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89年訴緝字第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2月15日
裁判案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緝字第二號
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指定辯護人甲○右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六二八八號），甲○判決如左：
主文丙○○無罪。
事實
一、公訴意旨略以：丙○○、 彭新喜 （後一人業經甲○判決無罪確定，又 曹某 、 彭某 二人涉有施用安非他命部分另偵查中）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之概括犯意聯絡，因丙○○知不詳姓名、年籍綽號「小 安迪 」之成年男子欲購買安非他命，乃聯絡彭新喜將安非他命送至丙○○位於臺北縣永和市○○路○○巷○○號七樓之一住處，彭新喜即於民國（下同）八十八年七月三日下午九時許，將所販入之安非他命七小包依約攜至上開處所交與丙○○，言明以新臺幣（下同）一萬八千元價格販售與綽號「 小安迪 」之人，適為在場之乙○○（施用安非他命部份另行偵查）所見，然未及交付予「小安迪」之際，即於同日九時三十分許，在上址為警查獲，並自丙○○身上起出上述安非他命，因認被告丙○○涉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之罪嫌云云，係以共同被告彭新喜於上開時地將安非他命交與被告丙○○之事實，業經彭新喜於偵查初訊時、另案被告乙○○歷於警訊及偵查中供述一致，核與被告 曹利祥 於偵查初訊之自白相符，且彭新喜交上開安非他命予被告丙○○欲販售予綽號「小安迪」之賣價為一萬八千元乙情，亦經被告丙○○於警訊時供證甚詳，並有安非他命七包（鑑餘淨重十三點三六公克）扣案足佐，又被告丙○○及彭新喜二人否認有施用安非他命，則被告持有上開安非他命，顯係為意圖營利而販入等資為論據。惟訊據被告丙○○則堅詞否認有何販賣安非他命犯行，辯稱：伊僅施用安非他命，並未販賣，扣案之安非他命係彭新喜交給伊，因綽號「小安迪」欲購買安非他命吸食，伊始聯絡彭新喜帶來，於尚未轉交予「小安迪」之際，即為警查獲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被告之自白為證據之一種，須非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方得採為證據，故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與事實是否相符，苟無法證明其與事實相符，根本即失其證據之證明力，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證據本身如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能究明前，尚不得採為有罪之根據；又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惟此項不利之供述，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自難專憑此項供述，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四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八○九號、三十二年上字第九七一號、四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足資參照。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經查：
（一）訊之證人乙○○固於警訊及偵查中供稱：「當時我在床上看電視，而彭新喜便拿了警方所查獲的安非他命給丙○○，叫丙○○拿到樓下給人家.....給何人我不知道」、「我當日有看到彭新喜有拿一包東西給丙○○，而這包東西即是被警方所搜到之安非他命」等語（見偵查卷第十四頁背面、第十五頁及其背面、第六十一頁），嗣於甲○調查時改稱：「（問：在警訊中說彭新喜你到後十分鐘曾拿一包東西給丙○○？）答：是，是用『白色紙包裝』，一小包，約半手掌大.....（問：他拿那包東西給丙○○做什麼？）答：我不知道.....（問：他有無說叫丙○○拿給別人？）答：我沒聽到.....（問：你能確定警察查獲之東西就是彭新喜交給丙○○的東西？）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彭新喜有交一包東西給丙○○，警察查獲時，我們面壁也看不到，後來轉身後已沒有白紙包裝，而是散裝的」、「不知道，查獲時已是散裝，安非他命是在丙○○身上查扣的.....（問：丙○○之安非他命何來？）答：只知從他身上查獲，不知從何來.....（問：彭新喜交一包物品給他時，有無叫他拿到樓下給別人？）答：不知道，我沒聽到」等語（見甲○八十八年九月九日、九月二十日訊問筆錄），即質之共同被告彭新喜亦證稱：伊於偵查中所供扣案之安非他命由伊交予被告丙○○者，係因查獲當日移送檢察署後，在拘留室待訊時，被告丙○○要求伊配合供述「安非他命係綽號『小安迪』欲購買，而由伊帶過去，否則會被收押」，實際上扣案之安非他命非伊交予被告丙○○，當天所交予丙○○係一只『白色藥袋』等語，是可確認者乃共同被告彭新喜於前揭時地固曾交付被告丙○○一包『白色包裝』物，惟證人乙○○所證警察查扣之物是否即共同被告彭新喜所交被告者，則前後證述兩歧，難認共同被告彭新喜與證人乙○○先後證述一致，渠等二人於警訊及偵查中不利之供述，顯具瑕庛。
（二）次者，證人即查獲之警員 李仁和 、 陳炫宇 到庭一致證稱：當場查獲丙○○手上有一包『黃色Ｍ＆Ｍ』塑膠袋包裝之安非他命，旋令現場被告彭新喜、丙○○、乙○○各自面對牆壁，另在丙○○之右褲口袋查獲另一小包安非他命，連同手上『黃色包裝』共計七包等語（見甲○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訊問筆錄），是為警查扣之安非他命係『黃色』外包裝與共同被告彭新喜所交付丙○○係『白色包裝』者迥不相同，證人陳炫宇繼稱：查獲時丙○○說安非他命是他的等語（見同日訊問筆錄），益證自丙○○身上起獲之安非他命確非彭新喜所交付，則被告丙○○前揭自白扣案之安非他命為彭新喜交付云云，核與實情未合，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
（三）第查，上開扣案之安非他命來源如何，共同被告彭新喜於甲○審理時固證稱：「（問：你拿安非他命給丙○○做什麼？），不是我交給他的，是綽號『 阿南 』的，是用來抵債，這是聽丙○○講的」等語（見甲○八十八年七月三十日訊問筆錄），繼稱：「（問：安非他命從何而來？）是綽號『阿南』的男子賣給丙○○的，我是聽說的」等語（見甲○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訊問筆錄），惟共同被告彭新喜既稱：係伊是聽被告丙○○說的等語，其並未在場目睹綽號「阿南」之人交付或販賣安非他命予被告，則彭新喜之供述 顯非伊 所親身見聞，上開陳述內容要屬傳聞事實，無從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而不具證據能力，自不得援為認定被告丙○○販賣安非他命犯行之依據，且所謂綽號「阿南」者，其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址若何？公訴人既無從查出，甲○無法查證，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方法，遽為被告有販賣犯行之認定。
（四）又證人綽號「小安迪」即○○○固到庭證稱：「（問：丙○○因安非他命被查獲你知情？）答：知道，當天即八十八年七月三日下午約七時許，我打電話至丙○○家，確定其在家後，我即通知刑警隊至永和市○○路○○巷○○號七樓之一逮捕丙○○」、「（問：何由？）因在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許，我至丙○○永平路八一巷十二號七樓之一住處洽談有關經營電玩之事.....當時丙○○也在場吸安非他命，丙○○當場拿出一小茶葉罐之安非他命問我要不要用，且幫他賣些或找人向他買，中間可讓我賺取傭金，我當場表示拒絕.....」、「我知道丙○○有賣安非他命，可是當天查獲之七小包數量，與我在七月一日一小茶葉罐之數量差很多，確實有在賣，但賣給誰我就不知道」等語（見甲○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訊問筆錄），惟「小安迪」者亦證稱伊不吸食安非他命，且不曾向被告丙○○購買過安非他命等語（見同上訊問筆錄），是證人「小安迪」既非吸食安非他命之同好，則被告丙○○應無向其兜售而增加被查獲風險是理？且上述所稱之一小茶葉罐內之物品，是否即為安非他命？又果為安非他命，其數量多少？是否與上述查扣者同一？況稱「販賣」者，其有販入或販出其一者固足當之，然其間利得多寡？所賺差額若干？被告營利之意圖亦屬不明，且無從查證，證人「小安迪」此部分之證述，既乏其他補強證據，其真實性如何，亦值堪疑？自不能專憑此證述作為被告販賣之唯一證據。
（五）再被告於為警查獲之際，除於其身上起獲上述之安非他命及供施用安非他命之吸食器一組、錫箔紙一張外，並未查獲被告持有分裝安非他命用之電子秤、分裝袋等物，業據證人即查獲之警員李仁和、陳炫宇到庭證述屬實，且上述證人「小安迪」所稱一小茶葉罐之安非他命是否存在，於尚未證明是否為安非他命前，尤難遽認被告有販入大量安非他命後再行分裝販售之事實。
三、綜情以觀，公訴人所認被告涉有販賣安非他命犯行，所憑共同被告彭新喜於偵查初訊中之供述，既無法證明與事實相符，且證人「小安迪」、乙○○二人之證述，確具瑕疵且乏補強證據，有如前述，亦不能積極證明被告確有販賣行為，而扣案之安非他命僅能證明被告丙○○有施用安非他命之事實，復不能積極證明被告丙○○確有販賣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果有公訴人所指販賣安非他命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之上揭法條、判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公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嘉欣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法官彭松江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甲○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陳福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