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8年訴字第86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10月28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8年度訴字第868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選任辯護人林維毅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15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96年7月24日20時許，在屏東市○○路與光明街口「仁堂檳榔攤」前，因細故與乙○○發生爭執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拐扙毆打乙○○頭部及眼睛，致乙○○受有左眼球破裂合併出血、頭皮撕裂傷及血腫、上唇撕裂傷及上門牙斷裂之傷害致重傷（該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442號判處有期徒刑
3年4月確定，下稱前案），前案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由本院以97年度訴字第391號審理。詎被告丙○○在審理程序進行中，企圖製造與乙○○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之假象，希以獲得較輕之刑責，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其就前揭傷害致重傷害犯行，於乙○○尚未明瞭所受傷已達到重傷害程度時，僅賠償新臺幣（下同）10萬元，嗣乙○○發現左眼受傷程度業達到無光覺之永久失明之重傷程度後，並無再賠償40萬元之情事，仍於96年間某日，在不詳處所，未經乙○○同意，擅自偽造由乙○○簽名及捺印，面額50萬元之收據1紙，並於97年12月18日審判時，將上開偽造收據陳報予承審法官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二、傳聞法則之重要理論依據，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法院審判時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並貫徹刑事訴訟法修法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確認當事人對於證據能力有處分權之制度，傳聞證據經當事人同意作為證據，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另當事人於調查證據時，對於傳聞證據表示「沒有意見」、「對於證據調查無意見」，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應視為已有將該等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使用之各項證據，經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知如該證據為審判外之書面證據，原無證據能力，惟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本院卷第21、
14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之過程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且對於被告涉案之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84年度台上字第536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係以告訴人乙○○指訴、證人甲○○證述、卷附50萬元收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8年5月4日刑紋字第0980058849號鑑驗書、98年5月15日刑紋字第0980065258號鑑驗書、前案起訴書及判決書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此犯行，辯稱：這張50萬元收據上的簽名及指印確實是乙○○親自所為，我沒有偽造，我們前一天先在85度C那邊談妥，以50萬元達成和解，隔天就是96年10月30日乙○○到我的檳榔攤寫這張收據，寫完後我把45萬元給他，最後5萬元我開本票給乙○○，11月8日我在國稅局將5萬元給乙○○換回本票，我如果真心要偽造收據，不可能用簽名、蓋指印的方式來偽造等語（本院卷第20至21頁，本院97年度訴字第391號卷第122至126頁）。
五、經查：㈠證人甲○○於前案審判及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是我老闆，
他與乙○○在96年有發生衝突，之後他們有和解，他們在店裡面講，講完就在店裡寫撤銷告訴狀及收據，當時我在場，我有看到他們寫，因為被告問我有沒有空白紙，我找一找沒有，剛好看到回收桶裡有煙盒的紙，問被告是否可以，他說可以我就拿給他們寫，我看被告寫一寫煙盒的收據，然後連同撤回告訴狀一起拿給乙○○簽名，我有看到乙○○簽名蓋章，其餘都是被告寫的，被告寫完收據後，我有看到被告交付1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給乙○○，但沒有看到被告給乙○○多少錢，也沒有聽到和解金額是多少等語明確（本院97年度訴字第391號卷第71至73頁，本院卷第148至149頁），查證人甲○○歷次證述大致相符，並無齟齬，其若有迴護被告之意，當可直接證述被告有交付50萬元予乙○○或證稱和解金額為50萬元，然其就此重要事項均稱不知，並無特別偏袒之舉，衡情其上開證詞應屬真實，可以採信。證人2次均證稱被告有與告訴人乙○○在檳榔攤書寫撤銷告訴狀等和解文件，顯見告訴人乙○○確實有書寫上開50萬元之和解收據，且該50萬元和解收據，係寫在長壽黃硬煙盒上，有該收據附卷可稽，益徵證人前開證述所言非虛。
㈡本院調取告訴人乙○○前案歷次偵訊、庭訊、撤回告訴狀之
簽名，及其前科紀錄表所示部分案件之筆錄簽名、戶政、地政、監理、金融機關之簽名，並命被告與乙○○於本院準備程序當庭簽名10次後，將前開資料及該50萬元收據一同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該50萬元收據上「乙○○」之簽名，究為何人所為，該局鑑定結果認為，該50萬元收據上「乙○○」之簽名筆跡與被告當庭親筆簽名筆跡筆劃特徵不同；該50萬元收據上「乙○○」之簽名筆跡與告訴人當庭親筆簽名筆跡及訊問筆錄、戶政、地政、監理、金融機構之簽名筆跡筆劃特徵相似，研判有可能出於同一人手筆，此有法務部調查局99年6月2日鑑定書、法務部調查局99年1月20日鑑定書、本院調取各類簽名函文及回函等資料在卷可按（本院卷第36至53、69至73、81至88、91至94頁），足徵該50萬元收據之「乙○○」簽名，確實出自告訴人乙○○之手，告訴人前揭指訴，顯與事實有違，不足採信，足徵告訴人乙○○確實有於該50萬元收據上親自簽名無誤。
㈢公訴人雖提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上開指紋鑑驗書等資
料為據，然查，上開指紋鑑定書係因該50萬元收據上之指紋紋線欠清晰而無法比對，衡諸常情，一般人欠缺指紋鑑定之相關專業技術及知識，當難知悉何種指紋係鑑定機關無法妥為鑑識，故倘若被告有意偽造該50萬元收據，自當以蓋用印章等具有較高取代性、較難鑑定之方式為之，豈有以簽名、捺指印等高度屬人性之方式為之之理？是被告上開辯解，合乎常情，應堪採信。況被告早於97年1月30日偵訊時即已提出該50萬元收據供檢察官調查，此有偵訊筆錄及收據影本附卷可稽（前案偵續卷第9至11頁），並非如公訴人所述迄於本院97年12月18日審判時始提出，足徵該收據係於96年10月30日由告訴人乙○○製作無誤，被告並無臨訟偽造該收據以求取輕判之行為。
㈣綜上，被告前揭辯解，誠屬有據，告訴人乙○○之指訴難以
認定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偽造文書之犯行，公訴人所提積極證據，尚不足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其間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述上開犯行，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說明，依法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10月28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潘正屏
法官黃紀錄法官翁世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9年10月28日
書記官張孝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