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499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1年09月27日
裁判案由：殺人未遂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九九一號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瑞昌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年度上更㈠字第一一五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二五六九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有無殺人之故意為斷，而殺人犯意之存否固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是否即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加害次數之多寡、加害人下手情形、所用兇器為何，並與被害人是否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與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審酌事發當時情況，觀其行為動機，視其下手情形、用力輕重、砍向部位之手段，佐以其所執兇器、致傷結果、與被害人之關係暨行為後之情狀等予以綜合觀察。本件依被害人 楊超 陞於警詢、偵查時指訴遭被告郭瑞昌刺殺經過情形，核與證人即威遠保全公司總經理 張崑益 於警詢、偵查時，證人 謝蕙如 、 余遠勝 於警詢時，證人 黃文駿 於警員訪談時陳述目睹被告行兇經過情形相符。而被告所持以刺殺 楊超陞 之器物確係尖刀，業經被害人於原審當庭描繪該尖刀之形樣，經法院丈量約十八公分，亦與證人余遠勝陳稱被告係持十五公分左右之尖刀，大致相符。被告確有因被害人向張崑益反應其工作問題，懷恨在心，乃持尖刀追殺被害人之情，堪予認定。㈡被告因被害人向張崑益反應其工作上之問題，遭保全公司警告，欲暫停其工作，致懷恨在心，揚言要殺害被害人，且拿刀子在大樓大廳走來走去，被害人害怕，電告張崑益，張崑益趕來勸解，被告並未釋懷，於見被害人從三樓下來，即持尖刀追趕，被害人逃跑，被告竟又自後追趕約一百公尺，迨被害人跌倒後，被告竟壓在被害人身上，且持刀刺向被害人胸部、頸部，而胸部、頸部係人體之要害，密佈血管、氣管維繫人體呼吸、心跳、神經系統等之重要部分且相當脆弱，以尖刀刺殺頸部，極易切斷動脈，而致流血不止導致死亡結果之發生，此為被告所應認識，被告在盛怒下，先持刀刺向被害人心臟，為被害人以右手擋住（右手虎口處三公分切割傷），再持刀刺殺被害人頸部，且於張崑益趕至時仍不將尖刀放下，猶揚言殺死被害人，嗣該尖刀經張崑益、謝蕙如合力搶下，依被告懷恨被害人之心、持尖刀揚言殺害並著手攻擊被害人胸部、頸部等人體要害之情，其於行為時確有殺害被害人之犯意甚明。㈢原判決對於被害人及張崑益、謝蕙如、黃文駿、余遠勝等上開所述被告行兇之過程，及被告何以持刀猛刺被害人之胸部、頸部要害等，均未詳加審究，遽以：「被告當時係與被害人居住同一大樓，其當知若觸犯殺人重罪，必難逃法律重懲，應無僥倖心態」、「被告卻在持刀刺向被害人第二刀，造成頸部輕傷後，即起身離去現場，並無進一步的刺殺行為，足徵被告乃出於教訓之意味，持刀刺傷被害人，並非基於取人性命之殺人犯意而為，甚為明確」、「被告在刺傷被害人同時，雖曾出言要讓被害人死，並喊稱若有人出面相救，就要殺誰等情…衡以被告當時係處於盛怒之情緒下，其上揭所言顯屬傷害行為過程中之助勢言語，自難僅依其上開言語，推認被告有殺人之犯意」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有違經驗及論理法則，對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不予採信，又未於原判決內詳述理由，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係任職於高雄市○○區○○街○○○號巴黎小品大樓管理員，因不滿被害人即該棟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楊超陞向其所任職之保全公司反應其工作上之問題，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許，持自備之尖刀在該大樓大廳等候被害人尋仇，適被害人下樓欲出門，被告見狀即持刀沿途追殺被害人，被害人逃至同市○○區○○○路○○○號檳榔攤前不慎跌倒，被告見狀即壓制在被害人身上並以尖刀刺被害人頸部，被害人雖拼命抵抗仍遭尖刀刺入頸部，嗣經張崑益及郭瑞昌小姨子謝蕙如到場，並與被告爭奪刀子，被告始罷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殺人未遂罪嫌，係以證人及被害人楊超陞，證人張崑益、余遠勝、黃文駿、謝蕙如之陳述，被害人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相片等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持金屬材質尖銳物刺向被害人，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殺人未遂犯行，辯稱：伊當時手拿鐵片，不是刀子，跟被害人並無深仇大恨，沒有殺人犯意等語。辯護意旨則以：被告並無殺害被害人之動機，被告案發當時是否持刀亦有可疑，被告坐在被害人身上三至五分鐘，無人上前解救，若有殺人之故意，當可以所持利器猛力攻擊被害人致死，惟被告選擇罷手離去，益徵僅係要給被害人教訓，另參酌被害人所受傷害，僅接受縫合手術，隔日即出院，足見下手力道不重，顯見被告應無殺人犯意等語。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有無殺意為斷，即行為人於下手時有無決意取被害人之生命為準，至於被害人受傷處是否致命部位，及傷痕多寡、輕重為何等，僅得供審判者心證之參考，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表示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人受傷之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予以研析。經查：被告係持自備之金屬材質尖銳物刺向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頸部開放性傷口三公分、右手虎口處三公分切割傷等傷害之事實，業據被害人、余遠勝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證述明確，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檢附被害人病歷資料及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以認定。本件被告與被害人雙方發生衝突之原因僅係被告擔任該大樓管理員之工作態度問題，雙方並無深仇大恨，且均居住於同一大樓，被告當知若觸犯殺人重罪，必難逃法律重懲，應無僥倖心態；其是否因此甘冒殺人重罪而有殺害被害人之動機，並非無疑。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持刀刃攻擊被害人，惟依被害人於第一審證稱：當時我從樓上下來走到門口，被告就從褲袋拿出刀子追我，我倒在檳榔攤，被告壓著我，拿著刀子刺向我右肩或右胸上半身，我用右手捉住刀子，被告就把刀子抽出來，我的右手還受傷，被告又把刀子刺向我的頸部等語，就被害人受傷部位固有導致死亡之危險，惟被害人當日係受有左頸部開放性傷口三公分、右手虎口處三公分切割傷，於該日入院急診，經縫合手術治療後，隔日即出院，未再有住院治療之紀錄；依其當時病情研判，左頸疑僅傷及內頸靜脈壁，就醫學而言，應無立即之生命危險等情，有卷附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函檢附被害人病歷資料及診斷證明書可憑。被告既已以身體將被害人壓制在地，在被害人幾乎喪失反抗能力下，被告若有置被害人於死之犯意，衡情被害人之傷勢應至為嚴重，甚至足以致命，不致僅受上開並不嚴重之傷害。足見被告當時下手之力道應非至重。被害人於第一審另稱：被告第一刀刺向我右肩或右胸上半身部分，我用右手捉住刀子，被告就把刀子抽出來，我的右手都是鮮血，被告又把刀子刺向我的頸部，總共刺我二刀，當時旁邊的人只有圍在旁邊，沒有人救我，警察到現場時，被告已經跑掉了，我不知道被告後來為何會停下來不刺我而離開，忽然被告就這樣子，可能被告有點覺醒了等語；證人余遠勝於第一審證稱：我看到被告坐在被害人身上三到五分鐘，持尖銳東西刺向被害人脖子，因為被告壓著被害人，被害人沒有抵抗動作，被告拔出來之後，就爬起來了，沒有再做刺的動作，警察來之前，被告就離開了等語。準此，被告當時已壓在被害人身上，手持刀刃刺向被害人，被害人於被告刺第一刀時，雖以右手捉住刀子而受傷，但被告向被害人頸部刺第二刀時，衡情被害人已無反抗餘地，若被告確有致人於死之犯意，其尖刀刺頸甚易割斷被害人頸動脈致死，惟卻僅致被害人左頸三公分之傷害，且當時周圍雖有多人觀看，但均未上前阻止，被告停止刺傷被害人約有長達三至五分鐘之時間，既無旁人制止，被害人又已無抵抗能力，倘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之決意，本可持刀再朝被害人致命部位多次猛烈攻擊，輕易取其性命，然卻在刺第二刀造成頸部輕傷後，即起身離去現場，並無進一步的刺殺行為，足徵被告係出於教訓之意，持刀刺傷被害人，並非基於殺人犯意甚明。再者，被告在刺傷被害人時，固曾出言要讓楊超陞死，並喊稱若有人出面相救，就要殺誰等情，經證人楊超陞、余遠勝證實。惟參酌上述被告下手力道、被害人所受傷勢及被告刺傷被害人之過程等客觀情節，既無從認定被告具有致人於死之決意；且衡以被告當時係處於盛怒之情緒下，其上揭所言顯屬傷害過程中之助勢言語，自難僅依其上開言語，推認被告有殺人之犯意。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使法院形成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殺人之犯意，本諸罪疑惟輕原則，應認僅有傷害之犯意。被告所為，屬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犯行，公訴人認係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殺人未遂罪嫌，尚有未洽。而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普通傷害罪。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分別定有明文。告訴人楊超陞於第一審審理時已具狀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一紙在卷可稽，依上開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本件公訴不受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說明其證據之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倘此項裁量、判斷，並未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能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又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係以加害人行為時有無殺人之故意為斷。此一主觀犯意存在與否，應綜合其行為動機、所用兇器種類、加害部位與下手情形、被害人傷勢輕重、雙方當時處境及舉止反應等相關因素，為整體之觀察判斷，方能察得實情。原判決已調查說明以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深仇大恨，被告如何並無甘冒重罪而殺害被害人之動機，依被害人於第一審所述，案發當時被告固壓著伊，拿著刀子刺向伊右肩或右胸上半身，經伊以右手捉住刀子致右手受傷，被告又將刀子刺向伊頸部等情，惟以被害人受傷情形係左頸部開放性傷口三公分、右手虎口處三公分切割傷，經向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函查結果，被害人左頸疑僅傷及內頸靜脈壁，應無立即之生命危險，且於該日入院急診，經縫合手術治療後，隔日即出院，未再有住院治療之紀錄。再依當時情形，被告既以身體將被害人壓制在地，在被害人喪失反抗能力下，被告若欲置人於死，衡情被害人不致僅受上開並不嚴重之傷害，如何可見被告當時下手之力道應非至重。再參以被害人於第一審另稱：被告共刺伊二刀，旁人圍在旁邊，無人救伊，伊不知道被告為何會停下來不再刺伊，以及證人余遠勝於第一審證稱被告當時坐在被害人身上三到五分鐘，持尖銳東西刺向被害人脖子，被害人沒有抵抗，被告拔出來之後，就爬起來，沒有再做刺的動作等語，可知依當時情形，被告若有致被害人於死之犯意，其手持尖刀刺向被害人頸部甚易割斷被害人頸動脈致死，卻在被害人無力抵抗情形下，未再有進一步之刺殺行為，如何可見被告僅係出於教訓之意，並非基於殺人犯意。至於被告在刺傷被害人時，雖曾出言要讓楊超陞死等語，惟殺人未遂與傷害之區別，應以行為人有無殺意為斷，參酌上述被告刺傷被害人之過程、對被害人下手之力道及被害人所受傷勢等情，以被告當時係處於盛怒之情緒下，其上揭所言如何僅係傷害過程之助勢言語，難以此即認被告有殺人之犯意等情，原判決均一一論述甚詳，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原判決所為之論斷，難謂與證據法則有違，亦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檢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判決如此論斷，究竟如何違背證據法則，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明，徒憑己意，就原判決已有調查說明之事項，或就原審證據取捨及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泛指其為違法，難認係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黃正興
法官陳春秋法官周政達法官沈揚仁法官許錦印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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