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37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03月24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七四號
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之2號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八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七一四０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告訴人陳載欽於偵查中及原審法院審理中均陳稱：系爭支票及印章不知何時失竊，一直到地下錢莊找人向其要錢才知道遺失等情。被告甲○○於第一審法院審理中對告訴人所言及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均表示無意見。並供稱：「我與 李燥美 及 李瓊色 有金錢來往，所以才會開票給他們，我把這些票拿去用陳載欽不知道，原本陳載欽是把這些印章及支票交給 林彥伶 ，這三張票還在持票人那裡，……」、「陳載欽的票是交給我太太林彥伶在用，有時候我也會拜託我太太幫忙開票，我的朋友委託討債公司來要錢，陳載欽為了釐清支票的責任，所以他才會來告我」等語。而原判決理由欄亦謂「……則其指訴被告偽造支票申請書及偽造支票行使等情，無非在於逃避其被追討票據債務之民事責任……」云云。然據被告所陳之所謂渠朋友委託討債公司來要錢等語，是否確有其事？渠朋友究係何人？委託那家討債公司來要錢？有無採取民事程序求償行動？原判決均未詳加調查及說明，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情事。㈡、原判決既採信被告片面辯解之詞，認定被告之妻林彥伶有向陳載欽借支票之事實，然林彥伶何時向陳載欽借用支票？共使用幾張？金額如何？支票流向如何？被告稱每次支票開完之後，則由林彥伶或公司會計小姐填支票申領單，委任伊前往銀行提領等語。則該支票申領情形如何？共領過幾次？該公司會計小姐為何人？有無去銀行申領過？支票可否委任他人代領？被告所辯是否屬實？猶有深入調查之必要，原審判決就前開事項並未調查，遽採信被告辯解為判決基礎，顯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其採證顯有違證據法則，而有違背法令之情事。㈢、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供稱：伊去銀行領票已經領了十多本了，去領都是一本，一本一次二十五張，伊領了十多次，是林彥伶叫伊去領，用了十年多等語；又稱伊已與妻子林彥伶離婚，系爭之三張支票是伊太太離家前二、三年領等語。則被告何時與林彥伶離婚？林彥伶何時離家出走？既未住在一起，林彥伶係住何處？何以林彥伶在離家前二、三年領的支票，於林彥伶離家後被告甲○○仍繼續使用？苟如被告甲○○所言系爭之支票係林彥伶於民國八十五年間向陳載欽借用屬實，何以被告於八十九年間才使用該支票？況且被告所簽發之系爭支票分別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七月十五日，支票號碼分別為４６７７１３、４６７７１
４、４６７７１５連號之支票，該三張支票有被告之妻 林燕栖 （後改名林彥伶）之背書，該背書之署押是否林彥伶所為？林彥伶既證稱被告簽發該三張支票不知情云云，則該背書是否確係林彥伶所為？顯有將背書之署押加以鑑定，俾確定究係何人所為，此亦攸關被告刑責之認定，然原判決於理由欄敘述「至被告之妻林彥伶於偵審中證稱，被告簽發本件之三張支票，伊不知情，然其確有在該三張支票上背書，何能謂不知情，其此所述，乃在於逃避票據債務之責任，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云云，殊嫌率斷，顯有判決不備理由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情事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之妻於八十五年間，向告訴人陳載欽借用支票，陳載欽將支票及印章一枚交給林彥伶，嗣林彥伶因故離開家，惟支票及印章仍放置家中抽屜，詎被告未經陳載欽之授權同意，於八十九年間竟持該陳載欽之印章，向台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軍功分社領取陳載欽在該分社所開設甲存帳號第一○六○二三號之支票，致承辦該管事務之人員誤以為真而交付該支票與被告，惟被告得手後，即盜用陳載欽之印章，偽造陳載欽為發票人之下列三張支票：⑴、發票日：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支票號碼：0000000號、金額：新台幣（下同）六百二十九萬六千元。⑵、發票日：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支票號碼：0000000號、金額：一百八十七萬三千一百一十元。⑶、發票日：八十九年七月十五日、支票號碼：0000000號、金額：三十萬元，足以生損害於陳載欽。嗣完成上開簽發支票手續後，被告為清償債務，即將上開金額為六百二十九萬六千元之一張支票交給案外人李燥美，將另外二張支票交給案外人李瓊色。惟該三張支票均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嗣後經執票人向陳載欽追索票款時，陳載欽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七條、第二百十條之盜用印章、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告訴人陳載欽之指訴、證人林彥伶之證言、上述三張支票退票理由單影本及上開合作社事故票據明細查詢單一份為其論據。然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陳載欽於八十五年間將支票及印章借予伊妻林彥伶（原名林燕栖）供伊夫妻簽發使用，支票使用完畢後，由伊妻囑會計小姐填妥支票申領單前往銀行領取空白支票多次，絕無盜用印章詐領空白支票之事。伊所簽發之支票均有存款供執票人提領，系爭三張支票，係於八十七年間由伊簽發並由伊夫妻背書，於八十九年間到期，因生意失敗無法兌現，債權人進行逼討債務，伊與告訴人無法承受此壓力，乃由告訴人告伊偽造有價證券，並由伊立「切結書」載明伊「偷開」該三張支票，圖使告訴人規避票據責任，所謂「偷開」並非實情等語。經查告訴人雖於偵查中指稱：伊之支票及印章係放在機車置物箱，不知何時被偷，事後地下錢莊向伊要錢才知道遺失。於原審陳稱：八十三年間開戶領票使用，到八十五年就沒有使用，九十年間地下錢莊叫「 阿明 」者找人向伊要錢才知道支票遺失云云。然證人林彥伶於偵查中即證稱：支票係伊向告訴人借的。於原審更供稱：支票不是偷的，支票帳戶是告訴人自己開設的，因伊與被告做生意沒有支票，告訴人就借支票給伊夫妻使用，第一次是告訴人帶伊去領空白支票，以後伊夫妻簽發使用，也是自己去領空白票，夫妻都有簽發過支票，被告也有打電話告訴伊要去領支票等語。公訴人於起訴書亦記載，被告之妻林彥伶係於八十五年間向告訴人借用支票，告訴人將支票及印章交給林彥伶等情。參酌告訴人上開指訴，所謂於支票及印章失竊，歷經五年始發覺，顯與常情有違，自以被告所辯告訴人之支票及印章係借與其夫妻使用，切結書上所稱「偷開」係迎合告訴人之意，為其規避票據責任之說為可信。次查系爭三張支票，係告訴人於八十七年間簽發並由被告及其妻林燕栖（嗣更名為林彥伶）背書後，持向李燥美、李瓊色借款，已據李燥美、李瓊色證述明確。雖被告於偵審中曾供稱：未經告訴人同意而申領空白支票；簽發使用時，告訴人亦不知情云云。按諸告訴人親自設立支票帳戶，將領取之空白支票及印章長期借予被告夫妻簽發使用，且任由其繼續領用空白支票使用，已如前述，自應認告訴人已有概括授權被告得繼續使用其印章向銀行請領空白支票並簽發使用。被告請領並簽發系爭三張支票，自亦包括在告訴人授權範圍之內，尚不能因被告請領支票事先未再告知告訴人或徵得其同意再簽發系爭支票，遽認其已逾越授權範圍，而論以偽造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至被告之妻即證人林彥伶雖曾證稱：被告簽發該三張支票，伊不知情云云。然林彥伶確在該三張支票背書，已據其於原審陳明，並有支票影本在卷可稽。既已在支票背書，焉會不知情，此部分證言，自無可取。此外又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之犯行，原審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詳予說明其證據之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所為論述，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按刑法上之偽造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罪，所稱「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或簽發有價證券而言，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而為，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自不成立各該罪。原判決綜合卷內資料調查說明，被告向台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軍功分社領取告訴人甲存帳號之空白支票及簽發系爭三張告訴人名義之支票,係經過告訴人之概括授權同意而後為之，因認不能證明被告有犯偽造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罪，而為被告無罪諭知，於法難認有違。又系爭三張支票確係經過被告之妻林燕栖背書，已據林彥伶（原名林燕栖）於原審供稱：「背書是甲○○叫我背書的」等語，並有該三張支票影本在卷可稽，原判決對此已有調查說明。上訴理由㈢指原判決對此未予調查，尚與卷存資料不符。其餘上訴書所列原審未調查事項，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於原審曾如何聲請就各該事項為調查及證明何事，而原審未予調查，於法律審之本院，始為此主張，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係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董明霈
法官林茂雄法官張祺祥法官呂永福法官陳世淙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