹鬥毆處，至少有十五至二十公尺以上，該地雖有路燈，但亦昏暗，無法辨識當下之情況，而超出一般人視力辨識該現場實際狀況之範圍。且依前所述及自監視畫面，可知蔣易晏係為自救，方甩開被害人之手，非將之強行拖至馬路；況依 黃彥彰 及 謝東達 於警詢、第一審，郭威麟在警詢、偵查中， 劉成章 、高麗閩、 陳柏仰 於偵查中， 蔡治泓 、 曾德法 、林宣吟、蔣易晏在第一審等之證述，可見被害人倒臥於馬路中央時，有其友人謝東達及警員在場，當時車流量不多，蔣易晏可預期被害人將獲得救助，並無立即遭往來車輛撞擊之危險，因而離開現場。嗣後被害人遭 許齊盛 駕車輾斃，實非蔣易晏所得預料，即不可歸責於蔣易晏；況在機車摔車之前，蔣易晏見一小客車駛近，曾用手擋一下，該車即繞過被害人，此亦經郭威麟證述無異，則蔣易晏無致被害人於死之故意甚明，要難負殺人之責。而行經同一路段之汽機車駕駛人黃彥彰、 古洪發 、 李柏林 、 王鴻俊 、 陳達奇 、 張春發 、黃育勝等均能見到被害人倒臥路中並即時避開，可見依當時客觀情形，被害人倒臥於路中尚無立即之危險性，倘非許齊盛過失駕駛行為之介入，當不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故蔣易晏主觀上未預見被害人將遭車輛輾斃之結果，客觀上亦無預見可能性。㈢、蔣易晏於警詢及偵查中雖未供稱離開時，警察已到現場，但郭威麟、劉成章、林宣吟、陳柏仰均曾證稱警察在機車撞倒之後或之前即已到場，故蔣易晏係在警員到達後，被害人之友謝東達站立在側時，認警員必會救助，才離開，實無致人於死之犯意。原審就蔣易晏離去時之本意為何及如何不違背該本意，並其殺人未必故意部分是否已因警員到達現場指揮交通與被害人友人在場而中斷？暨許齊盛高速駕駛計程車，不顧警員在場指揮交通及謝東達站立在側，竟輾壓被害人致死，故其因果關係已中斷等有利蔣易晏之上開證據，並未加以調查，亦未說明如何不予採納，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依劉成章證述行經被害人倒臥路段車輛之相隔時間及速度計算，王鴻俊駕駛賓士車經過後，許齊盛駕駛計程車與該車距離約一千五百公尺，而王鴻俊經過該處後，於警員到達現場指揮交通，謝東達亦在場之情況下，許齊盛應依警員之指揮行駛，竟於夜間有照明，視距良好，路面無障礙物下，不顧警員指揮而高速輾壓被害人，方造成被害人身體有嚴重之骨折、挫傷及出血，才導致死亡。原審對此有利蔣易晏之事證未予查明，同有違誤。㈣、郭威麟、林宣吟、劉展平雖證稱蔣易晏將被害人拖至馬路中央，但郭威麟當時站在五樓建物之頂樓觀看，劉展平、林宣吟在斜對面吃薑母鴨，有一電線桿直立巷口，視線可能被阻擋，其等所在處與現場有一定距離，且時值深夜，於多人鬥毆情況下，短短不到一分鐘時間，其等可否清楚辨識特定人之特定動作？已非無疑。況僅郭威麟證稱蔣易晏踩踏被害人臉部，但在斜對面之林宣吟、劉展平均未看到，可見其等證詞互有出入，足證本件有現場勘驗之必要。又依事故現場圖所載，歌路歌坊騎樓外即為紅磚道，紅磚道外為道路，自紅磚道外圍邊線至道路中央之分向限制線寬度為七‧三公尺，至路中單白線寬度係三‧七公尺，則單白線至分向限制線之寬度為三‧六公尺；然另一邊道路之單白線至分向限制線寬度僅為三‧五公尺，與道路規劃寬度有違。而當時在紅磚道到路中之單白線上停有一汽車，及被害人倒臥位置，現場圖均未標示，該道路事故現場圖顯然有誤，原審未予勘驗，亦有調查未盡之違誤。上訴人賴慶恭上訴意旨略稱：㈠、賴慶恭與被害人不相識，與蔣易晏亦未有來往，僅因 賴紹正 於中秋夜邀約用餐飲酒後，再續邀往歌路歌坊唱歌，始偕同前往。在歌坊內被害人與蔣易晏發生爭執時，賴慶恭始終於外圍垂手而立，甚且將蔣易晏推開，以免其攻擊被害人，其後係被害人及其友人，與蔣易晏偕其友人互相推擠拉扯，店內監視器畫面並無賴慶恭亦與被害人爭執之動作，如何生出主觀之故意？嗣蔣易晏與被害人等退至店外騎樓爭執理論，因蔣易晏多次毆擊被害人，致被害人撲向蔣易晏還擊， 李道正 、謝東達亦衝出，旋即各扭打一處，其餘同伴及賴慶恭一時情急，始一併衝出，其等與謝東達扭打，賴慶恭及李道正則先後前去騎樓外馬路，觀之監視器之機車緩緩倒地畫面，足見賴慶恭所辯為營救蔣易晏、有人倒地各詞為真，自非有殺人或使其致死之主觀犯意，且營救之際，亦非以拖行至馬路之所謂消極殺人為當然手段。另依劉展平在第一審證稱：看到有一個人倒在紅磚道上，有人用腳踹他，旁邊有一個人在拉住打人的那個人，像是在阻擋他等語，同證賴慶恭之辯解為實，無涉本件犯罪。㈡、賴慶恭係先獨自返回騎樓，其後李道正、蔣易晏始接續回到該處，二人並先後拍賴慶恭肩膀或招呼賴慶恭離開，顯見賴慶恭對騎樓外之狀況全不知情，且自往騎樓回衝時起，即未停留騎樓外，對騎樓外發生之各節無從知悉，亦未參與騎樓外任何行為，並無殺人、遺棄等故意或與他人有何共謀犯意，對於防止其結果之發生具保證人地位，於事實上亦無期待可能性。李道正既出面營救蔣易晏，其退回騎樓後，以其所在位置及背對馬路與謝東達等人發生毆擊、爭執約二十秒之事實，無從使賴慶恭對背後相隔三公尺以外發生之前揭爭執有所認識或預謀之期待可能。而自歌路歌坊頂樓往下觀看之郭威麟，及自該歌坊對面往外觀看之劉成章，係證稱騎樓外一群人打被害人，拖行被害人者，僅係其中之二人，並未指稱賴慶恭。㈢、依林宣吟在第一審之證述，其目睹鬥毆、吵架、拖行時，三人已在馬路上，且係打被害人之二人拖行後，隨即一齊跑開，並未目睹之前賴慶恭有否於約二十秒前返回騎樓。是賴慶恭既非與蔣易晏一齊跑開，顯見確非林宣吟所稱參與拖行並一齊跑開之人，自未涉殺人犯行。至蔣易晏或他人是否拖行被害人或將受傷之被害人棄置路邊，因警員於被害人被撞之前已抵達現場，並察看被害人受傷情況，而被害人友人謝東達確留在現場看顧被害人，歌路歌坊老闆亦在騎樓觀看，均無驚恐表情或動作，足見蔣易晏等應無棄置被害人於馬路使之遭行經該處車輛輾斃之故意或事實。早已離開之賴慶恭更無與之共謀、分擔犯行之可能，殊難僅因警方未將被害人送醫或設警告標誌圍護，致生遭他車輛撞擊死亡之結果，即令賴慶恭負消極殺人罪責。原判決就此有利賴慶恭之事證棄置不論，亦未說明不採之理由，遽認賴慶恭有殺人犯行，實有違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
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之作用，認定上訴人等對酒後發生爭執而經其等共同毆打致受傷倒在新北市○○區○○路○段○○○號騎樓前紅磚道上之被害人張存誠，均預見若讓其倒臥在夜間有車輛往來之車道上，有遭行駛車輛撞擊輾壓而死亡之高度危險，然即令有此結果，亦不違背其等本意，而確有基於殺人未必故意之犯意聯絡，以各手拉被害人肩膀上臂一側之方式，將被害人拖行至前方成功路靠近中央分向限制線之車道上，並均以腳踏踩被害人臉部，任令被害人倒臥路中直至有車輛行經該處後，方先後走回騎樓，偕同其等友人離去，被害人旋遭許齊盛（已判刑確定）駕駛而行經該處之000-00號營業小客車輾壓，雖送醫急救，仍因受有頭部及胸腹挫傷、血胸、腹血、肝挫傷、多處骨折等傷害，導致呼吸衰竭與出血性休克而死亡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等共同殺人罪刑（蔣易晏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月，賴慶恭處有期徒刑十一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採證認事之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且查：證據之評價，亦即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係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所得心證，本其確信自由判斷，茍不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遽指違法。而供述證據，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又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法則所不許。原判決已說明：①依上訴人等在警詢時、偵查中及第一審之供述，李道正、賴紹正、 蘇鴻益 、 吳恩霈 於偵查中及第一審之證言， 曾明義 在偵查中之供證，原審勘驗歌路歌坊騎樓監視器攝錄畫面之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等，據以認定上訴人等在該歌坊外騎樓、紅磚道等處，確有揮拳毆打及腳踹被害人。②依郭威麟在警詢時及偵審中就其目睹上訴人等於騎樓外紅磚道上腳踹被害人頭部後，將倒地之被害人拖到成功路（雙向單線車道）上，再踏踩其臉部等情之證詞；林宣吟、劉展平分別於偵審中對其等目擊被踹倒在地之被害人遭二男子毆打、拖行至道路中間，及（林宣吟）指證拖拉被害人之其中一人即為蔣易晏等情節之證述；並參酌卷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與現場照片所示被害人倒臥遭車輛輾壓流血之位置，及載明被害人生前受有雙上臂挫傷、頭皮大片皮下出血等傷害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等證據，而據以判斷上訴人等在騎樓及紅磚道上毆打、腳踹被害人後，旋將倒地不起之被害人強行拖至成功路靠近中央分向限制線（雙黃線）之車道上，再以腳踏踩被害人臉部後，始走回騎樓。③依曾德法、林宣吟、劉展平、黃彥彰、許齊盛、王鴻俊、李柏林分別於偵查中或第一審之證述，上訴人等在前揭車道上踏踩倒臥在地不起之被害人臉部而離去後，接續有黃彥彰駕駛之000-000號機車、王鴻俊駕駛之0000-00號小客車、李柏林駕駛之0000-00號賓士車及許齊盛駕駛之000-00號計程車行經該路段，雖黃彥彰、王鴻俊、李柏林均閃避而未撞及被害人，但許齊盛所駕計程車則疏未注意而輾壓倒地之被害人；並 依賴慶恭 在警詢時供承：「我知道將無行為能力之傷者置於路中，即有可能遭車輛撞擊」，蔣易晏在偵查中供稱：「現場打沒幾分鐘，我們就走了」等語，據以認定上訴人等既知被害人遭其等拖行倒臥在前揭車道中，隨時有為車輛撞擊輾壓之危險，仍逕自離去，則被害人縱為他人駕駛車輛輾壓致死，即顯不違背其等本意等之依據及理由。復敘明郭威麟、林宣吟、劉展平就目睹上訴人等拖行倒臥在地之被害人至前揭車道上再踏踩其臉部等情所為之證述，雖有些許細節不一，然此係因事發當時各該證人所在位置及目睹角度有異，或因記憶隨時間流逝而漸趨模糊所致，其等就基本事實之陳述既均一致，與真實性即屬無礙，自不影響各該證言之憑信性。此係原審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後，本諸合理性自由裁量所為證據評價之判斷，既未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要不能指為違法。茲上訴意旨就原審之論斷，究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並未依據卷存資料具體指摘，仍執陳詞，徒以郭威麟、林宣吟、劉展平之指證非唯前後不一，且其等當時所在位置至發生鬥毆處之距離，已逾常人視力辨識之範圍；或以被害人倒臥車道上時，其友人謝東達及警員皆在場，可預期被害人將獲得救助，並無立即遭往來車輛撞擊之危險，上訴人等主觀上未預見被害人將遭車輛輾斃，客觀上亦無預見可能性；或稱倘非許齊盛過失駕駛行為之介入，當不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其因果關係已中斷云云，據以指稱原判決違法。惟上訴人等於深夜將酒醉並受傷倒臥在紅磚道上之被害人，強行拖至約七公尺外之車道上，再踏踩其頭部，使之不致動彈，足以發生遭往來車輛撞擊輾壓而死亡之結果，究為其等所預見；則被害人為許齊盛駕駛之計程車輾壓致死結果之發生，即與上訴人等將已受傷倒地不起之被害人拖行至車道上，再踏踩其頭部後逕自離去之本意初無違背，按之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仍不得謂非故意殺人。又被害人之死既係倒臥在車道上遭許齊盛所駕計程車輾壓所致，而其倒臥該處復係因上訴人等共同拖拉及施以踏踩臉部之強暴所為，其因果自相聯絡，要無中斷之可言。上訴意旨，係以片面主觀之說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漫為事實之爭辯，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末按上訴第三審須以法律上之理由為其法定要件，不包括事實上之理由在內；亦即其上訴必限以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法律上理由，不得徒以事實認定之當否或事實問題之爭執等事實上之理由而為之。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所執各詞，原判決或已在理由中論斷綦詳，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情形；或係就與犯罪構成要件無涉之枝節，又為單純之事實爭執，依首開說明，亦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等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謝俊雄
法官魏新和法官蔡國卿法官李英勇法官徐文亮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