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8年易字第31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12月31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8年度易字第312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緝字第2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98年1月6日20時38分許，在花蓮縣花蓮市○○路○○○號「神腦國際」通訊行內，趁店員甲○○不注意之際，竊取該通訊行放置櫃臺展示之行動電話1支（摩托羅拉牌，型號：VE—538，序號：000000000000000號）得手後離去，並將竊得行動電話內之SIM卡拔除棄置不詳處所，再替換先前向友人 周雲秀 借得之遠傳電信門號0000000000易付卡使用，後為警循行動電話序號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且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法院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32年上字第67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下列各項證據方法，被告、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時，均表示無意見，且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客觀情況均無不當，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伊有向友人周雲秀借用上開門號使用，然並未竊取上開行動電話，借得門號後當時伊之行動電話沒有電，故向他人借用之，該人之姓名、綽號均已遺忘，僅知住高雄，借用行動電話多久亦已忘了等語。
五、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無非以上開行動電話確有遭竊，經調閱該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結果，被告所借用之上開門號SIM卡亦確有插入該行動電話使用等情為主要論據。經查：
（一）上開行動電話係一年約30-35歲左右之男子，持他人身分證件前往上開通訊行辦理新門號及加購行動電話，經該男子要求，故拿出銷售展示用行動電話予該男子觀看，嗣經查詢該男子非所持證件本人，無法辦理，該男子則於觀看行動電話之際，乘隙將上開行動電話夾帶竊取，等該男子離去後清點，才發現遭竊等情，業據證人即上開通訊行店長甲○○於警、偵訊時證述綦詳，並有其提出載有該行動電話序號之外盒影本1份可佐。又被告於98年1月5日某時，在臺北縣板橋市縣立醫院門口，以其無行動電話門號可使用為由，向友人周雲秀借用行動電話門號，周雲秀即前往臺北縣板橋市○○路一通訊行申辦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借予被告，而被告即向之表示當日晚上就要回花蓮，迨自行辦理其他門號後即歸還等情，另經證人周雲秀於警、偵訊時證述明確。而經警獲報並以上開行動電話序號調閱雙向通聯紀錄結果，被告所借用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確有插入該行動電話使用一節，則有通聯調閱查詢單2份（調閱期間：98年1月7日至98年1月8日）在卷可考。被告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並自承伊借得上開門號後，自98年年初使用到98年6月，從1月到6月均未借予他人使用等語。是上開行動電話確有遭竊，而被告亦確有將借得之上開門號SIM卡插入而持有使用該行動電話等情，固堪確認。
（二）惟行竊上開行動電話之男子約160-165公分高，理小平頭，穿著黑色背心及黑色長褲，店內有裝設監視器，然僅有攝得該男子背影及竊取之動作等情，併據證人甲○○於警、偵訊時證述明確，經檢察官當庭提示被告之身分證影本供其辨認，證人甲○○則當庭表示因無印象，故看不出來等語。而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然於98年12月14日警詢時，則 陳明 上開監視器之監控主機已經汰舊換新，舊主機內之資料已經丟棄，故無法提供遭竊當時之監視錄影畫面，復明確表示因該竊嫌年約35歲左右，蓄平頭，且無被告之照片所示之禿頭狀況，固覺得行竊之男子不是被告等語；是本件已無上開行動電話遭竊當時之監視錄影畫面可資勘驗比對，證人甲○○更直指竊嫌之特徵與被告不符，認應非被告所竊取，而被告所持有並交予監獄保管之行動電話2支，均非本件遭竊之行動電話一節，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屬實，是被告是否確為行竊上開行動電話者，殊堪質疑；況且，之所以持有遭竊之物品，或因竊盜、強奪、拾得他人所遺失之物，或因販入、持有贓物所致，原因不一而足，證人甲○○復無法指明被告即係竊取其等所有之前開行動電話之人，要不能憑被告持有該行動電話之事實，即可推認被告確為行竊之人，或與實際行竊者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進而遽以竊盜罪責相繩之；此外，本院綜觀卷內各項資料，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揭法例意旨及說明，本件既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六、至於被告向不知名之人借用本件遭竊之行動電話使用達2日之久，是否涉有贓物罪嫌，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
刑事第四庭法官黃鴻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
書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