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165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上易字第116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11年11月16日

裁判案由：竊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上易字第1165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RIKADWIRAHMAWATI選任辯護人莊佳樺律師(法律扶助)上列上訴人因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607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40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RIKADWIRAHMAWATI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09年7月18日晚上10時5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之源國有限公司外籍移工宿舍內，徒手竊取ROSIDMUSTAQIM之黑色包包1個（內有皮夾1只、單眼相機1台、手機盒1個，價值共約新臺幣〈下同〉2萬9,0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本院審理之範圍：原審就被告被訴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部分判處罪刑，另就被告被訴竊盜部分判處無罪。檢察官對於上開竊盜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檢察官、被告均未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就檢察官上訴即竊盜部分為審理，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若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揭竊盜犯行，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ROSIDMUSTAQIM於警詢、偵訊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被告持用手機門號雙向通聯紀錄與基地台位置、行動上網歷程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供認於前揭時、地取走黑色背包，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與告訴人原係男女朋友關係，因發生爭吵分手，才於前揭時間至告訴人宿舍取回我個人物品，因休假時常到告訴人宿舍，有很多個人物品放在宿舍，有娃娃、項鍊、衣服、手錶、戒指等物，黑色包包是拿來裝上開物品，但無竊取告訴人之物；該黑色包包是我在西門町購買自己用的，只是放在告訴人那邊；當日我沒有取走相機、手機盒，該相機是我與告訴人一起買的，一人出一半，我們兩人所有，有時放在告訴人那裡，有時也會放在我這裡，在之前我就已把相機拿回來；手機盒連同手機也是我們兩人一起買的，手機盒一直放在我這裡；告訴人皮夾是放在黑色背包外層袋內，我取走包包時並不知情，隔日已於臺北車站返還告訴人等語。辯護意旨稱：被告因前與告訴人為男女朋友關係，休假常去告訴人宿舍，所以放了不少個人用品在宿舍內，本案因雙方感情糾紛吵架分手，故被告至告訴人宿舍取回自己的背包、衣服、娃娃等物，當天並未拿走告訴人之相機、手機盒；該黑色背包是被告自己購買的，屬被告物品，也有被告生活照可證；告訴人所指相機，是被告與告訴人交往期間，由被告出錢買的，有生活照可證，非告訴人之物；至該手機盒之手機，是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7月5日一起購買，被告有幫告訴人付錢，告訴人當時要被告幫他將手機盒收好，日後如要轉賣手機，搭配手機盒才能賣好價錢，因此該手機盒及購買手機收據均由被告保管；之後是告訴人打電話給被告要求返還包包內之皮夾，始知告訴人之皮夾放在被告該包包內，被告並無竊盜之犯意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原係男女朋友關係，雙方因感情糾紛於109年7
月16日發生爭吵分手，被告遂於同月18日晚上10時59分許，至告訴人上址外籍移工宿舍內，取走黑色背包1個（內有告訴人皮夾1只）等物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10至13、59頁，原審易字卷〈下稱原審卷〉第244至245頁，本院卷第51、76頁），並據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證述在卷（偵卷第16至18、57至59頁，原審卷第235至246、319至322頁），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示（偵卷第69至73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㈡關於黑色背包、相機及手機盒部分：
1.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被告休假經常到我的宿舍，也會在我宿舍過夜；我跟被告是109年7月16日分手，當日有吵架，被告先提出分手，我說好；在分手之前，被告只要休假的話都會過來我的宿舍；分手時，我宿舍還有一些被告之物品等語（原審卷第242、244至246頁）。是被告與告訴人於7月16日分手，被告辯稱其於18日至告訴人宿舍以黑色背包取回其個人物品等語，應可採信。
2.告訴人固於警詢及原審證稱：該黑色背包、相機及手機盒是我購買、我所有的，被告未經我同意從宿舍竊取等語（偵卷第16頁，原審卷第236、237、251頁），並提出通訊行單據照片、手機資料、手機IMEI碼截圖、通訊行名片、購買手機時通訊行監視器截圖、購買相機店家名片，及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及告訴人攜帶黑色背包或相機之照片（偵卷第37至
41、47、87至89、93、95、97頁，原審卷第343至379頁）為證，惟被告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亦提出被告案發前攜帶、使用黑色背包、相機之生活照片，及目前持有購買手機通訊行單據之照片為證（原審審易卷第71頁、原審卷第395、401頁）。是關於該黑色背包、相機及手機盒，究屬何人所有？案發當日被告取走之物有無包括相機、手機盒？被告、告訴人各執一詞。觀諸檢察官提出之宿舍外監視錄影畫面（偵卷第69至73頁），僅得證明被告帶黑色背包離開告訴人宿舍，尚難證明該背包內確有告訴人所稱之相機及手機盒。復審酌被告、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關係，交往期間生活密切互有往來，此參諸被告將諸多物品放在告訴人宿舍、休假時留宿告訴人宿舍，及被告提出之雙方婚紗照4張（原審卷第33至35頁）自明，且為雙方所不爭執。是以，衡情雙方非無可能於交往期間將物品交由對方保管、使用，甚至替對方支出全部或一部購買物品費用。本件被告既亦能提出案發前使用黑色背包、相機，及目前持有購買手機單據之證據資料，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被告辯稱該黑色背包、相機、手機盒均有出錢購買、其有所有權、使用權，及相機、手機盒原係放在其住處等語，尚非不可採信。從而，依現存證據資料，不僅難認被告案發時確有取走相機、手機盒，且縱被告有取走該黑色背包、相機及手機盒，惟被告依其主觀認知，認為曾出錢購買，有所有權、使用權而取走，亦難認其主觀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
3.至案發後109年7月19日被告與告訴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譯文記載：「告訴人：你拿走『我』的背包、相機及其他東西不用返還，你昨天在我房間拿走的錢包，請歸還給我。」「被告：真的有錢包嗎？我不知道.......待會我確認『你』包包裡有沒有你的錢包，因為我現在已外出去玩了」、「告訴人:....手機盒子是『我』的還給我，照相機你想要的話請拿走，但手機盒子是『我』的，請還給我，對你沒有用，因為手機在我這，你賣也賣不掉」等語（原審卷第223至224頁），可知告訴人固稱被告拿走其背包、相機，並要求返還其手機盒，而被告並未反駁，甚至對告訴人稱「你」背包。然雙方通訊時既甫分手，且觀諸雙方完整對話內容（原審卷第223至225頁），主要係在針對感情之事在爭吵，對話重點並不在該背包、相機及手機盒子係何人所有、被告是否有取走。是被告即便未針對告訴人所言予以駁斥，尚難執此遽認被告承認之。至被告雖稱「你」背包，然依整體語境觀之，重點在被告從告訴人宿舍取走之背包內，有無告訴人之錢包。被告稱「你」，應指當時背包原是放在告訴人處由其使用而言，亦難據此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關於皮夾及其內現金部分：
1.觀諸案發後109年7月19日被告與告訴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你拿走我的背包、相機及其他東西（錢包內現金）不用返還，你昨天在我房間拿走的錢包，請歸還給我。被告：真的有錢包嗎？我不知道.......待會我確認你包包裡有沒有你的錢包，因為我現在已外出去玩了」（原審卷第223至224頁），可知案發後告訴人傳簡訊給被告請求返還皮夾，被告即表示並不知道有皮夾，之後會確認是否有在背包內。又告訴人於原審證稱：我的皮夾原本是放在背包最前面的拉鍊袋裡面等語（原審卷第321頁）。審酌皮夾體積小、重量輕，放在背包外層拉鍊袋內，於拿取背包時，衡情未必注意內有皮夾。況被告於19日當日即與告訴人相約見面並歸還該皮夾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偵訊中證述在卷（原審卷第238至239頁），是被告辯稱案發時並不知道皮夾放在背色背包內，知悉後即歸還告訴人等情，應可採信。據此，尚難認被告有竊取皮夾之犯意。
2.至告訴人雖於警詢指稱該皮夾內原有現金3,000元，返還時只剩1,000元云云（偵卷第16頁），被告則堅決否認有拿走皮夾內現金等語。審酌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別無其他補強證據佐證，以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況告訴人於原審證稱：皮夾返還給我時，裡面沒有錢等語（原審卷第251頁），就被告取走現金多寡之指訴亦有前後不一之瑕疵。是告訴人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自不得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被告拿走該黑色背包時，既不知內有告訴人皮夾，則不論該皮夾內是否有現金，均難認被告有竊取該現金之犯意，併此敘明。
㈣綜上，依本案上開事證，尚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之竊盜犯意，及有竊取上開物品之行為，被告所辯非無可採，自難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相繩。
六、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告訴人於偵審中之指述、監視錄影畫面照片及雙方對話紀錄，均可證明被告確實於前揭時、地拿取告訴人之黑色包包。細觀被告與告訴人對話紀錄，被告稱：「待會我確認你包包裡有沒有你的錢包，因為我現在已外出去玩了」，被告直白表示該黑色包包為被告所有，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取走告訴人所有的黑色包包，難認無竊盜之故意。另對話紀錄中亦提及「告訴人：你拿我的背包、相機及其他東西（錢包內現金）不用返還，你昨天在我房間拿走的錢包，請歸還給我。」、「被告：真的有錢包嗎？我不知道，哈哈哈。」倘相機與背包真為被告所有，當告訴人向其表示「我的背包、相機及其他東西」時，告訴人為何無立即駁斥告訴人之詞語，是告訴人確有竊取告訴人所有之黑色背包及其內之皮夾、相機及手機盒。又本案復有告訴人提出購買手機畫面照片、購買相機店家名片、被告提出之手機盒（已發還）等證據，均足以補強告訴人之指訴云云。惟查，被告因與告訴人甫吵架分手，而於前揭時間至告訴人宿舍取走黑色背包及其個人物品等情，已如前述。至於被告是否同時取走相機、手機盒，以及該黑色背包、相機及手機盒所有權為何人？雙方各執一詞，並各自提出前開證據證明之。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並非一般不認識之人或單純之朋友、同事，而係男女朋友關係，且雙方均為外籍人士，來台工作，互相依靠，關係緊密，此觀被告休假時經常留宿告訴人宿舍、雙方已拍攝婚紗照可知。又觀諸雙方既均能提出背包、相機或手機相關之購買或使用證明，益徵雙方在部分財物上共享，不分彼此。而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係甫分手後雙方有關感情爭吵之對話，並非針對上開物品所有權歸屬之討論，尚難據此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綜合告訴人之指訴及其他證據資料，事實仍有渾沌不明之情形，而不能使本院確信告訴人指訴為真正，基於「罪疑唯輕」原則，尚難認被告有竊盜犯意及行為。從而，檢察官前揭上訴意旨，難認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均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竊盜犯行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有罪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法律規定，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調查審理後，因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而判決無罪，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陳詞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傳宗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111年11月16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遲中慧
法官邱筱涵法官顧正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莊佳鈴中華民國11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