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審訴字第28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6月18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審訴字第285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克傑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63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王克傑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柒佰陸拾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王克傑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爰依首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另補充證據如下：被告於本院民國110年5月1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所為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㈠按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關於第1項第3款「以廣
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加重事由，其立法理由已敘明：「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3款之加重處罰事由。」申言之，係因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將導致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於閱聽見聞後，有受詐騙之虞，可能造成之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鉅，爰增訂上開加重處罰之詐欺類型犯罪。故倘行為人有以上開傳播工具，對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不實訊息，以招徠民眾，進而遂行詐欺行為，即已具備該款加重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人雖利用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犯罪，倘未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而係針對特定個人發送詐欺訊息，僅屬普通詐欺罪範疇。行為人若係基於詐欺不特定民眾之犯意，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刊登虛偽不實之廣告，以招徠民眾，遂行詐騙。縱行為人尚須對受廣告引誘而來之被害人，續行施用詐術，始能使之交付財物，仍係直接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無礙成立加重詐欺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如何符合「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之要件？被害人購物之網路商店是否為上訴人所屬詐欺集團所經營或與之有所關聯？因涉及施詐內容是否藉由網際網路為傳播方式，任何人均可閱讀，以及該詐騙集團所施用之詐術，是否足以使不特定或多數社團成員均得以共見同聞，致於閱聽後有陷於錯誤之虞，而該當於「以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依告訴人 陳星揚 所述，其是於108年2月22日在臉書社群網站上之「演唱會讓票、換票、求票台灣門票票卷五月天」社團上，瀏覽到被告所刊登之販售演唱會門票訊息，則被告係在臉書社群網站之前開社團內對於多數人散布訊息，而非直接選擇特定被害人發送詐欺資訊，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論以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㈡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次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係因考量「…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甚至結合網路、電信、通訊科技，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別，若僅論以第339條詐欺罪責，實無法充分評價行為人之惡性。參酌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挪威、荷蘭、瑞典、丹麥等外國立法例，均對於特殊型態之詐欺犯罪定有獨立處罰規定，爰增訂本條加重詐欺罪，並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為之惡性、對於社會影響及刑法各罪衡平，將本罪法定刑定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且處罰未遂犯。第1項各款加重事由分述如下：…㈢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3款之加重處罰事由。」（參見刑法第339條之4立法理由第2、3㈢之說明），可知立法者增訂刑法第339條之4係為因應近年來集團性、組織性詐欺集團橫行，偵查機關雖屢屢破獲大型詐欺組織，法院亦對之科處重罰，然前揭詐欺犯罪不僅仍無所不在，層出不窮，犯罪計畫、詐欺手段更有日趨精進，增添偵查機關破案難度之情，故立法者為一般性嚇阻潛在之詐欺犯罪人，刻意挑選司法實務上常見之
3種詐欺集團慣用之犯罪手段（即「冒用政府或公務員名義」、「3人以上共同」、「以大眾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並加重處罰，企圖以威嚇預防（即消極一般預防），發揮行為統制效果，惟威嚇預防向來在學理上即備受批評（⒈從行動統制之觀點而論，因刑罰之對象及刑罰量均缺乏充分之實證依據，可能會導出無止盡之刑罰擴張；⒉縱令刑罰有一般預防效果，然相較於被處罰者應該是「行為人本人」之當然預設，更可能被挑選成處罰對象者將可能會是「使一般人受到威嚇之最重要者」，即最可能對大眾發揮殺雞儆猴效果之人；⒊何程度之刑罰量可防止何程度之犯罪並無明確依據，故可能會在日常常識及治安感覺之支持下實施刑罰之犯罪防止，進而推導出「暫且從重處罰來預防犯罪」之不當結論）。從而，量刑雖為立法者與司法者之共同作業，亦即司法者僅能在立法者通盤考量特定犯罪類型之各種犯罪情節後制定之法定刑範圍內，考量個案之犯罪重大性，決定應科處之刑罰，然當立法者單純以威嚇預防作為立法依據，企圖謀求撫慰大眾對犯罪之不安及恐懼時，司法者即應考量一般預防之不穩定性及不明確性，自應報或犯罪事後處理等面向參酌「結果反價值」之立場，適當限縮處罰，當然立法者透過「犯罪手段」（即行為反價值）所描繪之犯罪圖像，亦係限縮刑罰力道之可能途徑之一。經查，本案被告係以單獨犯之形態為檢警單位查獲，犯罪工具雖涉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預設之網路通訊科技，惟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與他人共同組織犯罪集團，並計畫在網路上散布不實拍賣訊息以詐取不法利得之蛛絲馬跡，故被告之犯罪手段彰顯之「行為反價值」即與立法者預設之組織性、集團性犯罪迥然有別，威嚇預防之必要性甚低；且被告所詐得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760元，可知其犯罪情節核與立法者前揭主張利用網路通訊科技實行詐欺犯罪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所強調之法益侵害結果（即結果反價值）確有兩歧；參以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與詐取鉅額不法所得，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多所辯解，絲毫未見悔意之犯罪行為人難以比擬，較無以刑罰為事後處理之必要性，本院因認倘仍科以法定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法律效果，非無情輕法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有憫恕之處，故本院為緩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刑罰苛酷性，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被告所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罪部分酌減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仍不思循正當途徑賺
取財物，竟恣意利用網路散布不實訊息，向告訴人詐取財物，使其無端蒙受損害，非但破壞社會治安，亦危害正常交易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兼衡被告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單身、尚有1名子女待其扶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
285號卷110年5月10日審判筆錄第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沒收部分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
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詐欺告訴人所詐得之7,760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且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亦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3款、第5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啟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
刑事第二庭法官李郁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陳建宏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