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簡上字第5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4月11日
裁判案由：重利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0年度簡上字第55號上訴人 韓均德 即被告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99年度中簡字第2595號中華民國99年9月30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8470號、第1507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韓均德無罪。
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韓均德明知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無信任基礎之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犯罪，且不法集團經常使用收購所得之「人頭電話卡」以掩飾其等犯行，並藉此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詎韓均德不惜發生上述結果，而基於幫助他人易於實現重利犯罪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下同）98年4月15日，在臺中市某處，向臺灣大哥大電信股份有公司（以下簡稱臺灣大哥大公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後，隨即於同日某時，將上揭門號SIM卡，以新臺幣（下同）200元至300元之代價，售予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再輾轉由自稱「 小洪 」之 洪輝煌 （涉重利罪部分已判決確定）取得上揭門號SIM卡並持之作為重利放款之聯絡工具使用。洪輝煌並基於重利之犯意，於報紙夾報刊登放款廣告，以上揭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為聯絡電話，招攬不特定民眾上門貸款。嗣有 朱穎森 因生活所需急需用錢而陷於急迫之際，見上開夾報廣告後，以其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致電上揭門號0000000000號，與洪輝煌洽詢後，洪輝煌旋於98年10月22日某時，在臺中市○區○○街、建成路口，貸款2萬元予朱穎森，約定每10天為1期，每期利息3000元（換算年利率為540％），並於交付借款時先行預扣第1期利息3000元，實際僅交付1萬7000元予朱穎森，朱穎森並交付面額4萬元之本票1張以供擔保，洪輝煌即以此方式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除借款當時之第1期預扣利息3000元以外，復又於同年11月2日、同年11月12日、同年11月23日、同年12月3日，4次向朱穎森收取4期合計1萬1000元之利息。惟因朱穎森事後支付利息發生困難，而於98年12月16日，曾由朱穎森之姊 朱秀鳳 出面與洪輝煌達成初步和解。嗣因朱穎森不堪高額利息之負荷而報警處理，並提供洪輝煌使用之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小客車予警追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於99年5月5日通知洪輝煌到案說明，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42條第1項之幫助重利罪嫌等語。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暨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均未爭議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之製作及取得，並無證據顯示有何違背程序規定而欠缺適當性之情事，認以之為證據亦屬適當，依據上述說明，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雖有自由判斷之權，然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復無其他調查途徑可尋，法院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482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參。次按從犯之幫助行為，雖兼括積極、消極兩種在內，然必有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助力予正犯之實施犯罪之便利時，始得謂之幫助（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76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幫助犯成立，除須具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行為外，仍須所為幫助行為與正犯所實行之犯罪間，具有直接之影響，亦即幫助犯之幫助行為，須與正犯之意思相一致，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所為與正犯所實行之犯罪行為間，並無直接之影響，即難以幫助犯相繩（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766號判例及96年度台上字第6822號判決要旨足參）。
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韓均德所為涉有幫助重利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朱穎森警詢、偵查中指訴綦詳，證人朱秀鳳偵查之證述及員警職務報告書、車籍查詢基本資料詳細畫面、洪輝煌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門號000000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籍資料等事證為其論據。惟訊之被告韓均德固坦承有於98年4月15日，在臺中市某處，向臺灣大哥大公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後，隨即於同日某時，將上揭門號SIM卡，以200元至300元之代價，售予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之事實不諱，然其堅決否認有何幫助重利之犯行，辯稱：伊不知門號SIM卡不可以給別人使用，伊不知何人在使用上揭門號SIM卡，伊不認識朱穎森、朱秀鳳、洪輝煌等人，伊沒有犯罪等語。經查：
（一）被告韓均德確實有於98年4月15日，在臺中市某處，向臺灣大哥大公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並於同日某時，將該門號SIM卡，以200元至300元之代價，售予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等情，為被告韓均德供明在卷，並有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請資料一份在卷可參。而上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事後輾轉由洪輝煌取得，洪輝煌並持之作為重利放款之聯絡工具使用，並對朱穎森從事前述重利行為，嗣朱穎森無力負擔利息於與洪輝煌和解後，仍無力清償，乃嗣報警處理，並提供洪輝煌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予警追查，因而查獲洪輝煌等情，亦據朱穎森於警、偵訊中，陳證甚明（詳參警卷98年12月8日調查筆錄、99年度偵字第8470號卷第36─38頁），並有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一份、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籍資料一份在卷，可資為證；惟上開事實僅足以認定被告韓均德確有交付其所申辦取得之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予他人使用，暨洪輝煌事後輾轉取得該0000000000號SIM卡使用，並以之作為向朱穎森從事前述重利行為之聯絡工具，尚無從遽予推斷被告韓均德提供行動電話預付卡之行為，即對洪輝煌向朱穎森從事前述重利犯罪具有直接之影響。從而，本件應予審究者厥為：被告韓均德於辦理系爭門號0000000000號之申請後，將該門號SIM卡出售予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時，有無幫助重利之不確定故意存在？
（二）查：被告韓均德為輕度心智殘缺身心障礙人士之事實，有被告韓均德提出之殘障手冊一份在卷可稽，按被告韓均德既為輕度智障人士，其對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之認知，本低於普通人，應屬無疑；又參諸被告韓均德到庭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利息」、「重利」等字詞之意義，無法如一般人理解，需更特別加以解釋，方能為簡單答辯行為，就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亦無法理解其義，僅表知悉其簽名，其餘證據均不知其義（詳參本院100年2月23日準備程序筆錄），且被告韓均德提出之答辯狀由送達代收人 詹德玄 （被告韓均德之庇護雇主）代筆書撰，有答辯狀在卷可參（參審理卷第5─6頁、第47─48頁），而參諸被告韓均德現在其庇護雇主詹德玄處作簡單資源回收工作，無法自行到庭，須由雇主詹德玄親領到庭應訊等情，足見被告韓均德心智顯低於常人，就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無信任基礎之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犯罪之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顯無法為一般人之認知。
（三）其次，審諸卷附本院依職權所函調之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之申請資料，其上除被告韓均德字跡不整之簽名（與被告韓均德在本院訊問簽名相同）外，其他文字記載，字跡清淅，非屬被告韓均德之筆跡，全屬係他人代填，是被告韓均德抗辯其遭不詳姓名之人帶同前往辦理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之申請，且該SIM卡遭不詳姓名之人帶回使用之事實，應屬可採。又被告韓均德於偵、審中，一再堅稱不認識洪輝煌，帶同其辦理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之人非洪輝煌，核與洪輝煌於警訊及偵查中，供稱不認識被告韓均德之情節相符，是被告韓均德供稱帶同其辦理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之人並非洪輝煌，其未將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交給洪輝煌使用，亦屬真實可採。再者，本件被害人朱穎森因生活所需急需用錢而陷於急迫之際，見前揭夾報廣告後，以其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致電上揭門號0000000000號，於98年10月22日與自稱「小洪」之洪輝煌洽詢後，洪輝煌旋於前揭時地約見並貸款予朱穎森，且約定年利率為540％之重利等情，已如前述，審諸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之申請資料，該SIM卡申請使用之時間為98年4月15日，迄98年10月22日洪輝煌刊登廣告進而向朱穎森從事重利犯行，已逾6月，且該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自98年4月15日啟用，迄99年9月間，均有人使用，而其繳費至99年4月份，全屬正常（99年5月份起，迄99年9月份止累計3523元通話費未繳，此部分應屬洪輝煌於案發後繼續持用系爭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並故意不繳所欠之費用），亦有臺灣大哥大公司之出帳紀綠表一份，在卷可參，按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使用期間，既經人正常持用，且除本件洪輝煌涉及朱穎森重利犯行外，並無另涉其他犯罪之事實存在，自與一般專供他人犯罪，長期使用多次犯罪之情形有別，顯見系爭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應非專供他人犯罪所用之工具，實難僅因該0000000000號SIM卡，於事後洪輝煌對朱穎森犯重利犯罪時，持以作為聯絡工具，即遽推認被告韓均德交付該0000000000號SIM卡予不詳年籍、姓名之人之初，即得預知洪輝煌將來會以該SIM卡作為重利之犯罪工具，且主觀上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存在而交付該SIM卡予人使用。
（四） 基上 ，被告韓均德為輕度智障人士，其對一般事理之認知本低於普通人，其對行動電話SIM卡之申請、使用，本無法如一般普通人瞭解其意義，今被告韓均德遭不詳之人當作工具，以其名義申請0000000000號SIM卡使用，如該持用人使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SIM卡，於積欠費用後，不為繳納，申請人即被告韓均德將背負欠費之清償責任，一般正常人何會為之？按被告韓均德於不知情下，令自身陷於背負債務之危機，而該0000000000號SIM卡之使用人，事後故意不繳99年5月至9月間之使用費，使被告韓均德莫名背負債務，亦如前述，顯見被告韓均德係遭有心人士使用為工具，並遭受不利益，客觀上，被告韓均德係屬遭詐騙之受害人，實難認其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存在。又被告韓均德遭不詳姓名之人當作人頭申請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其固有將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交付予該不詳年籍、姓名之人，惟其未將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交付予洪輝煌，縱洪輝煌事後輾轉自他人之處取得0000000000號SIM卡使用，實際幫助洪輝煌犯罪之人為該交付0000000000號SIM卡不詳年籍、姓名之人，被告韓均德既不認識洪輝煌，其無從知悉洪輝煌將會持該0000000000號SIM卡作為通話，或作為犯罪之工具，實難因洪輝煌於使用該SIM卡期間，偶一用以從事系爭重利犯行，即遽以推論洪輝煌犯罪前6月，被告韓均德受騙申請系爭0000000000號SIM卡時，即對其所不認識之洪輝煌將來會對朱穎森從事重利犯行，有所預知，且基於幫助重利之犯意，而申請0000000000號SIM卡以供洪輝煌對朱穎森從事重利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韓均德係遭人利用作為申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SIM卡之工具，其本身無認知他人將從事重利犯罪之能力，且無幫助他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自無從構成重利犯行之幫助犯。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韓均德於主觀上無認知他人將從事重利犯罪之能力，並且無幫助重利犯罪之不確定故意，且其未交付0000000000號SIM卡予從事重利犯罪之洪輝煌，尚難認被告韓均德主觀上有幫助犯罪之故意，且客觀上亦難認其有幫助行為，而該當於重利犯罪幫助犯。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韓均德有何檢察官所指之幫助重利犯行，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韓均德犯罪，依首揭法律之明文，自應諭知被告韓均德無罪之判決，原審予以論罪科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被告無罪。本件原審依簡易審判程序，對被告韓均德以幫助重利罪科刑，經本院撤銷原判決，改判無罪，已詳如前述，足認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為不適當，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故依前揭規定，應由本院合議庭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0年4月11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張智雄
法官陳思成法官王金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謝明倫中華民國100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