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4年上易字第80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11月29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上易字第805號上訴人即被告己○○
乙○○辛○○共同選任辯護人 鄭文婷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325號，中華民國94年3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17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事實
一、己○○於民國90年間，因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90年8月6日以90年度中簡字第1350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確定，於91年1月15日執行完畢。己○○、乙○○、辛○○於93年間均係設於台中市○○路○○○號1樓「台新逾期帳款催收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之債務催收人員，台新公司於92年10月14日接受 吳春貴 之委託向債務人宏灥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庚○○催討所積欠之票據債務，並收受宏灥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庚○○所簽發發票日91年3月25日、面額新台幣（下同）39萬8780元之票號ＡＤ0000000號支票一紙以做為台新公司前往催討債務之憑據，台新公司接受吳春貴委託後指派己○○、乙○○、辛○○負責催討本件票據債務事宜。己○○、乙○○、辛○○乃持上開支票於93年2月11日下午5時許，前往基隆市○○○街○○○巷○弄○號庚○○住處向庚○○催討票據債務，庚○○及其夫丙○○表示其未經營宏灥企業有限公司，亦未簽發上開支票，上開支票應該係遭偽造，希己○○等人能給予較長的時間以明瞭簽發支票之始末等語，詎己○○、乙○○、辛○○不為所動，仍認定庚○○為發票人，應負擔票據債務，為達索債之目的，明知庚○○雖有清償票據債務之義務但「法律上並無簽立和解書之義務」，竟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向庚○○、丙○○脅迫稱倘不還錢，即將庚○○、丙○○押往地下錢莊借錢償債，致使庚○○、丙○○心生畏懼而行無義務之事即簽署和解書(和解內容為庚○○、丙○○願給付15萬元，93年2月17日給付5萬元，93年2月28日給付10萬元)，己○○、乙○○、辛○○於取得庚○○、丙○○簽署之和解書後始行離去。己○○、乙○○、辛○○於93年2月17日取得5萬元後，又於93年2月28日下午4時許，前往庚○○上址住處欲收取尾款10萬元，庚○○因已訴請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己○○涉嫌妨害自由犯行，拒不開門，己○○、乙○○、辛○○為達取得尾款10萬元之目的，乃承上開強制之概括犯意聯絡，明知庚○○「法律上並無開門之義務」，竟以腳猛踹庚○○上址住處大門，並向庚○○脅迫稱：「妳們家沒有後門，丟一把火全家都死光光」、「再不開門，就放火燒妳家」等語，欲使庚○○行無義務即開門之事，庚○○心生畏懼而報警處理，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安樂分駐所員警 章華愛 等人前往庚○○上址住處瞭解狀況，認係民事債務糾紛後隨即離去，己○○、乙○○、辛○○見員警離開後，復基於接續強制之犯意聯絡，接續向庚○○恫嚇稱：「再不開門，就放火燒妳家」等語，然因庚○○不為所動，致未得逞，己○○、乙○○、辛○○仍在庚○○上址住處徘徊數小時後始行離去。
二、案經被害人庚○○訴由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證人甲○○、丙○○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訊問筆錄，均有證據能力
㈠、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則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其本質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則，原無證據能力，係因立法者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為由，而例外設定其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時，得為證據。故此法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所設非顯不可信之要件，應屬於證據能力之規定，而非陳述內容證明力之問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299號判決採同一見解。
㈡、證人甲○○就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我有出去看，他們有…向庚○○討債…都很兇，具體內容我沒有注意聽，就是很大聲，態度很兇」、「…第一次是我要出門去麵包店時，聽到庚○○家裡很大聲，具體內容我沒注意聽」等語（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12頁、148頁），復經本院傳訊到庭時經辯護人詰問時仍亦證陳：偵查卷所陳為實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證人甲○○於偵查中所證與本院審理所陳情節相符，且證人甲○○為證人庚○○之鄰居，與被告等人並不認識，應無怨隙，自無設詞攀誣之情，此外，查無「顯有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以證人甲○○上開檢察官偵查中之訊問筆錄有證據能力。辯護人抗辯證人甲○○之偵查筆錄無證據能力云云，自無可採。
㈢、證人丙○○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證稱：被告己○○、乙○○、辛○○以庚○○、丙○○倘不還錢，即將其等押往地下錢莊借錢償債之詞脅迫告訴人庚○○、被害人丙○○，致使其等心生畏懼而行簽署和解書等語（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74頁、146頁），復經本院傳訊該等證人到庭時，經辯護人詰問時亦證陳：「已簽和解書，他們當然不會押我們去地下錢莊，他們說他們到處都有人，（和解書）強迫之下簽寫的，不簽行嗎？這些字有在和解書上，是他們寫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178頁），查證人丙○○於偵查中所證與本院審理所陳情節相符，並無出入，證人丙○○雖案發時為證人庚○○之配偶，惟其二人業於93年3月22日辦理離婚，亦有庚○○戶籍謄本乙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7頁），則證人丙○○當無再基於家屬情誼，而於本院審理中編詞維護之可能，證人甲○○、丙○○指述被告三人涉犯強制罪嫌，對自身既毫無利益可言，益見證人甲○○、丙○○之偵查筆錄當已具備擔保可信性，縱未於被告等人有行反對詢問之機會，因其供述有虛偽之危險性不高。此外，查無「顯有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以證人丙○○上開檢察官偵查中之訊問筆錄有證據能力。辯護人復就證人丙○○偵查筆錄之證據能力徒為爭執，亦不足取。
二、證人庚○○、戊○○、丁○○四人於原審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均有證據能力
㈠、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依其文義之形式解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均得為證據，因立法者以「被告以外之人於法官面前所為陳述」，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而例外對「被告以外之人於法官面前所為陳述」賦予證據能力。按諸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立法理由乃在於，交互詰問制度設計之主要目的，在辯明供述證據之真偽，以發見實體之真實，為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審判程序之進行應由當事人扮演積極主動之角色，而以當事人間之攻擊、防禦為主軸，故於刑事訴訟法第166條規定，使由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等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在審判長依法為人別訊問後，即由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直接運作交互詰問之訴訟程序。如於被告無辯護人之情形下，如其不知行使詰問權或行使詰問權有障礙時，審判長仍應予被告詢問證人、鑑定人之適當機會。
㈡、本件被告三人於原審審理時未選任辯護人，而經原審法院依職權傳訊證人庚○○、戊○○、丁○○等人到庭訊問後，均有詢問被告等人就各該證人於審判期日之陳述表示意見（見原審卷第59頁、61至62頁），其雖未明白載明「請被告接續為反詰問」之表示，實已賦予被告等人行使詰問權之機會，惟被告等人就證人庚○○、戊○○、丁○○之陳述，均僅表示證人所言不實等語（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復佐以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所定，當事人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並非不得放棄，尚難遽以被告人等未積極行使詰問權，即謂原審法院調查程序有違法之情，是辯護人認證人庚○○、戊○○、丁○○等人於原審法院審判期日所為之陳述，亦不具證據能力云云，自非可採。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被告己○○、乙○○、辛○○固坦承其係台新公司之催收人員，經台新公司之指派前往處理吳春貴委託台新公司催討告訴人庚○○之票據債務，乃於93年2月11日前往告訴人庚○○之上址住處提示告訴人庚○○所經營之宏灥企業有限公司簽發之上開支票，告訴人庚○○及其夫丙○○曾簽署和解書；同年3月28日，其復前往告訴人庚○○上址住處索取和解尾款10萬元，告訴人庚○○拒不開門，其間員警曾前來處理，認係民事債務糾紛隨即離開現場，但告訴人庚○○仍堅不開門等情，核與告訴人庚○○於偵查、原審審理（見發查字第216號卷第4至5頁、偵字第1751號卷第30至32頁、97頁、124頁、144至145頁、原審卷二第58至59頁）及丙○○、吳春貴於偵查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73頁、74頁、146頁），復有吳春貴出具之催收委託書、上開支票、退票理由單、和解書、宏灥企業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53至54頁、77頁反面至79頁、發查字第216號卷第7頁、11至14頁），被告己○○、乙○○、辛○○此部分之供述核與事實相符，自堪採信；惟被告己○○、乙○○、辛○○仍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既遂、未遂犯行，辯稱：「庚○○、丙○○係自願簽署和解書；且其並未以腳踹門，亦未以放火燒屋之詞脅迫庚○○，我們從頭至尾並未使用任何脅迫言行」云云，是本件之爭點即為被告己○○、乙○○、辛○○是否以脅迫之手段強使告訴人庚○○、丙○○行簽署和解書及以脅迫之手段強使告訴人庚○○行開啟大門之無義務之事。經查：
㈠、被告己○○、乙○○、辛○○如何於上揭時、地以庚○○、丙○○倘不還錢，即將庚○○、丙○○押往地下錢莊借錢償債之詞脅迫告訴人庚○○、被害人丙○○，致使告訴人庚○○、被害人丙○○心生畏懼而行無義務之人事即簽署和解書之事等情，迭據證人庚○○、證人丁○○、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30至32頁、74至75頁、96頁、144至145頁、147頁、170至171頁、原審卷二第58至62頁、本院卷第168頁、170頁）、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結證在卷（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74頁、146頁、本院卷第177頁、178頁），互核相符，並有和解書一紙附卷可稽（見發查字第216號卷第7頁）。
㈡、參以被告己○○、乙○○、辛○○並不諱言其與庚○○、被害人丙○○原不相識，亦無過節、仇恨，衡情庚○○、丙○○當無挾怨報復或刻意設詞攀誣被告己○○、乙○○、辛○○之理，復衡諸證人即庚○○之鄰居甲○○於偵查時證稱：「…第一次我有出去看，他們有…向庚○○討債…都很兇，具體內容我沒有注意聽，就是很大聲，態度很兇」、「…第一次是我要出門去麵包店時，聽到庚○○家裡很大聲，具體內容我沒注意聽」等語（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12頁、14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陳：偵查卷所陳為實在，當時是聽到押庚○○和她婆婆等語（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顯然被告己○○、乙○○、辛○○向告訴人庚○○索債之時，其口氣及態度並非和善，而係處於情緒激動之情況，因而驚動庚○○之鄰居外出查看，則被告己○○、乙○○、辛○○出於脅迫之言詞藉以達其索債之目的，自符事理之常，足認證人庚○○、證人丁○○、戊○○、被害人丙○○之上開指證非虛。
㈢、再者庚○○於被告己○○、乙○○、辛○○初次上門索債時，即一再明確告以上開支票並非其簽發，其亦非宏灥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此為被告己○○、乙○○、辛○○及證人庚○○所共認（見發查字第216號卷第4至5頁、偵字第1751號卷第95頁、93頁、97頁、本院卷第27頁）），證人庚○○既然堅決否認有簽發上開支票，而主張上開支票係出於偽造，被告己○○、乙○○、辛○○即應回報委託人吳春貴循法律途徑主張其票據權利，何以告訴人庚○○既然否認有此票據債務，卻反乎常情於短期間內又承認有此票據債務，並迅即與被告己○○、乙○○、辛○○達成和解之協議，且上開支票之名義發票人為宏灥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庚○○，被害人丙○○並非上開支票共同發票人，亦未在上開支票背書或為任何保證，何以亦與庚○○一併簽署和解書而無端背負和解債務，實違常理。
㈣、又被告己○○、乙○○、辛○○前往庚○○上址住處索討票據債務之時，曾由台新公司之人員隨同前往負責攝影存證，此為被告己○○、乙○○、辛○○及庚○○所共認（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32頁、93頁、95頁、97頁、125頁、
127頁），台新公司指派人員前往攝影之目的，即在於保全台新公司催收人員催收債務時與債務人之互動過程，以免日後無端遭債務人任意指控其有任何不法之手段，倘被告己○○、乙○○、辛○○之索債手段未涉任何不法，台新公司豈有不及時提出該蒐證錄影帶以還被告己○○、乙○○、辛○○清白之理，然一再以已和解、債權無爭議而重複使用或不知在何處等詞為藉口，迄本案審理終結仍無法提出該蒐證錄影帶，顯見其畏罪情虛，益徵證人庚○○、證人丁○○、戊○○、被害人丙○○之上開指證確為真實。
㈤、庚○○於被告3人前往討債之「時」，既否認其非上開支票之發票人，被害人丙○○更與上開支票無任何牽連，「在法律上」，庚○○、被害人丙○○本無就上開支票與被告己○○、乙○○、辛○○簽署和解書之義務，然被告己○○、乙○○、辛○○竟出以倘不償債，即將庚○○、丙○○押往地下錢莊借錢償債之脅迫之詞，復倚仗人多勢眾之勢，使庚○○、丙○○因而心生畏懼迫於無奈而行無義務即簽署和解書之事，被告己○○、乙○○、辛○○此部分之強制犯行，其事證明確，堪以認定。
㈥、至證人即台新公司催收人員 邱保衡 於偵查時證稱：「我於93年2月11日一直在門外，並未參與」等語（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94頁、126頁），嗣於原審審理時仍證稱：「我當時自始至終均在院子，隔著紗窗看到他們在客廳，己○○等人如何談我不清楚，因我在院子，只是隱隱約約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至25頁），證人邱保衡既身處屋外，其未完整聽聞被告己○○等人與告訴人庚○○間之所有對話內容，本屬當然，自難以證人邱保衡於原審所證述其未聽到被告己○○等人有說要將庚○○押往地下錢莊之語，資為有利被告己○○等人之認定。
㈦、被告己○○、乙○○、辛○○如何於右揭時、地，前往索取和解尾款10萬元，因庚○○認被告己○○、乙○○、辛○○強迫其簽署和解書之行為涉嫌不法而訴請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被告己○○涉嫌妨害自由犯行，乃拒不開門，被告己○○、乙○○、辛○○乃以腳猛踹庚○○上址住處大門，並以妳們家沒有後門，丟一把火全家都死光光、再不開門，就放火燒妳家等語脅迫庚○○，企圖藉上開脅迫之方式使庚○○心生畏懼而行開門之無義務之事等情，迭據證人即被害人庚○○、證人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結證在卷（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24頁、145頁、171頁、原審卷二第59頁、60頁、本院卷第173頁、174頁、182頁），互核相符，且參以被告己○○、乙○○、辛○○並不諱言其與庚○○、證人戊○○原不相識，亦無過節、仇恨，衡情庚○○、戊○○當無挾怨報復或刻意設詞攀誣被告己○○、乙○○、辛○○之理，復衡諸庚○○曾於當日下午4時25分以電話報警，而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安樂派出所員警章華愛等人前往庚○○上址住處處理，員警章華愛到達庚○○上址住處後與被告己○○、乙○○、辛○○僵持一陣子，庚○○才開門，庚○○說被告己○○、乙○○、辛○○站在那裡其會害怕，員警章華愛告知雙方債務糾紛要循法律途徑解決，並勸被告己○○、乙○○、辛○○離開，但被告己○○、乙○○、辛○○不為所動，乃說要留在現場，員警章華愛於離開前要求被告己○○、乙○○、辛○○勿使用暴力，隨即離去，庚○○旋即將大門關上等情，亦據證人即前往處理之員警章華愛於偵查時結證在卷（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71至
172頁），復有該派出所之工作紀錄簿節本（影本）一紙在卷足憑（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33頁），被告己○○、乙○○、辛○○倘未以腳踹大門及放火燒屋之言行脅迫庚○○，衡情庚○○何以會迅即報警前來處理，且被告己○○、乙○○、辛○○於員警章華愛等人前來處理並要求其等離開現場，乃執意停留現場，顯然被告己○○、乙○○、辛○○必於當日取得該和解尾款10萬元之意念至為堅決，則被告己○○、乙○○、辛○○為達迫使庚○○開門償債之目的，而於警方前來處理前、後接續以腳踹、放火燒屋之脅迫言行藉以達其索取和解尾款10萬元之目的，自不足為奇，且證人即台新公司 魏宏安 於該次亦曾同往攝影蒐證，亦據證人魏宏安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43至144頁、原審卷二第26頁），而該次索討債務之舉動，已驚動警方前往處理，顯見彼此爭執甚大，然何以亦未保存該次之錄影帶，亦違常情，足徵證人庚○○、證人戊○○之上開指證確為真實。
㈧、庚○○既主張該和解書係出於脅迫所簽署，庚○○本無依該和解書給付尾款10萬元予被告己○○、乙○○、辛○○之義務，然被告己○○、乙○○、辛○○竟出以腳踹、放火燒屋之脅迫之言行，復倚仗人多勢眾之勢，企圖使庚○○因而心生畏懼而行開啟大門之無義務之事，惟因庚○○誓死堅拒而未得逞，被告己○○、乙○○、辛○○此部分之強制未遂犯行，其事證明確，亦堪認定。至證人魏宏安於偵查時證稱：其於93年2月28日係手持攝影機全程錄影等語（見偵字第1751號卷第143至144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負責拿攝影機錄影，我沒有聽到被告己○○等人說要放火燒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6至27頁），然證人魏宏安與被告己○○等人原有同事情誼，且事發當日其亦身在現場，倘據實陳述亦恐涉犯刑責，衡情其證言難免偏頗，難以盡信，且始終未能提出錄影帶以為佐證，故尚難以證人魏宏安之證述資為有利被告己○○等人之認定，附此敘明。
㈨、另證人庚○○固於本院中自承確有經由一名劉姓男子，出賣身分證，並協同向台北國際商業銀行、玉山銀行三重分行等銀行開設支票帳戶之事實，惟依其所稱支票非其所簽發，亦不知遭他人利用去簽發支票，劉姓男子告訴伊說不一定能開的來，所以有帶伊到其他另家銀行開戶，伊不知支票有無辦出來，那個人也沒有講支票有無辦出來，時間已過了很久，被告三人突然跑來，伊告訴他們要給時間讓伊去查，93年2月11日之後，伊就去問介紹伊認識劉先生之人，他再去找劉先生，劉先生說要出來處理，但一直沒有出來，迄己○○等人催收票款時，始知上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160至164頁），證人庚○○雖配合劉姓男子開立支存銀行帳戶，但因不知支票帳戶是否申辦成功，故於被告三人上門索討票款債務時，衡諸常情，自應依其所陳會先去為必要之查證，參諸證人庚○○僅國小程度，亦未見過支票，於本院審理時係亦經辯護人當庭引導始知道如何檢視支票上之記載事項等情（見本院卷第163頁、174頁），果若被告三人未有對證人庚○○為言語脅迫之情事，庚○○豈有可能立即簽具和解書交付被告三人，並於同年2月17日依約交付渠等5萬元之款情，益見被告三人確有上開之犯行，應無疑義。是證人庚○○固自承有出賣身分證，並協同他人開設支票帳戶之事實，僅能證明庚○○負有清償票據債務之義務，但無從證明庚○○「法律上有簽立和解書之義務」，是以上開事實，無從為利於被告等人之認定。
㈩、綜上各節，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等人共同連續以脅迫使庚○○及丙○○行無義務之事即「簽署和解書」及「開門」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己○○、乙○○、辛○○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及同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㈡、被告己○○、乙○○、辛○○就上開強制既遂、強制未遂犯行，互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己○○、乙○○、辛○○於93年2月11日以一強制行為同時使告訴人庚○○、丙○○行無義務之事即「簽署和解書」、「開門」之事，侵害告訴人庚○○、丙○○二人之自由法益，而觸犯二個強制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從一之強制罪名論處。又被告己○○、乙○○、辛○○於93年2月28日，利用接續之時間（員警離開前、後），在告訴人庚○○上址住處，以脅迫方式逼令告訴人庚○○行開門之無義務之事，係基於同一強制罪犯意下之二個接續行為，在法律上仍應評價為一個行為，且持續侵害一個法益，應屬單純一罪。
㈣、被告己○○、乙○○、辛○○先後二次強制既遂、強制未遂犯行，其時間緊接，所犯基本構成要件均屬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應依連續犯規定，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既遂罪一罪，並依法加重其刑。
㈤、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己○○、乙○○、辛○○於93年2月28日下午4時許，向告訴人庚○○脅迫稱：「妳們家沒有後門，丟一把火全家都死光光」、「再不開門，就放火燒妳家」等語，致生危害於告訴人庚○○及其家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係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惟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實現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即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561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己○○、乙○○、辛○○接續以腳踹大門及倘不開門要火燒屋之脅迫言行，企圖逼令告訴人庚○○行開啟大門之無義務之事，非屬單純加害生命、財產之惡害通知，核應係成立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名，公訴意旨認被告己○○、乙○○、辛○○此部分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名，顯屬誤解，本院自得於同一基本社會事實範圍內，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起訴法條，併此敘明。
㈥、又被告己○○曾有如事實欄所載之犯罪科刑及執行完畢情形，此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一份存卷可按，其於五年以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之規定遞加重其刑。
三、原審以被告己○○、乙○○、辛○○三人犯行事證明確，審酌被告己○○、乙○○、辛○○素行尚稱良好，受僱台新公司擔任債務催收人員，不思循合法手段以收取債務，竟前後二次挾眾並以將庚○○等押往地下錢莊，及腳踹庚○○住處大門、放火燒屋等脅迫言行，以達其向告訴人庚○○索債之目的，行為至為不當，使庚○○、丙○○終日惶惶不安，甚且拖累其家人迄今仍難平復，然被告己○○、乙○○、辛○○實際所得僅5萬元，所生實害尚非重大，及犯罪後毫無悔意等一切犯罪情狀，分別就被告己○○犯行，量處有期徒刑六月；就被告乙○○、辛○○二人，各量處有期徒刑五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另被告己○○等人強使庚○○、丙○○所簽署之和解書共一式二份，其中一份交由庚○○收執，非屬被告己○○、乙○○、辛○○所有，另一份和解書雖係被告己○○、乙○○、辛○○犯本罪所得之物，然該和解書已屬台新公司所有而非被告己○○、乙○○、辛○○個人所有，與沒收要件不合，均不另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沒收。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甚妥適，應予維持。
四、被告己○○、乙○○、辛○○三人上訴意旨，仍執陳詞，均否認有何妨害自由之強制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東焄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4年11月29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蔡長溪
法官陳春秋法官林俊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廖月女中華民國94年12月1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