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922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6年訴字第92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6月10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等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訴字第922號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國民選任辯護人林宇文律師被告己○○○
國民選任辯護人 陳雪萍 律師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字第4629號、96年度偵字第50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一、甲○○共同連續犯變造私文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叁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二、己○○○共同連續犯變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減為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叁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事實
壹、累犯經過甲○○曾於民國86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於87年1月15日，以86年度偵續字第32號案件而提起公訴，經本院於87年6月4日，以87年度易字第118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6月；嗣經其不服而提起上訴，經台灣高等法院於88年12月24日，以87年度上易字第5484號案件，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經於89年8月21日入監執行，預定於90年2月20日執行完畢，而於90年1月29日，因餘刑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
貳、本案經過緣己○○○因其夫 陳稚瑩 積欠銀行債務，無法按時繳納貸款，甲○○遂於91年4月15日，以其標會所得之款項，貸予己○○○新台幣（下同）50萬元，讓其代夫清償銀行債務，並約定月息4%，即年利率48%。
一、重利部分嗣因己○○○依然無法按時繳納銀行貸款及該筆50萬元之利息，甲○○即趁己○○○此一急迫之情況，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概括之犯意，趁己○○○需款急迫之情況，在基隆市○○路「麥當勞」速食店及其在基隆市○○區○○○路2之20號3樓之住處，以其向基隆市○○區○○路○○○號中華汽車當舖（負責人乙○○）及基隆市○○區○○○路○○號新生當舖（負責人丁○○）所借得之款項，連續貸款給予己○○○，從中賺取利息：即92年7月22日之30萬元、92年
8月5日之30萬元、92年8月26日之30萬元、92年10月2日之20萬元、92年11月17日之20萬元、92年11月21日之30萬元、93年1月10日之100萬元。以上七筆借款總額為260萬元（若包含第一筆50萬元借款，則為310萬元），約定借款利息均按月利率10%計算，由己○○○於每次借貸時，以每月為一期，簽發華南商業銀行基隆分行及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支票支付，而由甲○○連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利息。至93年11月7日為止，包含第一筆50萬元之借款在內，甲○○總計已取得638萬5千元之利息；惟己○○○簽發交付甲○○用以支付利息之支票，尚有772萬元未去兌現。
二、詐欺得利及變造文書部分
１、第一件保證及第一件變造借據甲○○與己○○○又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概括之犯意，先於92年1、2月間某日，在甲○○之上開住處，於甲○○之女壬○○在場之情形下，由甲○○及己○○○共同向己○○○素之子「辛○○」詐稱：擔保債務額在30萬元以下，使辛○○陷於錯誤，在證明甲○○貸款予己○○○之一紙空白借據連帶保證人欄內簽名（詐欺得利部分，辛○○未對己○○○提出告訴）。93年2月13日，己○○○依甲○○之指示，未經辛○○同意或授權，在該空白借據上塗改借款金額為310萬元，以變造上開借據，足以生損害於辛○○。
２、第二件保證及第二件變造借據甲○○及己○○○復於93年6月7日中午12時許，在基隆市○○區○○路郵局對面，於壬○○在場之情形下，由甲○○及己○○○共同向己○○○之子「庚○○」詐稱：擔保債務額在30萬元以下，使庚○○陷於錯誤，在證明甲○○貸款予己○○○之一紙空白借據連帶保證人欄內簽名（詐欺得利部分，庚○○未對己○○○提出告訴）；嗣後，己○○○未與甲○○協商，即填寫金額為30萬元而交付甲○○，甲○○不悅，乃將該紙借據退回，要求重寫一張，以便填寫更高借款金額。4、5日後之某日夜間12時許，己○○○在其基隆市○○區○○路139之86號之住所，又取出另張空白借據，並依甲○○之指示，向庚○○謊稱：甲○○認為前一張借據簽名太潦草，看來似非庚○○之筆跡，要求於庚○○於該空白借據連帶保證欄內重新簽名，使庚○○陷於錯誤，在該空白借據連帶保證欄內簽名（詐欺得利部分，庚○○未對己○○○提出告訴）。93年7月10日，己○○○攜該借據至甲○○之上開住所，依甲○○之指示，未經庚○○同意或授權，在該空白借據上，塗改借款金額為690萬元，以變造上開借據，足以生損害於庚○○。
叁、案發經過
嗣因甲○○告知己○○○尚欠其一千萬元，除先委託其女壬○○於93年12月18日，至基隆火車站附近之「客康喜咖啡館」內，向己○○○催討外，又委由基隆市○○區○○路○○○號8樓Ｄ室「華興應收帳款有限公司」，於95年8月21日，由該公司經理戊○○率員工數人，至己○○○之前開住處催討，己○○○迫於無奈，只得報警處理。
肆、起訴經過甲○○部分，經基隆市警察局移送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己○○○部分，經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而合併偵查起訴。
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法律規定
１、證人於警詢之陳述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係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於傳聞證據，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原則，且無法確保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故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例如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等規定外，原則上應認無證據能力。
惟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理由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乃排斥其證據能力。惟當事人如放棄對證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示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此時，法院除認該傳聞證據欠缺適當性外，自可承認其證據能力。再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卻表示「對於證據調查無異議」或「無意見」等意思，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應視為已有將該等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理由參照）。
２、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此所稱「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即指關於檢察官取供程序，已經明顯違背程序規定，超乎正常期待，而無可信任，是以判斷偵查中供述證據是否具有證據適格，應以該供述作成之客觀條件及環境，作為判斷之依據，例如陳述人於陳述時之心理狀態是否健全、有無違法取供情事，是否出於陳述者之真意所為之供述等。其次，偵查中，檢察官為蒐集被告犯罪證據而訊問證人，旨在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期日透過當事人之攻防，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尚屬有別。偵查中訊問證人，法無明文必須傳喚被告，使之得以在場，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事實上亦難期被告有於偵查中行使詰問權之機會。此項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為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例外，屬於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即回歸傳聞證據排除法則。因此，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而加以補正，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詰問權，或證人客觀上有不能受詰問之情形，自無不當剝奪被告詰問權行使之可言。申言之，其次，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除非有除外規定之情況，否則，偵查中之證言屬於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例外，具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判斷事實之依據。
二、本案情形
１、證人於警詢之陳述
Ａ、對被告 余素 而言經查：證人辛○○、庚○○、戊○○、壬○○、乙○○、丁○○及同案被告己○○○於警詢之陳述，均屬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屬傳聞證據，且被告甲○○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爭執其證據能力（000000準備程序筆錄第6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各該證人及同案被告己○○○於警詢之筆錄，為傳聞證據，應予排除，不得作為被告甲○○有罪之證據。
Ｂ、對被告己○○○而言經查：證人辛○○、庚○○、壬○○、乙○○、丁○○、戊○○及同案被告甲○○於警詢之陳述，均屬被告己○○○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本院於審理期日調查證據時，提示上開被害人於警詢之證言，並告以其要旨，讓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表示意見，其等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仍皆表示「無意見」等意思，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自應視為已有將該等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同意，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各該被害人於警詢之筆錄，為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例外，不必排除，應有證據能力，可採為認定己○○○有罪之證據。
２、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經查：證人辛○○、庚○○、壬○○、乙○○、丁○○及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均屬被告甲○○及己○○○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固屬傳聞證據；惟其等向檢察官所為陳述，均經依法具結，亦無違法取供之情事，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當有證據能力；上開證人嗣於本院審理中均到庭作證，故其等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陳述，均屬合法調查之證據，可為本院判斷之依據。
貳、事實認定
一、重利部分
１、被告辯解被告甲○○矢口否認其有重利之犯行，辯稱：該七筆借款是其帶被告己○○○去向 錢莊 所借，利息亦由錢莊和被告己○○○約定，並非其本人貸與被告己○○○並約定利息，因為被告己○○○之子乃其義子，而錢莊又不認識被告己○○○，才由其簽發額支票交付錢莊，好替己○○○擔保，惟其並未得到好處，亦未曾向被告己○○○收取本金或利息云云（000000準備程序筆錄第2至4頁）；
２、本院心證經查：被告己○○○經本院分離訴訟程序，而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後證稱：其是因欠銀行6百多萬元，3個月無法繳納每月6萬元之貸款，才開始借款第一筆50萬元；其是向被告甲○○借款，並開立支票支付本金及利息，利息是被告甲○○所定，每筆借款利息都是十分利，即若借30萬元，一個月利息3萬元，一個月開一張支票；每次借款，都是由被告甲○○之女壬○○幫忙結算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5至8頁）。
證人即中華汽車當舖之負責人乙○○於偵查中否認貸款給予甲○○或己○○○等情（偵查卷第三卷第166頁）；於審判中到庭具結後證稱：其只與被告甲○○往來，未曾與被告己○○○往來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18頁）。證人即新生當舖之負責人丁○○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92年間，被告甲○○曾帶被告己○○○至其當舖，被告甲○○以自己名義，以房屋為抵押，向其當舖借款；被告己○○○則站在旁邊等語（偵查卷第三卷第13頁），並供稱：92年間，被告甲○○曾向其當舖借款，月息6分；至於被告己○○○則在93年底（本案行為期間之後），才向其當舖借款等語（偵查卷第三卷第166頁）；於審判中到庭具結後證稱：被告二人一起到其新生當舖很多次，都是被告甲○○來借錢；後來，被告己○○○有時候也來借錢；被告己○○○是開其夫之支票，而由被告甲○○背書保證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20至23頁）。
證人即被告甲○○之女壬○○到庭具結後證稱：被告己○○○借款是與其母即被告甲○○接洽，一起到其新生當舖很多次，都是被告甲○○來借錢；後來，被告己○○○有時候也來借錢；被告己○○○是開其夫之支票，而由被告甲○○背書保證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4、8頁）。何況，被告甲○○於偵查中亦供稱：其幫忙被告己○○○向當舖借錢等情不諱（偵查卷第三卷第12頁）。準此以觀，被告甲○○係向當舖借款，再將之貸與被告己○○○，以謀取高利無訛。其次，我國目前民間之通行月利率約為1.5％至3％之間，換算年利率約為18％至36％之間。民法第205條亦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觀諸本案被告收取之月利息10%，換算後之年利率為120%，遠逾法定最高利率週年利率20％，相較於民間一般之借貸利息亦高出甚多，其利息與原本顯不相當，屬於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無疑。至於被告甲○○於審判中辯稱：被害人並無急迫之情況云云，惟查：刑法第344條重利罪所謂之「乘」者，係趁機之意。所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並無須被告主動為之，即在被告係受請求而貸款之情況亦屬之。因此，即令被告係在被害人需款孔急之情迫或其他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而貸與現金並取得顯不相當之利息，亦無礙其成立「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何況，被害人需款孔急，其情況當然屬於急迫，乃一般人之經驗法則。所辯被害人並無急迫之情況云云，自屬誤會！此外，並有華南商業銀行支票影本164張、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支票影本37張、本票影本6張附卷足憑。綜上，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甲○○之犯行洵堪認定。
二、詐欺得利及偽造文書部分
１、被告己○○○部分被告己○○○對於起訴事實坦承不諱，，核與證人辛○○、庚○○、壬○○、乙○○、丁○○及戊○○於警詢、偵查及前五人於審判中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變造證人辛○○及庚○○為保證人之借據各一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所辯與事實相符，其犯行洵堪認定。
２、被告甲○○部分
Ａ、被告辯解被告甲○○矢口否認其有偽造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每次借款，都需要被告己○○○之子庚○○或辛○○出面寫本票或借條作保，其才願意帶被告己○○○去錢莊借錢；惟其並不知道借據有變造之情事，更未曾指示被告己○○○變造借據金額云云（000000準備程序筆錄第4頁）；
Ｂ、本院心證就第一件而言，此部分之事實，業經證人辛○○於偵查及審判中具結後證述明確（偵查卷第三卷第8頁、970422審判筆錄第4至8頁），核與同案被告己○○○於偵查及審判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述之情節相符（偵查卷第三卷第7、8頁、970422審判筆錄第16至17頁），並有變造證人辛○○為保證人之借據各一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甲○○此部分之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其犯行洵堪認定。其次，就第二件而言，此部分之事實，業經證人庚○○於偵查及審判中具結後證述明確（偵查卷第三卷第9頁、970422審判筆錄第
9、10、20頁），核與同案被告己○○○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述之情節相符（000000審判筆錄第14、15、17頁），並有變造證人庚○○為保證人之借據各一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甲○○此部分之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其犯行洵堪認定。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甲○○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44條之重利罪、第
339條第2項、第1項之詐欺得利罪及修正後第210條第1項之變造私文書罪。
二、法律變更按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自應一律適用上開修正後之規定，而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又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又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均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部分之數行為，發生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後，該部分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若其中部分之一行為或數行為，發生在新法施行後者，該部分不能論以連續犯（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
被告之行為時間皆在92年至93年間，已如前述，其等行為之後，法律有變更，自應進行新舊法之比較。
三、罰金問題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原為銀元，且依舊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刑為1銀元以上，而有關罰金倍數之調整及銀元與新台幣之折算標準，則另定有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罰金罰鍰標準條例第1條及第5條，除規定罰金以1銀元折算3元新台幣外，並將72年6月26日以前修正之刑法部分條文罰金數額提高2至10倍（依行政院會銜司法院於72年7月27日發佈，同年8月1日施行，有關刑法定有罰金各條均提高為10倍），其後修正者則不再提高倍數。嗣新刑法第33條第5款則將罰金刑提高為新台幣1,000元以上，並以百元計算之，且因新刑法第33條第5款所定罰金貨幣單位既已改為「新台幣」，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亦應「配合修正」為新台幣，又考量刑法修正施行後，不再施用「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為使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最高數額與刑法修正前趨於一致，避免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於不變動罰金數額之前提下，爰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規定（詳見其立法理由），足認刑法施行法第1之1條係為配合新刑法第33條第5款之修正施行而增訂，故如適用新刑法第33條第5款以新台幣為貨幣單位，方有刑法施行法第1之
1條規定之適用。
四、重利罪據此，此次刑法修正，被告所犯刑法第344條之罪，其條文本身文字並未修正，然上開條文既定有罰金刑之規定，如依舊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最低數額為1元（銀元），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規定提高為10倍，即為銀元10元，以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折算僅為新台幣30元。又刑法第344條非屬於76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之條文，故條文規定最高罰金數額為銀元1000元，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規定提高為10倍後，為銀元10,000元，若以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折算係新台幣30,000元；惟如依新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最低額為新台幣1,000元，而最高罰金數額，依配合增訂之刑法施行法第1之1條第1項之規定，改以新台幣計算罰金數額，且依同條第2項提高罰金數額至30倍，則最高罰金數額為新台幣30,000元，經核修正前後上開刑法分則之最高罰金數額，固因刑法施行法第1之1條之增訂而趨於一致，惟罰金最低數額，則以舊刑法第33條第5款較有利於被告，比較結果，此部分以被告重利行為時之法律較有利於被告（參見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三）。申言之，被告所犯之刑法第344條之重利罪，其法定刑中有罰金刑，故應依新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之舊刑法第344條（條文本身未修正）之規定論處。
五、詐欺得利罪經查：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其第2項規定：「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依據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之規定：「依法應處罰金、罰鍰者，就其原定數額得提高為2倍至10倍。」將刑法第339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上限提高10倍，及依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罰金：1元以上。
」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上限為銀元1萬元、下限為銀元1元，經以1比3之比例折算後，該條所定罰金刑之上限為新台幣3萬元、下限為新台幣3元；依據95年6月14日增訂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前段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數額提高為30倍。」以及修正後之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罰金：新台幣1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上限為新台幣3萬元，下限為新台幣1,000元，因法律已經變更，即有比較適用新舊法之必要，而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之罰金上限雖均為新台幣3萬元，然關於罰金刑之下限，依舊法之規定為新台幣3元，而依新法之規定則為新台幣1,000元，是以適用舊法對於被告並無不利，依據首揭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舊刑法。
六、共同正犯
１、法律修正刑法關於共同正犯之規定，修正前第28條規定：「2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修正後規定：「2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將修正前規定之「實施」修正為「實行」，修正理由係為釐清「陰謀共同正犯」、「預備共同正犯」及「共謀共同正犯」是否屬於共同正犯之範圍（該條修正理由可資參照）。因修正後刑法已限縮於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始成立共同正犯，排除陰謀犯及預備犯共同正犯，自屬法律已有變更，即應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２、本案情形被告二人之間，就詐欺得利及變造私文書之犯行，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刑法修正前之共同正犯。不過，被告己○○○之詐欺得利部分，因其與被害人庚○○及辛○○係母子關係，依刑法第343條準用第324條第2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惟被害人並未提出告訴，欠缺訴追條件而已。
七、連續犯
１、法律修正被告行為後，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業於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刪除，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則被告之犯行，因行為後新法業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依新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結果，仍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法律即舊法論以連續犯（最高法院95年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五之4參照）。蓋修法前如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此即為連續犯，修法後將連續犯刪除，修正理由第2點及第4點謂：「基於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及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其修正既難以週延，爰刪除本條有關連續犯之規定」，「至連續犯之規定廢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是否會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一節，在實務運用上應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用以解決上述問題」。由此兩點可知，連續犯本質上即為數行為，只有在習慣犯方面，才可能因為合乎接續犯之要件而論一罪，在不合於習慣犯之情形，連續犯刪除後，勢必被論以數罪，因此應以修正前之規定對於被告較有利。揆諸前開說明，應適用修正前之舊刑法。
２、本案情形被告甲○○先後多次重利之犯行，以及被告二人詐欺得利及變造私文書之犯行，其時間緊接，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出於概括犯意為之，均為連續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
八、牽連犯
１、法律修正被告行為後，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之刑法，自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刑法刪除第55條關於牽連犯之規定。依修正前即行為時之規定，應從一重處斷；依修正後之刑法既已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則所犯各罪應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分論併罰。比較新舊法之規定，修正後之規定並非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適用修正前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從一重處斷（參照同上決議五之3）。蓋修法前如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者，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此為牽連犯，修法後將牽連犯刪除，修正理由第2點謂：「至牽連犯廢除後，對於目前實務上以牽連犯予以處理之案例，在適用上，則得視其具體情形，分別論以想像競合犯或數罪併罰，予以處斷」，然而論以想像競合之前提係以「一行為」為要件，如果是數行為，而數行為間有方法、結果之關係時，在修正前可依牽連犯論以一罪，而在修正後僅能論以數罪，因此應以修正前之規定對於被告較有利。揆諸前開說明，應適用修正前之舊刑法。
２、本案情形被告甲○○所犯前述三罪之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牽連犯，屬於裁判上一罪，應依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從一重之變造私文書罪處斷。
七、累犯
１、法律修正按刑法第47條規定之累犯要件固有修正，惟其修正內容祇在排除「過失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適用；至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無論依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法律規定，均應論以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茲「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無論在修法前、後之累犯成立要件暨法律效果既無二致，則其自非刑罰法律之變更，亦無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問題（最高法院95年度第三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589、7241號判決參照）。
２、本案情形經查：被告甲○○曾有前述犯罪科刑及刑之執行情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起最重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其次，有期徒刑者，應依刑法第67條規定，併就最高度及最低度加重之；拘役者，應依刑法第68條規定，僅加重其最高度；至其罰金刑之部分，則因本法罰金刑查有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
5款規定之適用，參照刑法第67條、第68條有關罰金加減方法修正理由：「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現定，罰金為銀元1元以上，既已經修正為新台幣1,000元以上，當不致因加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是自應與有期徒刑相同，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以及新舊法比較應就罪刑有關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度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自應併適用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僅加重其最高度。
３、立法問題被告之品行，乃量刑考量情狀之一。法官在量刑時，對於素行不良者，依刑法第57條第6款之規定，自然有所斟酌，是為道德上之自然加重；刑法再有累犯之設，不過立法者強迫司法者「應」加重其刑而已，是為法律上之強迫加重。然則，被告就其前次犯罪行為已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其責任已經抵償，若再將其前次犯罪行為納入本次犯罪行為而一併評價，再予加重其刑，就其所加重部分，實係將前次已受責任抵償之行為再次非難，顯然違背雙重處罰禁止原則，將使被告受到不平等之待遇。因此，累犯之制度是否違背憲法平等原則，已堪質疑。何況，出獄而再犯，可見監獄教化不彰，監獄教化不彰而怪罪被告，反而以不利益加之其身，又豈合國民主權之原理？申言之，司法者自會考量加重，立法者之強迫加重，並無必要。德國刑法於1986年廢除累犯之規定，其故在此，值得立法者深思。何況，若被告素行不良，法院在量刑時，本會一併斟酌加重其刑，惟因累犯規定係必加其刑，並非得加其刑，法院不得不仔細閱讀其前科表，以資判斷；而被告之檢方及院方前科表，常有數十張之多，法官常需耗費不少時間，始能得出其係為累犯之結論，事實上，其為累犯與否，在量刑上影響微小，只因法律規定不當而消耗法官之精神，浪費法官之精力，造成法官之疲憊，間接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尤其值得立法者深思！
八、減刑條例
１、法律規定按犯罪在中華民國96年4月24日以前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減刑：一、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二、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20年；三、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減其刑期或金額二分之一。依本條例應減刑之罪，已經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由檢察官或應減刑之人犯聲請最後審理事實之法院裁定之。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依本條例規定減為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者，應於為減刑裁判時，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96年7月16日施行之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
8條第1項、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減刑後之易科罰金或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仍宜照原標準定之，「法院辦理96年減刑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6條亦規定甚詳。
２、本案情形經查：被告之行為時間，在91至93年間，係在96年4月24日之基準日前，且其所犯並非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所列不得減刑之罪名，合於減刑條件，自應予以減刑如主文。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１、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
２、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３、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４、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重利罪
１、罪之審查本件重利行為所侵害者為個人財產法益，乃財產法益之實害犯，其犯罪化之立法固有必要。惟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無商榷之餘地。何況，重利之所以為罪，不在其合法之利息，不在其超越合法利息而未至重利部分，而在其超越合法利息並已至重利部分；其本金之借與，既尚有善行成分；其合法之利息，尚為法律所保障；其合法利息以外而未至重利部分，不過債權人無請求權而已（民法205條以下）；因此，其重利若未至常業，有無犯罪化之必要，實堪存疑。申言之，其犯罪化之立法，顯然不合法益原則，亦不合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更屬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屬違憲之立法，立法應予除罪化，使之恢復為非犯罪行為。
２、刑之審查前述重利罪，其法定刑雖止於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屬於短期自由刑、勞動刑及財產權之剝奪，然則，其犯罪化之立法既屬誤會，其自由刑、勞動刑或財產權利之剝奪，皆無正當性可言，等於以刑法代替民法，以自由刑及財產刑代替民事賠償，違背比例原則，亦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並非合憲之立法。
三、詐欺取財
１、罪之審查詐欺得利之行為，如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則屬於財產法益之實害犯。其犯罪化之立法合法益原則及人性尊嚴原則無疑，自有正當事由，而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
２、刑之審查詐欺得利罪，其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及1千元以下罰金，符合罪責原則，並不違背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性原則，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其次，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連續犯廢除前，偽造文書、一般詐欺取財罪及一般竊盜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其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1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四、偽造文書
１、罪之審查偽造、變造文書各罪，傳統法益論者認為侵害社會法益，惟新法益論者認為社會法益抽象而難以理解，故依一般法益之觀點加以審查，以察其與個人法益有何關連性。單純偽造或變造文書，並不足以對個人法益造成任何侵害，亦即單純偽造或變造之行為並無法益危險存在。例如偽造之標單如不行使，尚不足以造成任何法益侵害。因此，單純偽造或變造文書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欠缺合理性，並不足取。其次，偽造或變造後進而行使之行為，論者推衍所及者，或為詐財，或為騙色，可能對於他人之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造成侵害，其犯罪化之立法尚屬於合理。惟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似有商榷之餘地。
２、刑之審查本案所涉刑法第210條之登載不實罪，其刑度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罪責原則，並不違背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其次，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偽造文書、一般詐欺取財罪及一般竊盜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在修正前之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1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１、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
２、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１、主刑裁量為此，本院：１、審酌各該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等情。
３、再考慮被告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失；惟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４、又考量被告甲○○係本案主角，被告己○○○僅係配角；且被告甲○○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對需款孔急之人貸放款項而收取重利，既影響金融秩序之健全發展，又損害被害人之利益等情，５、復特別考慮被告甲○○素行不佳，被告己○○○並無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本件犯罪情節並非嚴重等情，在依後述之減刑條例減輕其刑之後，認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足以使其罪刑相當，爰分別宣告之，以示儆懲，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期被告二人之能知自新。
２、易科罰金
Ａ、法律規定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關於易科罰金之規定，修正為「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台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惟依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1日，易科罰金。」以及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已刪除）：「依刑法第四十一條易科罰金者，均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一百倍折算一日；法律所定罰金數額未依本條例提高倍數，或其處罰法條無罰金刑之規定者，亦同」等規定，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最高為銀元三百元，最低為銀元一百元，換算為新台幣後，最高額為新台幣九百元，最低額為新台幣三百元。
Ｂ、本案情形比較修正前、後關於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規定，適用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及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應適用舊法。
３、從刑裁量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二、四所示之借據，並非虛假之物，僅係金額經變造而已，本院裁量結果，認為無庸宣告沒收。至於清單編號七所示之物，係被害人己○○○簽發之物，用以供擔保等情，業據雙方陳明在卷，可見被害人僅係將本票設定質權予被告甲○○而已，該質物即本票之所有權仍屬借款人即被害人，苟借款人清償上開借款，被告自應將本票返還與出質之借款人，是以上開本票並非被告所有，自不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406號、87年度台上字第
334號號判決參照）。
乙、無罪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91年4月15日貸款50萬元給予被害人己○○○，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利息，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刑法第344條之重利罪云云。
貳、公訴論據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罪嫌，係以證人即被害人己○○○具結後之證言，並有如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七所示之物扣案可稽而為其論據。
叁、被告辯解
被告自始否認其事，辯稱：其貸款給予被害人己○○○50萬元，同意分40期清償，其中39期每月須付本金及利息2萬元，最後一期須付3萬元，並非重利等語（偵查卷第一卷第13頁）。
肆、證據法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其前段係指無罪推定原則，後段則是揭示證據裁判原則。
二、超越合理懷疑原則與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其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 陳樸生 著刑事證據法第7章第3節第534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復次，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待證事實，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必須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始得據以論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申言之，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合理可疑存在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僅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在欠缺補強證據足以補強之際，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次，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即如無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責，此亦為刑事司法實務向來之見解（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86號、70年台上字第2368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有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伍、無罪理由經查：此筆借款係被告標會來借與被害人，與錢莊無關；其月利息為4%，年利息為48%，超過民法205條所定20%之週年利率，或民間之18％至36％，並未過多，尚未至與原本顯不相當之情況無訛。此部分應非重利。申言之，被告此部分之否認，極有可能為真，而此項可能性又無法以客觀之方法加以排除在，對被告有利之合理疑問於此存在，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亦即任何理性第三人對此均有合理疑問之空間，足以認為被告並此部分重利之犯行。若僅以證人一人之證述而推定被告犯罪，顯然無法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無法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此外，復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此部分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應為其無罪之判決，惟因起訴書認為此部分與前述重利有罪部分，具有連續犯之關係，為裁判上一罪，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予指明。
丙、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第210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28條、56條、第344條、第339條第1項、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7年6月10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陳志祥
法官陳伯厚法官邰婉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7年6月10日
書記官王月娥附錄：
刑法第344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