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29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62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10月13日

裁判案由：擄人勒贖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五六二九號上訴人甲○○
乙○○上列一人選任辯護人 彭大勇 律師
林士龍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擄人勒贖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五六七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四年度偵字第一三四三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牽連犯，論處上訴人甲○○、乙○○共同犯強盜罪而擄人勒贖罪刑（甲○○處有期徒刑九年，乙○○處有期徒刑八年四月）。
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以：㈠、甲○○因向被害人 韓秉謙 借新台幣（下同）二萬元，被害人卻要求利息二萬元，因而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被害人韓秉謙財物，目的僅在「拗韓秉謙」，並無擄人勒贖之犯意，況所獲財物僅十萬元及行動電話三具、皮包一只、公用電話卡、金融卡、信用卡各一張、機車鑰匙一支而已，未逾一般人立即可得支配之財物價值範疇，亦未對被害人之妻 唐瑞珍 恫嚇勒贖，與一般強盜而擄人勒贖鉅額財物情形不同，此為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是本案應僅構成妨害自由及恐嚇取財等罪責，原判決變更起訴法條，改依強盜而擄人勒贖條文規定，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顯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㈡、被害人於原審供稱：「抵達台灣銀行安南分行後，乙○○即對 伊恫 稱：『你是要自己上車，還是押你上車』，當時因該處四周黑暗，伊心中害怕上訴人二人有攜帶兇器，乃坐上渠等騎乘之機車抵達一間民宅」，然當時為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八日晚間九點，路上仍有行人車輛，被害人何未呼喊求救？又該銀行位在交通要道，提款機有燈光照明，何來四周黑暗？且甲○○未曾攜帶兇器，被害人經營地下錢莊，豈會因上訴人等三言二語而心生畏懼？足見被害人之指述為虛偽杜撰，不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㈢、原判決以甲○○在租屋處與友人 吳奐廷 之電話監聽譯文認定被害人聽聞後心生畏懼，而任由上訴人強取財物，然原判決逕引通訊監察譯文摘要作為認定證據，而該譯文內容並未談到強盜及擄人勒贖，原審又未提示監聽許可文件及播放監聽錄音帶，以查是否相符，即與採證法則有違。㈣、被害人之妻唐瑞珍於原審證稱：「九十四年十月八日晚間十一時許，韓秉謙以電話告稱在外與友人飲酒，錢不夠，要求伊拿提款卡，伊在便利商店看到韓秉謙時，發覺甲○○站在韓秉謙旁邊靠的很近，伊感覺韓秉謙行動自由遭受限制，乙○○距離韓秉謙較遠，韓秉謙領款後，是在便利商店將款項交付被告」等語，然被害人在與上訴人換乘之計程車上及提款之便利商店內，何以未呼救？證人唐瑞珍若發覺被害人身體自由遭受控制，又何不呼救？被害人於案發後，為何未至警局報案？上開疑點原判決均未於理由內敘明，本案仍有合理懷疑，原判決單憑被害人存有瑕疵之供述，科處上訴人罪刑，顯違證據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㈤、甲○○於原審聲請傳喚被害人韓秉謙、證人唐瑞珍、 鄭金惠 ，聲請勘驗7－11便利商店錄影帶，原審未加調查，僅當庭諭知第一審時均已調查，無調查必要而駁回上訴人之聲請，惟第一審傳訊被害人及證人唐瑞珍時，未受上訴人之對質詰問，實有必要傳訊證人結證並受甲○○對質，原審顯有調查未盡之違法。㈥、原判決事實欄認定甲○○動手搜刮韓秉謙隨身攜帶之皮包一只（內有新台幣五、六千元，駕照一紙，公用電話卡一張，匯豐銀行金融卡、信用卡各一張）及行動電話三支，於理由欄內引述被害人及乙○○之供詞認定甲○○從被害人取得之財物二萬五千元、十萬元、皮包及行動電話，然理由內就認定皮包內有五、六千元之事實未說明所憑之證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㈦、被害人證稱甲○○問伊是否要拿回皮包及行動電話等物，伊稱明日再拿，可知甲○○並無強盜及擄人勒贖犯意，否則豈會同意返還皮包或行動電話等物，本案應只構成妨害自由及恐嚇取財等罪，原判決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上訴人乙○○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二人主觀上係基於擄人勒贖之犯意，而強押被害人並藉此取得財物，則上訴人二人最多只能構成「擄人勒贖罪」，其他罪責應被吸收，惟原判決竟將此犯罪行為，強行分割成強盜罪及擄人勒贖罪，已有判決理由矛盾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㈡、原判決依被害人之證述，認定上訴人甲○○在拿取被害人之皮包及行動電話時，係構成強盜罪，惟被害人於原審自承：「甲○○在搜身前，並沒有對我說什麼」、「甲○○當時手中沒有拿什麼東西」、「搜東西時，甲○○叫乙○○去買膠帶」，足證甲○○搜身時，僅有一人，乙○○並不在場，甲○○並無持任何兇器，被害人又比甲○○高，被害人是否確已達到不能抗拒之程度？甲○○是否有施以強暴脅迫？尚值斟酌。又前往便利商店時，被害人何不呼救逃跑？原審未進一步查證，有調查未盡之違誤。另甲○○自被害人身上拿取行動電話及皮包時，乙○○有無在場？乙○○與甲○○間對此部分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原判決未說明認定之理由，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㈢、本案發生後，被害人自承曾帶數位朋友找乙○○理論，並打電話給甲○○，且被害人在領完十萬元後，甲○○有意歸還皮包及手機，但因被害人之朋友打電話恐嚇後，甲○○心生不滿乃將手機及皮包丟棄，並非基於湮滅犯罪證據而丟棄，原判決有認定犯罪事實不憑證據之違誤。㈣、原判決認定乙○○與甲○○，於一起離開「低消費小吃店」前，乙○○即已獲悉甲○○意欲自被害人處不法取得財物，故以與甲○○二人形成不法取財之犯意聯絡。惟乙○○自始至終均不知甲○○與被害人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此有甲○○於檢察官偵訊時之供述可證，原審未進一步調查，即認定乙○○與甲○○有犯意聯絡，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及調查未盡之違誤。㈤、乙○○雖有私吞所領取之二萬五千元，但此部分與甲○○並無任何犯意聯絡，與乙○○是否有擄人勒贖或強盜之不法所有之犯意，並無關連。㈥、依被害人之證詞，甲○○係想要以被害人身上所取之提款卡提取十萬元後，即予釋放，則甲○○僅能成立強盜罪而已，乙○○亦不可能成立擄人勒贖罪，再者，係因乙○○欺騙甲○○，而被害人又不知如何預借現金之情形下，始由被害人之妻自家中取出另一張匯豐銀行之信用卡領出十萬元，此亦為被害人自己之信用卡或金融卡，換言之，乙○○並未預見被害人可能向第三人籌措現金，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二人於強押、拘禁被害人之際，業已預見被害人可能轉向第三人籌措贖金，因而成立擄人勒贖罪云云，已有認定事實與卷內資料不符之違誤等語。
惟查：原判決敘明依憑甲○○坦認因韓秉謙多次前往其家中索討債務，心生不滿，於九十四年十月八日晚間，將韓秉謙約至「低消費小吃店」，並在台灣銀行安南分行前，與乙○○二人共乘一部機車，以一前一後包夾之方式，將韓秉謙帶往其在於台南市○○路○段○○○巷○弄○○○號租屋處，隨後叫乙○○外出購買膠帶，並以乙○○購得之膠帶將韓秉謙綑綁，經韓秉謙告知提款卡密碼後，將提款卡交由乙○○外出領款，嗣因乙○○返回後告知無法領得款項，又與乙○○二人共同將韓秉謙帶至伊住處附近7－11便利商店與韓秉謙之妻唐瑞珍會面，經唐瑞珍將另一張提款卡交付韓秉謙後，由韓秉謙領取十萬元現金交付，而後其將三萬元朋分予乙○○等供詞；乙○○坦承與甲○○二人在台灣銀行安南分行前，以前述之包夾方式，將韓秉謙帶往甲○○上開租屋處，並依甲○○指示外出購買膠帶、持提款卡領款，且將領得之二萬五千元侵吞，而回報誆稱未領得款項，嗣後又與甲○○二人共同將韓秉謙帶往伊位於青年路住處附近7－11便利商店，事後又自甲○○處取得三萬元之供詞，及證人韓秉謙、妻唐瑞珍之證詞、韓秉謙所有之NOKIA牌6108型行動電話一具（序號：00000000000000號）之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一份、贓物認領保管單一紙、甲○○與吳奐廷間行動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一份、現場照片八幀、監視器翻拍照片十幀、提款機監視錄影帶翻拍相片十幀、拘提、搜索過程暨現場證物照片二十五幀、匯豐銀行卡號：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號提款卡交易明細各一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金訊業字第0940002818號函及該函檢附之匯豐銀行卡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卡於九十四年十月八日之ATM跨行提款交易紀錄資料、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四年十一月七日（94）港匯銀（總）字第2516號函及該函檢附之被害人開戶資料、被害人帳戶九十四年十月八日交易明細各一份及扣案膠帶二捲、已使用之膠帶一截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等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強盜而擄人勒贖犯行；已於判決理由內，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取捨證據認定之理由，並就甲○○否認犯罪，辯稱：伊並未與乙○○將韓秉謙由台灣銀行安南分行強押至其租屋處，當時其本欲領款返還韓秉謙，但因其本得收取之款項尚未匯入其帳戶，無法還款，乃邀韓秉謙前往其住處商談，當時僅係口氣較差，韓秉謙係自願坐上其與乙○○二人騎乘之機車，在長和路四段其租屋處內，伊與韓秉謙聊天過程中，韓秉謙主動表示要給錢，請其放伊離開，且係韓秉謙主動將身上財物交付，其並未動手搜刮；其命乙○○外出購買膠帶僅係支開乙○○之藉口，其意欲與韓秉謙單獨談話，乙○○購回膠帶後，則順便將韓秉謙綑綁，當時並未講明要求十萬元，亦未曾對韓秉謙恫稱：「今天要拿十萬元，不然你就繼續躺在那」，是韓秉謙主動表示要給予該筆款項；其要求韓秉謙交出密碼、交付十萬元現金，均未達於至使韓秉謙不能抗拒之程度，亦未控制韓秉謙行動自由。就乙○○否認犯罪，辯稱：伊未在台灣銀行安南分行前對韓秉謙恫稱：「你是要自己上車還是要押你上車」，係韓秉謙主動上車，並非遭其與甲○○強押上車；伊在甲○○租屋處聽命外出購買膠帶時，並不知其用途，亦未看見甲○○動手綑綁韓秉謙、搜刮韓秉謙身上財物，伊持提款卡外出領款時，係認為該提款卡為甲○○所有，不知係韓秉謙交付，事後甲○○交渠三萬元，用途係清償先前在外積欠之酒錢，伊不知韓秉謙行動自由受制云云，認均非可採；一一予以指駁；俱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誤。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適用法則不當、判決不備理由及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等違背法令之情形。復按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乃事實審法院適法職權之行使，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苟不悖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並已敘述其何以為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強盜而擄人勒贖罪，係將強盜與擄人勒贖兩個單獨之罪名相結合，而成立一新罪名，並科以較重之刑，其情節亦較單一之擄人勒贖或強盜罪為重，故行為人於擄人勒贖行為繼續中，又強盜被害人之財物，兩者具有密切關聯性時，即應成立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強盜而擄人勒贖罪。至其強盜之犯意，係起於擄人勒贖之初，或擄人勒贖行為繼續中，均所不問。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強擄韓秉謙並予以綑綁之行為繼續中，而取其身上之財物後又挾持前往提款後始行放人，自係利用擄人勒贖之時機實施強盜行為，已非單純擄人勒贖或單純強盜，應論以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強盜而擄人勒贖罪，並經檢察官當庭陳明變更原起訴之擄人勒贖法條為強盜而擄人勒贖，原判決論以犯強盜而擄人勒贖罪，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情形。甲○○之上訴意旨㈠、乙○○上訴意旨㈠執以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理由已敘明認定韓秉謙係遭甲○○、乙○○強押上車載至甲○○住處之理由（見原判決正本第六頁至第七頁），核與卷內資料相符，判決並無違誤。甲○○上訴理由㈡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再為事實之爭執；且其所稱韓秉謙經營地下錢莊，不致因此畏懼云云，並無依據，空言指摘，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依卷內資料，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對於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已踐行調查程序，且就卷內甲○○與吳奐廷之通聯紀錄及監聽譯文提示並告以要旨，甲○○亦當庭表示無意見，並自承內容屬實，對其證據能力並無異議（見第一審卷第五０頁、第一二八頁、第一五八頁、第一六四頁、原審卷第七七頁、第一０一頁）；原判決作為判斷之依據，於法無違。甲○○上訴意旨㈢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理由已敘明認定上訴人二人強押韓秉謙強盜財物又擄人勒贖犯行判斷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詳述甲○○、乙○○所持：韓秉謙得以呼救及逃跑何以不為之辯解，不足採取之理由（見原判決正本第九頁至十頁），核與卷內資料相符且無違於經驗法則，原判決並無違誤，且依甲○○所供，韓秉謙因甲○○欠其二萬元未還，經常前往催討（見第一審卷第二０頁），豈有輕易同意再付款十萬元予甲○○之理，原判決認定韓秉謙遭上訴人二人控制行動而強取財物而擄人勒贖，亦與經驗法則無違，且無不備理由之情形，甲○○上訴意旨㈣任意指摘，自非適法。又證人韓秉謙、唐瑞珍已經第一審傳喚到庭經交互詰問，並經審判長訊問上訴人二人及兩人之辯護人，均答稱，無意見（見第一審卷第一二九頁至第一四四頁、第一四五頁至第一五０頁），並就扣案7-11便利商店之錄影照片提示上訴人，亦經上訴人二人表示無意見（見第一審卷第一六七頁、第一二八、一二九頁、原審卷第七七頁、第一００頁），原審未再予傳喚作證及調取錄影帶，難謂違法。又原判決已詳敘認定上訴人二人強盜而擄人勒贖之理由，而甲○○雖在原審聲請傳喚證人鄭金惠，證明韓秉謙係為私下和解，而非畏懼而交付財物云云，惟依卷內資料，鄭金惠並非當事人，亦未在場，且本案發生前，係甲○○欠韓秉謙款項而非韓秉謙欠甲○○款項，甲○○亦自承韓秉謙催討甚急而甲○○拒不還款，則韓秉謙自無私下和解，願再交付行動電話及皮包、提款卡、告知密碼及再提取十萬元交付甲○○之理。是原判決未為無益之調查，並不違法，雖原判決就此點未於判決內說明，稍嫌疏漏，但既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甲○○上訴意旨㈤，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二人強盜韓秉謙之皮包內，有現款五、六千元之事實，已據原判決理由說明韓秉謙於偵查中及第一審（原判決誤載為該原審）審理中指訴歷歷（見原判決正本第五頁至第六頁），並載明甲○○亦自承在其住處，有得到韓秉謙之財物（僅辯稱係韓秉謙主動交付）（見原判決正本第五頁），是原判決認定甲○○強盜韓秉謙之皮包中有現款五、六千元，已經敘明其認定之依據，上訴意旨㈥任意指摘原判決理由不備，自非適法。又原判決事實認定：「韓秉謙即在甲○○之監視下，於翌日（即同年月九日）凌晨零時四分至九分許間，在該7－11便利商店內之提款機以每次提領現金二萬元之方式，分五次提領合計十萬元之款項交付甲○○，甲○○取得上開款項後，旋與乙○○離開現場，二人返回『低消費小吃店』，而甲○○則自韓秉謙交付之款項中，取三萬元朋分予乙○○」等情。雖韓秉謙陳稱甲○○問伊是否要取回皮包及行動電話，韓秉謙稱明日再拿云云，惟依卷內資料，韓秉謙供稱：甲○○係取得十萬元後，即勒取之贖款得手後，始問韓秉謙是否要取回皮包及行動電話（見第一審卷第一三三頁），且依甲○○在警詢中自承，伊對韓秉謙搜身取得皮包內之五、六千元後，即交付三千元予乙○○前去清償小吃店之費用（見他字卷第九０頁反面）；是甲○○贖款得手後，其之前在住處強盜韓秉謙之財物亦已遭花用，其取得贖款十萬元得逞後詢問韓秉謙是否一同取回皮包之事，縱屬無訛，亦不能推翻本案全部事證，而為甲○○、乙○○有利之認定，原判決對此雖未詳予說明，但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至於甲○○犯罪後為何丟棄韓秉謙之皮包及手機，均係事後處分贓物之行為，與渠等犯罪之成立不生影響，甲○○上訴意旨㈦、乙○○上訴意旨㈢均非適法。復按犯罪之謀議，除共同正犯中之同謀犯，因其並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施行為，僅係以其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嚴格之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外，其餘參與分擔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共同正犯，對其事前有無參與犯罪之謀議行為，無須明白認定，詳細記載，自無庸為證據之證明。原判決既認定乙○○係參與分擔犯罪行為實施之一般共同正犯，與甲○○共同強押韓秉謙到甲○○住處，又負責外出購買綑綁韓秉謙之膠帶，韓秉謙遭綑綁中，又持韓秉謙之提款卡外出提領二萬五千元，嗣又與甲○○共同強押韓秉謙前去提款後，始釋放韓秉謙等情，已非單純之同謀共同正犯，則原判決對於乙○○參與實施犯罪行為前有無共同謀議及何時在何處謀議等非待證事實，自無庸認定及為嚴格證據之證明。原判決認定甲○○、乙○○共同參與實施強盜而擄人勒贖之犯行，既已詳述其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判決並無違誤。乙○○上訴意旨㈡、㈢指摘原判決未說明其認定上訴人究如何與甲○○共同謀議，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及認定事實與卷內資料不符云云，尚有誤會，執以指摘，自非適法。至於乙○○所私吞之二萬五千元，亦係與甲○○分擔犯行，在韓秉謙遭綑綁下取得之密碼而前去提款，原判決認定乙○○提取韓秉謙存款係強盜所得即與卷內資料相符，判決並無違誤。至乙○○事後予以侵吞，僅屬乙○○與甲○○就該款之分贓問題，與強盜韓秉謙財物不生影響，乙○○上訴意旨㈤指此節與甲○○無關，亦屬無憑，執以上訴，自非適法。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二人強盜而擄人勒贖，強盜財物並強押韓秉謙贖款後放人，已詳敘其認定事實之理由，如前所述，且依原判決事實認定甲○○與乙○○強盜取得韓秉謙之提款卡外出提款後，並未中止犯行，乙○○仍與甲○○一同押韓秉謙前去提取十萬元，原判決據以認定上訴人二人有強盜而擄人勒贖，即屬有憑，乙○○上訴意旨㈥係就事實審法院無違於證據法則之採證認事自由判斷職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摘，殊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他上訴意旨，或係對於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為事實上之爭執，或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係如何違背法令，俱非合法。綜上，應認上訴人等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官林永茂
法官洪文章法官蘇振堂法官蕭仰歸法官何菁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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