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9年上易字第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2月03日
裁判案由：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99年度上易字第6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2435號中華民國98年11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124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97年2月25日，在臺中縣○○鎮○○街○○號，借款新臺幣（下同）5000元予 江文淵 ，而由江文淵提供支票1張作為擔保（發票人為甲○○，票號為0000000號，金額為1萬元，付款金融機構為第一商業銀行沙鹿分行。江文淵涉嫌偽造有價證券罪嫌部分，另簽分偵辦）。俟江文淵返還上開借款後，丙○○告知江文淵將該支票已遺失，江文淵則告知丙○○該支票業已辦理掛失。丙○○明知該遺失之支票係供擔保之用，倘尋獲該支票，應返還予江文淵，卻於97年12月3日，在臺中縣○○鎮○○街○○號，尋獲該支票後，竟意圖自己不法之所有，將該支票侵占於己，並於同日，將該支票交付予 楊惟伶 ，作為繳納保費利息之用。嗣楊惟伶即於97年12月4日，依丙○○指示前往銀行提示，後因甲○○已將上揭支票辦理掛失，致該支票遭退票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觀之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乃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下列引為證據之證據資料並未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聲明異議，且各該人證（含書證）陳述，依卷證資料所示，其等作成之狀態，並無違背其等個人意思而為陳述，或其他違法取供之情形，亦認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臺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無非係以：
㈠被告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證明：該支票曾遺失，事後已經尋獲之事實。
㈡證人 紀俊全 於偵查中之證述。證明：該支票曾遺失，事後已經尋獲之事實。
㈢證人江文淵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證明：上揭支票係伊
交付予被告擔保借款之用，並曾告知被告該支票業已掛失等事實。
㈣證人甲○○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證明：前揭支票係由江文淵開立，並已辦理掛失之事實。
㈤證人楊惟伶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證明：被告於97年12
月3日，將該支票交付予渠，用以繳納保費利息，且其前往銀行提示該支票等事實。
㈥遺失票據申請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及前開支
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各1份。證明：上揭支票經證人甲○○辦理掛失及由楊惟伶於97年12月4日提示等事實。
五、訊據被告丙○○固直承江文淵先後向伊借貸8千元（起訴書雖載明5千元，然事後江文淵仍再向其借貸3千元，為江文淵所是認），開立系爭支票以為擔保，俟江文淵返還款項後，伊即將系爭支票交還江文淵，嗣系爭支票遺失，伊有告訴江文淵，當時江文淵償還伊部分款項時，也有說該支票已經申報遺失，之後伊找到系爭支票後，系爭支票由楊惟伶做為繳納伊積欠之保險費用及利息共約4千2百餘元，但一直到開庭時江文淵才將剩餘之款項1千9百元償還完畢（原審則供稱剩餘款項1千元於開偵查庭時償還完畢）等情無誤，惟堅決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伊並不知道系爭支票在何處丟掉，找回來時，伊沒有親手將支票交給楊惟伶，是伊倒出皮包內的東西，她剛好看到那張票才拿走，並說結餘多算的錢會拿回來還伊，並無侵占犯行等語。經查：
㈠上開被告如何自江文淵處取得系爭支票，約定待江文淵所借
得款項返還後，被告即須將系爭支票返還江文淵，俟甲○○發現系爭支票遺失，委由其妻 邱淑珠 申報遺失，邱淑珠事後告知江文淵此事，江文淵將借得款項部分償還被告後，欲取回系爭支票，被告卻說已經遺失，事後被告將系爭支票交付楊惟伶以為繳納積欠之保險費用及利息共約4千2百餘元等情，已據被害人甲○○、證人江文淵、楊惟伶於警偵訊及原審證明屬實，復有系爭支票、遺失票據申報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等件在卷（見警卷第6至8頁）可稽。被告雖辯解稱係楊惟伶私自拿去兌現云云，然與證人楊惟伶於警偵訊及原審具結證述情形不符，況楊惟伶與被告並無任何仇隙，其兌領系爭支票無非在繳納被告已積欠1、2個月之保險費用及利息4千2百餘元，並於兌領後將結餘款項再返還被告，已經楊惟伶證述明確，復為被告所不否認，故楊惟伶兌現系爭支票與否，獲利者僅被告1人，與楊惟伶毫無關連，果非被告主動將系爭支票交予楊惟伶用以繳納積欠之保險費用及利息，楊惟伶豈有可能擅自拿取，且以其身為臺灣人壽保險業務襄理之身分，經常經手以現金或支票繳付保險等費用之情形事所恆見，當深知在未經被告同意下，卻取得第3人（甲○○）名義之系爭支票兌領，可能涉犯侵占罪嫌，其無庸為與其本身利益毫不相關之事而為此不利於己之行為，故被告辯稱是楊惟伶擅自拿取系爭支票以繳納其積欠之保險費用及利息，其要攔阻時已經來不及了云云，固無可採。證人即被告之子紀俊全於偵訊及原審時均具結證稱：事後被告有告訴伊說系爭支票被楊惟伶取走，被告來不及攔阻楊惟伶云云（見偵卷第8至10頁、原審卷第35至36頁），均屬聽聞自被告之供述，並未親自見聞，自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㈡惟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3人不法之所有，
而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即變更持有之意為不法所有之意，為其構成要件。易言之，行為人主觀上須有為自己或第3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事實方足該當，如僅將持有物延不交還或有其他原因致一時未能交還，既缺乏主觀要件，即難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68年臺上字第3146號著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證人江文淵固然於偵訊及原審均證稱：伊係向被告借用5千元，並提供系爭支票做擔保，待返還借用款項後，被告應即將支票返還，其於獲知父親甲○○已將系爭支票掛失後，隨即拿取5千元返還被告，並向被告索取系爭支票，被告卻說已經遺失，並向警方報案，其亦陪同被告前往警局確認真有此事，並同時告知被告其父親甲○○已將支票掛失之事，伊確也有如被告所述再向其借用3千元等情。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則均供稱：被告是陸陸續續清償伊所借之款項，直到偵查庭開庭時，江文淵才又返還剩餘的1千9百元款項（原審供稱1千元）等語。姑不論江文淵係以向被告借用5千元而以系爭支票作為擔保，於返還該5千元款項後，被告即復有返還系爭支票之義務，抑或於江文淵陸續向被告借款8千元，於返還該8千元後，被告始復有返還系爭支票之義務，然江文淵向被告借貸之債務均未逾越系爭支票票面金額範圍，江文淵事後再向被告借貸3千元時，並未另提供其他擔保，應認2人有明示或默示同意江文淵陸續借貸之8千元債務均在系爭支票擔保範圍內，應屬合理之推斷，亦符合雙方之期待。江文淵既然積欠被告款項在先，迄至97年12月3日被告找到系爭支票失而復得時，江文淵猶未能全部清償積欠被告之8千元款項，尚餘1千9百元或1千元未返還，依此，被告均得持系爭支票對江文淵主張票據上之權利，以受償其剩餘之債權。次按票據提示行為具不可分性（票據法僅有付款人「一部付款」之規定，見票據法第73條、第137條等，並無執票人可為一部提示之明文），被告委由楊惟伶提示兌領系爭支票上金額，並欲以其中4千2百餘元繳納積欠之保險費用及利息之際，既然其就江文淵積欠未還之1千9百元或1千元部分（且自江文淵陸續清償款項之情形以觀，其尚未清償之該1千9百元或1千元債務部分，均應已屆清償期）可對江文淵主張票據上權利，且票據法復無規定得一部提示之情形。從而，被告為確保其對江文淵之剩餘債權，提示兌領系爭支票，仍屬其票據權利之合法行使，要難認其委由楊惟伶提示系爭支票兌領之際，即認其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又依公訴意旨所載被告於本案係侵占系爭支票，而本院認被告係合法行使其票據上權利，而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已如前述，至於其委由楊惟伶提示兌領後，就超逾其應受償之「金額」部分，與公訴人起訴之標的客體並不相同，且因系爭支票早經甲○○掛失止付，客觀上被告本無從取得提示兌領後之款項，顯亦無積極證據顯示其就超逾受償之金額部分另有侵占之犯行。
六、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既無法證明被告確有侵占之犯行，而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既存有合理懷疑，致法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原審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予以無罪諭知，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主觀上應明知系爭支票僅供質押性質，其並未取得所有權，嗣後告訴人（應係指江文淵，但本案其並未提出告訴，故上訴意旨此部分所載容有誤會，下均同）確已將支票所擔保之債務清償完畢，並向被告索還系爭支票，被告尚告知告訴人上開支票業已遺失，堪認被告主觀上應認知系爭支票為告訴人所有之物，雙方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暨楊惟伶取走系爭支票，應係經由被告同意而取走以提示兌領；綜上，被告明知系爭支票僅供擔保之用，告訴人業已清償上開支票所擔保之債務，其應將系爭支票返還告訴人，竟於失而復得後，據為己有，確有侵占犯行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被告否認係經由其同意後，楊惟伶方取走系爭支票乙情，雖無可採，然江文淵係向被告借貸8千元，並非5千元，且在清償期屆至後，江文淵仍未償還全部款項，迄至偵查或原審開庭時始陸續將剩餘款項清償完畢，足見被告委由楊惟伶提示兌領系爭支票時，仍有部分債權未受償，而非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全部業已受償，從而，被告提示兌領，乃其票據權利之正當合法行使，要難認有何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故本案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2月3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江德千
法官莊深淵法官賴妙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蘇昭文中華民國99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