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6年基交簡字第26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8月31日
裁判案由：業務過失致死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96年度基交簡字第265號聲請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國民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96年度偵字第35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
事實
一、事實經過乙○○為新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司機，為從事汽車駕駛業務之人。其於民國96年6月6日下午4時許，駕駛6W-351號營業小貨車，沿基隆市○○街，由東往西行駛，途經碇內街與源遠路口，擬左轉彎進入源遠路時時，適有 廖許銀 沿碇內街行人穿越道同向步行穿越該路口。乙○○應注意並能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警察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一切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行人存在而貿然左轉彎，致其小貨車車頭左前側撞擊廖許銀，使廖許銀因而倒地受傷，經送醫急救後，於同日下午4時18分，因顱內出血而不治死亡。乙○○於肇事後，主動委託附近藥局之人報案，並向前來處理車禍之基隆市警察局交通隊警員自首而坦承肇事，表示願受裁判。
二、起訴經過案經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請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事實認定
一、車禍經過前開事實，業據被告乙○○坦承不諱，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各一紙及所附現場照片7張在卷可稽；而被害人廖許銀係因本件車禍而受傷致死，業經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明確，製有相驗屍體證明書、驗斷書、勘驗筆錄各一紙附卷足憑，並有相片37張存卷可考（96年度相字第231號卷）。準此，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二、過失所在
１、注意義務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警察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及第1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為汽車駕駛人，自應注意上述規定；而依附卷之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載，肇事時地之天候及路況皆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行人存在，而致肇事，足見其駕車行為顯有過失。
２、相當因果關係其次，刑法上之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需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被害人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傷重致死，其死亡與被告之過失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堪認定。
貳、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
二、業務過失被告為新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司機，業務其供明，並有駕駛執照影本一紙在卷可稽，為從事汽車駕駛業務之人。其因執行駕駛營業小貨車之業務時，因過失而致人於死，自為業務過失致死，並非普通過失致死無訛。
三、罰金部分依刑法第1條之1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
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開規定配合調整。據此，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規定，因非屬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定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為新台幣60,000元以下罰金。
四、加重規定被告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而致被害人死亡，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自首減刑
１、本案情形被告於肇事後，主動委託附近藥局之人報案，並向前來處理車禍之基隆市警察局交通隊警員自首而坦承肇事，此有基隆市○○○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一份在卷可稽；其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自首而接受裁判，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先加後減之。
２、立法缺失自首為減刑之原因，乃我國法制之特色。唐、宋、明、清律皆有規定，其為減刑之事由固無不妥；惟修正前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自首為「必減」其刑，剝奪法官之個案裁量權，確有商榷之餘地。蓋自首之動機不一，或真出於悔悟，或為情勢所迫，甚或利用必減規定而犯罪再自首，以邀寬典。若自首乃「得減」其刑，法官尚有裁量空間，僅須減其所應減；惟法律規定必減，對不得已之自首及利用自首而犯罪者，則必減其刑之規定，如同立法放棄國家刑罰權，反而有鼓勵犯罪之譏。尤有進者，在司法實務上，常見被告為司機而駕車撞傷人時，不先將傷者送醫，反而為享受自首之利益，趕往警察機關自首，坐令傷者因延誤送醫甚或死亡，如此，又豈是自首立法之本意。再如本案，被告發生車禍而致被害人當場死亡，當時已無逃逸之可能，只因當場向警坦承肇事，在司法實務之寬鬆標準下，即可享受自首減刑之寬典，其不合理已無庸贅言。申言之，自首原因不一，並非單一原因，客觀上未至非減不可，不足以成為立法剝奪法官裁量權之正當事由；其立法剝奪法官之個案裁量權，即屬超過必要之程度，而違背權力分立原則。何況，亞洲各國受我國法制影響，固有自首規定，惟日本刑法第42條第1項、韓國刑法第52條第1項之自首，均係得減其刑，並非必減其刑，亦可見我國立法自首必減之規定，確實超過必要之程度。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而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62條，已將必減改為得減，其故在此。
參、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１、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
２、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３、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４、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過失致死
１、罪之審查過失致死行為所侵害者為生命法益，乃生命法益之實害犯，且為過失犯，並非故意犯；生命法益既為最高位階之法益，侵害生命法益之過失實害犯，加以犯罪化，自有必要。其立法符合法益原則及比例原則，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屬合憲之立法。次按行為之處罰，以故意為原則，以過失為例外；過失行為之處罰，必須法律特別規定，此觀之刑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自明。依上述法益位階之觀點，在侵害個人法益各罪中，僅有生命法益之過失犯及身體法益之過失犯，而無自由法益、名譽、財產法益之過失犯。申言之，僅有刑法第
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及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罪。
２、刑之審查
Ａ、立法背景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
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例如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第328條之強盜罪，其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刑法第211條之偽造公文書罪，其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至於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罪亦同，普通過失致死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二年；業務過失致死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五年；過失傷害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六月；業務過失傷害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一年。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一倍；特別是交通過失致死罪，當時較少；如今交通事故頻繁，已非當時立法者所能預期。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在過失犯，有時連處以法定最高刑度，猶嫌過輕（本院92年度交易字第24號）。對照普通竊盜罪之最高刑度為五年，過失致死罪之最高刑度止於二年，其不合理明顯可見。蓋在民國24年，屬於農業社會，甚少交通事故。當年刑法第276條第1項過失致死罪之刑度，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已經不合理，生命法益之侵害，竟然罰金就可解決，輕忽人命，莫此為甚。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刑度，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亦不合理。時至今日，交通事故頻傳，重大過失時有所聞，上述二年或五年，顯然刑度過低而不合理，不足以處罰重大過失犯。
Ｂ、司法困境刑法上之故意，依刑法第13條所規定，只有直接故意（確定故意、真正故意）和間接故意（未必故意、不確定故意、不真正故意、擬制故意、以故意論），並無輕故意。申言之，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第1項認識後之「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第2項預見後之「任其發生」即「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刑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在預見後之「信其不發生」者，立法上以過失論，為有認識之過失。既係以過失論，表示其本質上並非過失；申言之，在預見之前提下，應屬故意之範圍，不過其非難性不同而已。準此以觀，在預見其發生之前提下，若其未至「不違背其本意」之放任程度，亦未至「確信不發生」之堅定程度，不過是「疑其發生」，亦即「疑其能發生」又「疑其不發生」，「猜其能發生」又「盼其不發生」。此時，應屬於故意之範圍，惟法律漏未規定，姑且名之曰「輕故意」。由於立法並無輕故意之規定，在遇有行為人以輕故意而開車肇事致人死傷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只得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定其為預見後之「確信不發生」，而以過失論，甚至認定為普通過失，而處以過失致死或過失傷害之罪責，無法以故意犯論處。此為司法實務之困境。
Ｃ、立法建議因此，本院認為廢除有期徒刑15年之上限，並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在過失致死罪，不分業務過失或非業務過失，先修正提高為業務過失死罪之基本刑度即有期徒刑五年，再和其他罪名同樣提高一倍，而修正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以業務過失、無照駕駛、酒醉駕駛、斑馬線肇事等，作為加重事由；如此，始足以涵蓋重大過失致死罪之罪責，尤其在前述欠缺輕故意而無法以故意犯論處之際，法官才能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其次，交通過失案件之單獨立法，亦不失為可行之方式。申言之，在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之前，亦可仿照刑法第185之3規定之立法方式，增訂第276條之1交通過失致死罪，提高刑度至十年以下；業務交通過失致死罪，提高刑度至15年以下；也增訂第284條之1交通過失傷害罪，亦提高其刑度至五年以下；業務交通過失傷害罪，提高刑度至七年半以下（亦即業務作為加重二分之一之事由）。申言之，就刑事政策而言，若業務過失致死罪，最高可處有期徒刑15年，在過失致死事故最多之交通案件，必然大量減少，人民之生命法益才能得到有效之保障，併此說明之，並期立法院注意及之。
肆、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１、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
２、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１、主刑裁量為此，本院：Ａ、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Ｂ、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不得已而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
Ｃ、復考量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惟在過失致死或過失傷害一類之過失犯罪，其本質為注意義務之違反，若是輕過失，固未必應施予監獄教化，惟若屬於業務過失或重大過失，又未履行和解內容者，在刑之輕重以及是否為緩刑之宣告上，自為重要之考量因素。Ｄ、又衡量被告係嚴重過失，告訴人並無過失；就死亡結果而言，過失致死和殺人並無兩樣，均為結束被害人之生命；僅就犯意而言，過失致死為過失犯，並非故意犯，亦即被害人之死亡並非被告之本意而已。Ｅ、最後考慮本件被告與被害人家屬甲○○已經達成和解，由被告之公司賠償該家屬新台幣360萬元等情，業經雙方於本院調查中一致供明，加上其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均能坦承過失犯行，犯後態度良好。本院因而認為量處有期徒刑二年，足以使其罪刑相當，爰宣告之，以示儆懲，並期被告日後之提高警惕。
２、緩刑宣告其次，被告與被害人家屬甲○○已經達成和解，由被告之公司賠償該家屬新台幣360萬元等情，已如前述，本院進而考量被告素行良好，並無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被告經此警詢、偵查及本院調查程序，應已能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而認為所宣告之徒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緩刑五年，以啟自新。
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11條、第27
6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96年8月31日
基隆簡易庭法官陳志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96年8月31日
書記官王月娥附錄：
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罰金已經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提高為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