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66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10月28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六六一號上訴人即被告甲○○上訴人即被告之配偶乙○○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更㈠字第二七０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二四五四、六八一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及上訴人即被告之配偶乙○○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審就 余添源 、 廖建凱 供述各情是否可信，及「台北縣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汐止派出所勸導少年登記表」（下稱勸導少年登記表）上家長或監護人之簽署係由何人所偽造，被告就上情是否知情等，均未為調查。又余添源之父丙○○之年籍資料等非被告所能知悉，被告自無可能在勸導少年登記表上填寫丙○○之年籍資料等。乃原判決未詳細斟酌上情，復未說明上情及勸導少年登記表上之指紋，經鑑定結果非屬被告及余添源所有，何以不能為有利於被告論斷之理由，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於法有違。㈡、被告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亦曾為不利於己之供述，然該部分被告之供述顯與事實不符，自不得依憑被告之相關供述各情，為不利於被告認定之依據。又余添源於事實審法院審理中已翻異前供，衡情其有利於被告之供述各情應係事實。且經比對余添源在檢察官偵查筆錄上之簽名，與勸導少年登記表上之余添源簽名不同，足見其不利於被告證述各情並非事實。乃原審未詳細斟酌上情，復就相關情節未予詳查，於無明確證據之情形下，即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另依廖建凱相關供述各情，足見被告並未要求余添源在勸導少年登記表上簽署丙○○姓名，且余添源就本案是否不知情，亦非無疑。乃原判決說明被告利用余添源在勸導少年登記表上偽簽丙○○姓名部分，另犯刑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於法有違。㈢、縱認被告有利用余添源填寫勸導少年登記表等情，然被告係受有製作權之廖建凱之託處理上開事項，則廖建凱就該文書既係有製作權人，被告所為自不構成公文書登載不實罪。又依廖建凱相關供述各情，足見被告根本無從知悉廖建凱如何處理勸導少年登記表，且被告處理之勸導少年登記表部分應已遭廖建凱撕毀，被告所為自不構成行使公文書登載不實罪。另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就廖建凱盜用其他警員職章一事，並不能證明被告知情或與廖建凱有所謀議等情，則廖建凱在勸導少年登記表上蓋用其職章之事，被告亦無可能知悉或與其有所謀議。乃原審未詳細斟酌上情，即逕認被告與廖建凱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㈣、勸導少年登記表係廖建凱交與被告，目的係希望被告幫忙填寫以便充作績效，而廖建凱並未交付對價與被告，且被告對交付與廖建凱之勸導少年登記表，其上要另蓋用其他警員之職章等亦無認識，足見被告並非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件犯行。乃原判決未說明其認定被告與廖建凱就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彼此間如何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理由，即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余添源供述各情前後不一，而被告及余添源均否認勸導少年登記表上為彼等之筆跡，且勸導少年登記表上之筆跡亦與余添源其他筆跡不同。此外亦無證據足資證明勸導少年登記表上丙○○之簽名，係由被告及廖建凱自行或指使余添源偽造，自不得以余添源相關供述各情，即逕認被告另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況勸導少年登記表係屬公文書，縱在其上另偽造丙○○之簽名，亦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乃原審未詳細斟酌上情，即逕認被告另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於法有違等語。
惟查：原判決認定被告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記載，即成年人共同利用未滿十八歲之人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累犯）犯行，係以訊據被告雖否認有前揭犯行，辯稱：伊未將勸導少年登記表交與余添源填載云云。然查被告受廖建凱委託將勸導少年登記表交與余添源填載等情，業據被告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因廖建凱要交的業績不夠，伊乃找以前被抓過之人要他們多寫幾份（即指勸導少年登記表），伊交給廖建凱之資料（即勸導少年登記表），不是當天被抓去派出所之少年的，是伊叫他們幫忙填的，這些空白登記表是伊主動要幫助廖建凱，廖建凱在汐止派出所交與伊，伊再拿到網咖（即網路咖啡店）給他們本人（即少年）填，完成後再拿到汐止派出所交與廖建凱等情明確。又廖建凱坦承其有本件偽造文書（即登載不實事項於上開登記表）之犯行，並供稱：被告所交回之勸導少年登記表都已填載完成，伊再拿所長及其他同事之職章加蓋於其上等情甚詳。參酌被告與廖建凱供承各情，核與證人余添源所證述之情節相符；廖建凱關於本案犯行部分，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有第一審刑事判決書附卷可參；余添源證稱：伊父親未到場而由伊填載等情，核與證人即余添源之父丙○○所證述之情節相符；依被告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廖建凱約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以後拿勸導單給伊，伊拿到汐止的網咖給（少年）本人填，完成後再拿到汐止派出所給廖建凱等情以觀，足見被告與廖建凱係共同利用少年為公文書登載不實犯行，堪認被告相關自白各情係屬事實。又余添源於原審審理中雖更異其詞，然其所供述之內容前後不一，改稱各情並與常情有違，足見其嗣後改稱各情係屬迴護被告之詞，不足採信。被告否認辯解各情，無非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等情，予以綜合判斷。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被告成年人共同利用未滿十八歲之人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累犯）罪刑，已於判決內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按供述證據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證據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從而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原判決綜合上述各項證據資料，據以認定被告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等情，乃其採證認事調查職權之合法行使，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勸導少年登記表上領回家長（監護人）簽章部分，係表示家長或監護人領回少年之意，其具有私文書之性質，被告與廖建凱明知無上開事實，而要余添源逕填寫其父丙○○姓名冒稱領回余添源等情，核係犯刑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六條之罪（原判決第七頁第二十三至二十七行）等情，並非無據。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上開論述說明於法有違云云，並無足取。按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不採納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該證據倘予採納或經調查所能證明者，得以推翻原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得據以為不同之認定而言。如非事理所必然，或係無從調查之證據方法，即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縱未調查，或未於理由特加說明，均與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不相適合。原判決認定被告與廖建凱係利用不知情之余添源，囑其在勸導少年登記表上為相關之記載，則勸導少年登記表上載有丙○○之年籍資料等，及其上之指紋經鑑定非屬被告及余添源所有，均非即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論斷，縱認原判決就上情未逐項詳細論斷說明，而有微疵，然於判決之結果並無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仍不得據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認定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已說明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等情甚詳，而被告及其配偶上訴意旨並未陳明被告曾聲請原審再為如何之調查，且原審縱再為上訴意旨所載之各項調查，亦非得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得據以為不同之認定，尚不得任意指摘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況原審於最後審判期日調查證據完畢開始辯論前，審判長問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被告答稱：「請律師回答」，而被告原審選任辯護人陳稱：「沒有」（原審卷第七十八頁背面），並未聲請原審再為其他之調查。而本院為法律審，上訴人二人在本院又為此爭執，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上訴人二人徒憑己意或就原判決已有說明之事項，或就原審判斷證據證明力之合法職權行使，漫指其違法，重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難謂係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彼等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均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董明霈
法官林茂雄法官張祺祥法官黃正興法官陳東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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