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金訴字第74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12年08月22日
裁判案由：詐欺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金訴字第742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義翔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4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陳義翔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拾萬元沒收。扣案偽造「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公文書上所偽造之「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印文壹枚，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陳義翔於民國111年11月9日前之某時，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 小陳 」、「世界」、「錢來錢去」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由陳義翔擔任領款車手。陳義翔與「小陳」等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1月9日8時許，推由該詐騙集團某不詳成年成員陸續假冒中華電信人員、陳文山警員之名義撥電話給 楊富子 ，對其佯稱：有人用妳的名義冒辦電話，妳必需將帳戶的錢領出來交付給指定之人員，以配合辦案，致楊富子誤信為真，準備好新臺幣（下同）30萬元，將錢放入紙袋後，於同日16時許至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旁巷子等侯。陳義翔於接獲「小陳」通知取款後，即前往前開地點，將偽造之「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公文書交付給楊富子，楊富子遂將裝有現金之紙袋交付給陳義翔，陳義翔再走到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逢仁門市之2樓變裝後，再以其所取得之0000-000000號人頭門號叫計程車，復搭乘計程車前往高鐵臺中烏日站，而於站內男廁之倒數第二間廁所內，將裝有現金之紙袋由下方縫隙交給旁邊廁所之同集團成員後，「小陳」於隔日在新竹湖口火車站內再將報酬8000元交付給陳義翔。嗣經楊富子發覺遭騙，報警處理後，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楊富子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以立法明文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此為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均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適用之餘地，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先予敘明。
二、其餘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業據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以之資為認定事實之基礎自屬合適，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楊富子於警詢時證述之被害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7至30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13日刑紋字第1117045030號鑑定書暨陳義翔指紋卡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證物採驗報告、勘察採證同意書、現場照片、楊富子至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合作金庫銀行朝馬分行臨櫃提領款項之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陳義翔與暱稱「小陳」之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保管字第474號扣押物品清單、扣案偽造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公文書1張之照片、本院112年度院保字第607號扣押物品清單等件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7至18頁、第31至39頁、第45至130頁、第141頁、第147頁，本院卷第39頁）。綜上所述，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參以，近年來盛行於國內外之「詐欺集團」犯罪，型態層出不窮，政府為防範國人受騙上當，將各種詐騙手法及防範對策，藉由傳播媒體、社教管道大力向國人宣導，在一般民眾之普遍認知，「車手」僅屬「詐欺集團」出面領取詐騙款項之一環，整個詐欺集團自籌設（尋覓地點、購買設備、招募人員）、取得被害人消費個資、蒐集人頭帳戶及金融卡作為匯款帳戶、撥打電話行騙、出面領款、取款等各項作為，層層分工、彼此配合且環環相扣，故具有一般知識及經驗之人，當可判斷該集團所屬成員除至少有三人以上，且具有組織性、結構性、持續性。本案由其他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誘使被害人受騙，分工擔任領取詐欺款項工作，組織縝密，分工精細，自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自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顯係該當「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業於112年5月24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並自同年月26日起生效。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修正，且原同條第2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之刪除，核與110年12月10日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上開強制工作規定失其效力之意旨並無不合，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規定之修正，對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而言尚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另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並自112年6月2日起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故前揭修正對本案被告所犯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而言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併予敘明。
（三）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本案為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依上說明，被告於本案犯行，即應併論參與犯罪組織罪。
（四）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第1條揭櫫之立法目的為「防制洗錢，追查重大犯罪」，而本次修法後修正為「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其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已自單純國家對重大（特定）犯罪之追訴及處罰，擴增至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金融秩序之穩定及透明金流軌跡之建置。至於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祗一端，故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參照相關國際標準建議及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從而，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所得，基於洗錢之犯意，參與整體洗錢過程中任一環節之處置、分層化或整合行為，致生新法所保護法益之危險者，即應屬新法所欲禁絕之洗錢行為，至該行為是否已使特定犯罪所得轉換成合法來源之財產，則非所問。其中，所謂上述第2款之洗錢類型，固多以迂迴曲折之方式輾轉為之，但不以透過多層之交易活動為限，且掩飾或隱匿之管道是否為共同正犯或其他第三人，亦可不問。因而過往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祗屬犯罪後處分或移轉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已與新法所規定之洗錢態樣有所扞格。蓋行為人如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或移轉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甚或交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依新法規定，皆已侵害新法之保護法益，係屬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尚難單純以不罰之犯罪後處分贓物行為視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藉由層層轉匯或提領後轉交之行為轉變犯罪所得之物理空間，而隱匿金錢來源為前開詐欺所得贓款，製造金流之斷點，並妨礙國家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追查，所為實已該當一般洗錢罪無疑。
（五）所謂文書，乃以文字或符號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具有存續性，以為法律上或社會生活上重要事項之證明者而言，故不論係影本或原本，若有上述文書之性質，均屬文書之範疇。再者，按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作，即使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該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其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非公文書。扣案載有「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文字之文書，形式上既係表明由政府機關所出具，其內容又與公權力相關，顯有表彰該文書係該等公署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縱與機關文書或公務員職稱未盡相符，然仍足使非熟知機關組織內部運作情形之一般人誤信其為真正，依前開說明，性質上即均屬偽造之公文書。是本案被告及詐騙集團成員持以交予被害人而持以行使之行為，足生損害於公文書管理之正確性暨被害人之個人權益甚明，自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構成要件。另因本案並未扣得與「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所示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證資料，並無法證明該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難認確有該偽造印章之存在，而不得逕認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有偽造印章之行為，併予敘明。
（六）按刑法第218條第1項所稱之公印，係指由政府依印信條例第6條相關規定製發之印信，用以表示公署或公務員之資格，即俗稱之大印及小官章而言。至其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無論為印、關防、職章、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屬之（最高法院89
年度台上字第315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不符印信條例規定或不足以表示公署或公務員之資格之印文，如機關長官之簽名章僅屬代替簽名用之普通印章，即不得謂公印。另與我國公務機關全銜不符之印文，難認為公印文。查本件偽造之「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印文，與我國公務機關全銜不符，自均非印信條例所謂之印、關防、職章、圖記，均難認係公印或公印文，僅為一般印文、印章。
（七）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又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384號、98年度台上字第7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詐欺取財之犯罪型態，歷經對告訴人施以詐術、偽造公文書以供取信告訴人使用、指示被告出面收取詐騙之財物、轉交財物等各階段，係需由多人分工，始能完成之犯罪，故各成員彼此間，雖因分工不同而未必均認識或確知彼此參與分工細節，然既參與取得告訴人財物之全部犯罪計劃一部分行為，相互利用其一部行為，以共同達成不法所有之犯罪目的，並未逾越合同意思範圍。是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向告訴人出示本案假公文書、收取財物、轉交財物予上手之車手工作，且被告可得而知所收取者均係詐欺犯罪之所得，猶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加入，主觀上顯有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客觀上亦有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作為自己行為一部之行為分擔甚明，縱被告不認識其他成員，亦未必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既相互利用彼此犯罪角色分工，形成單一共同犯罪整體，以利施行行使偽造公文書、詐欺取財、洗錢，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就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八）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本件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行使偽造之本案假公文書前，其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九）被告於犯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已於112年5月2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26日生效。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就犯同條例第3條之罪者，「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即應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同條例第3條、第6條之1者，「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應減輕其刑。上開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同法第14條、第15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項則規定，犯同法第14條、第15條、第15條之1、第15條之2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限縮減刑要件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方得減輕其刑，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然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案被告於偵查時，未坦認本案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後於本院審判中自白所涉洗錢相關犯行，雖因想像競合之故，而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惟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本院仍應將前開經減輕其刑之情形評價在內，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另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但書規定，對參與犯罪組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係因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不問有無參加組織活動，犯罪即屬成立，避免情輕法重，為求罪刑均衡，而為該但書之規定。本件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在形成處斷刑時既論以其他重罪，難以想像有再依裁量而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必要，自無上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適用之餘地，附此敘明。
（十）爰審酌：被告妨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人我間之互信基礎，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及精神痛苦，所為殊值非難；惟考量被告終能坦承犯行，繳回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並酌以被告於本案擔任之角色、參與情形、所獲報酬及告訴人損失之金額等犯罪情節，兼衡被告自陳專科畢業，從事冷氣安裝，月收入約6萬元，要扶養一名小孩18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已無宣告強制工作必要之說明：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有關「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之規定，因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依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已自該解釋公布之日即110年12月10日起失其效力，並於修正後之條文亦已刪除強制工作之規定，自不得再對被告宣告刑前強制工作，附此敘明。
四、沒收：
（一）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又被告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偽造公文書其上蓋有「台灣台北金融管理局」之偽造印文1枚，不問屬於犯人於否，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偽造公文書本身，業經行使而交付告訴人收受，均已非屬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所有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另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該集團成員係偽造印章後蓋印於前揭偽造公文書上而偽造印文，故無法排除係利用電腦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上開印文之可能性，爰不另就偽造印章部分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二）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本案被告據以與「小陳」等人聯繫使用之手機並未扣案，非違禁物，且為日常生活中易於取得之物，倘予沒收或追徵，對沒收制度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並無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不宣告沒收。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因本件犯行取得8000元之報酬等情，業據其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明確，而本案被告係依指示直接自告訴人取款30萬元，於取款當下就該等款項具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繳回犯罪所得10萬元（內應含被告自「小陳」處取得之報酬8000元），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如主文所示。至其餘款項已繳交所屬詐欺集團之上手，非在被告支配管領中，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分得上開犯罪所得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自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第11條、第28條、第216條、第211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5條、第21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12年8月22日
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官李昇蓉
法官李依達法官張美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賴宥妡中華民國112年8月22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