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訴字第11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3月20日
裁判案由：殺人未遂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訴字第117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黃文德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31
0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丁○○無罪。
理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丁○○及辯護人於審理程序時，就判決內所引用各項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並非違法取得，與待證事實具關聯性，證明力亦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存否之證據。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與 沈銘傑 、陳ＯＯ、吳ＯＯ、楊ＯＯ等人（沈銘傑部分另案向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提起公訴，陳ＯＯ、吳ＯＯ、楊ＯＯ部分另案由臺灣高雄少年法院處理，年籍均詳卷）係朋友。緣甲○○與 葉品亨 曾因細故發生糾紛，雙方約定於民國94年11月5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高雄縣仁武鄉大灣國中談判，甲○○遂邀被告、 鄭光榮 、戊○○、沈銘傑、陳ＯＯ、吳ＯＯ、楊ＯＯ（甲○○、鄭光榮、戊○○均另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2年10月、2年8月在案）及其餘不詳姓名年籍之友人10餘人依約前往該處，葉品亨則邀約乙○○、丙○○等人前往。雙方在上開談判地點相遇，被告與其他10餘名友人竟共同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被告以機車後載陳ＯＯ，隨同其餘友人所騎乘之機車包圍葉品亨等人，葉品亨等人因心生畏懼乃分別逃離，詎被告等人仍緊追不捨。嗣於同年月6日凌晨0時30分許，乙○○與丙○○共乘之機車因在高雄市○○區○○路與重愛路口摔倒而遭甲○○等人追及，戊○○先持鋁棒接續痛毆乙○○及丙○○2人身體多次，鄭光榮則持安全帽毆打，甲○○則持掃刀之類之刀械接續猛刺向乙○○下腹，陳ＯＯ則以腳痛毆並持刀追砍，沈銘傑、吳ＯＯ、楊ＯＯ則出手毆打，致乙○○左胸穿刺傷併肺臟切割傷及右眉表淺傷口；丙○○則有頭皮撕裂傷1公分、額頭擦傷及右手肘挫傷等傷害。經警據報到場，被告即以機車後載陳ＯＯ、併同其餘友人於警員到達前分別逃逸，乙○○、丙○○則經送醫救治方倖免於死，因認被告涉有共同殺人未遂之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殺人未遂之犯行，係以被害人乙○○、丙○○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臺灣高雄少年法院96年度少訴字第1號判決；證人乙○○、戊○○、陳ＯＯ之證述；另案被告甲○○、鄭光榮於高雄少年法院審理時之供述等為主要論斷之依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上揭時地騎機車搭載陳ＯＯ至案發現場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當時並不知道陳ＯＯ要持刀砍人或殺人，只是單純騎機車搭載陳ＯＯ而已，並無殺人之犯意聯絡等語。經查：
（一）本件被害人乙○○、丙○○與葉品亨為同行一方，因葉品亨與甲○○約定談判而受邀於上揭時地共同到場，嗣遭對方多人騎機車追逐，至高雄市○○區○○路與重愛路口摔倒後，乙○○遭毆擊並持刀器砍傷、丙○○亦被毆擊成傷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乙○○於95年3月7日臺灣高雄少年法院調查時暨檢察官偵訊時證述明確（見臺灣高雄少年法院95年度少調字第77號案卷第5頁、96年度他字第6934號偵查卷第6-7頁），核與證人陳ＯＯ、甲○○、戊○○到庭證述當日有多人追擊該二位被害人之情節大致相符。而乙○○、丙○○因受毆擊、砍刺致身體分別受有上開傷害一情，並有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附卷可稽。
（二）乙○○、丙○○二人所受傷害，以乙○○傷勢較為嚴重，其左胸穿刺傷，深及肺臟，非刀械相類器物不足以致之。當時下手之人，據戊○○到庭證述，係陳ＯＯ持刀追刺乙○○所造成（見本院卷第52頁）。然乙○○於案發後經警詢問時先稱「遭一名瘦高、戴眼鏡男子手持刀械往我下腹部砍殺成傷」（見警卷第16），第2次警詢時稱「是甲○○持掃刀往我下腹部猛砍一刀」，高雄少年法院調查時又稱「甲○○有拿棍子之類打我（後稱持小刀或西瓜刀之類），因很模糊」等語，96年10月24日偵查中則僅指證當日多人出手等語。準此以言，當日乙○○遭毆擊並以刀器刺傷一情，固屬確實，但究係何人所為，卷附事證並非已甚明確，對於判斷被告與在場實施之人有無殺人犯意之聯絡，已有困難。
（三）本件案發起因，乃甲○○與葉品亨因細故而起糾紛，相約談判，各自糾眾示強，機車聚集，參與人數頗多。縱依戊○○所指證，認當時確係陳ＯＯ持刀追刺乙○○，然陳ＯＯ到庭明確證稱「當天是被告騎機車載我去案發現場，我去踢人，被告在機車上面，沒有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47-48頁）。而卷內其他事證，均無指涉被告著手毆擊被害人之情，則被告當時唯一作為，乃僅有騎機車載陳ＯＯ到場一事，可以認定。至於被告與被害人一方之關係為何，據甲○○證稱「當日 黃皓哲 說葉品亨要約到國小公園，後來我就打電話給鄭光榮，問他要不要過來」等語；陳ＯＯ證稱，「當日本來是 吳志培 說他朋友生日而邀請我到高雄市○○區○○路御花園KTV」、「我們跟著別人，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就是那天在唱歌的人去案發現場」等語；戊○○證稱「當時好像甲○○與對方乙○○那邊的朋友，可能有爭執，我也不了解，那天唱歌的時候，他們打電話給甲○○，說是要約出來談判之類的」等語，可見被告一方之人，雖為數眾多，但多係偶然相聚，以友會友，邀聚取樂，並非全部互有認識。而聽聞己方之人，受約談判，遂呼喝到場，進而以機車追逐毆擊，其等前未同謀，自堪認定，但其後各自心中所思，是否全然一致？甚至基於當時相互之認識而有殺人取命之犯意相聯？實非無疑。
（四）雙方衝突結果，確實有人持刀痛下毒手，致乙○○受傷頗重，而多人聚毆，某方一人或數人所為不利他方之行為，易遭對方認係沆瀣一氣，應共同負責，是人情之常。惟刑法共同正犯，欲令多數行為人就某犯罪行為共同負責，須以該多數行為人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為其成立要件，如此部分事實缺乏相當證據以資證明，單獨一人或數人所為之犯罪行為，縱同屬一方並且在場之人，亦不能遽以共同正犯論處。查乙○○遭人持刀刺殺成傷，惟該刀械並未扣案，是其長短、形狀、大小為何？均無法確切得知。如依證人乙○○警詢時所陳，係被掃刀之類刀械砍傷，長度約30餘公分（見警卷第17頁），則該刀械應非甚長，欲加以隱藏，當非困難。是縱認當時係陳ＯＯ持刀下手，但被告搭載時，如陳ＯＯ將刀械隱藏在身，被告實亦無從發覺。而本件被告既僅有騎機車搭載陳ＯＯ到場，有人持刀追擊被害人時，並未下車，是其有無共同參與之意思，已屬有疑，乃至於共同殺人之犯意聯絡，尤乏積極證據佐參。從而，本件被告當時既未著手參與毆擊被害人，與其他實施犯罪之人亦無事前同謀，又不能排除著手實施犯罪行為之際，係出於行為人自己獨立之意思，自難僅因被告在場，即遽令被告負共同正犯之責。
（五）起訴意旨雖指陳ＯＯ砍殺被害人之後，係由被告騎機車助其逃逸，是二人顯有殺人之犯意聯絡等語。然本件陳ＯＯ是否確為下手之人，仍須補強，有如上述。且我國刑法不採「事後共犯」之例，故於他人完成犯罪行為之後始參與之人，除就其以自己共同犯罪意思參與後之全部行為應負共犯責任外，對於其參與犯罪前他人已經完成之犯罪行為，因非在其犯意聯絡範圍之內，自無論以共同正犯之餘地。是縱使被告事後騎機車搭載陳ＯＯ離開現場，如謂係見警即將到來並基於朋友立場之自然反應，應屬合情，自亦無從因此推認被告有共同殺人之意。
五、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舉事證，均不能積極證明被告參與犯罪，其間尚存有合理之懷疑，且亦無法本於經驗法則及邏輯推理，認定被告有參與殺人之犯意，本院無從據以獲致有罪判決之確切心證。基於前引法文及判例意旨，本件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己○○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3月20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黃建榮
法官李殷君法官李嘉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7年3月20日
書記官郭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