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489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苗栗地方法院95年易字第48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4月17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易字第489號公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95年度偵字第2537號），本院受理後（原簡易庭案號：95年度苗簡字第60
2號）認為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適用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㈠起訴事實：
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95年3月30日中午12時30分許，在苗栗縣○○鄉○○村○○路○巷○號乙○○之居所，趁乙○○外出上廁所之機會，侵入該屋竊取乙○○放置在床頭之皮爾卡登PC-7188型手機（含門號0000000000SIM卡）1支，得手後於同日下午5、6時許，將該支手機（不含SIM卡）以新臺幣（下同）2400元出售予苗栗縣○○鄉○○路○○○○號之東信電訊行。嗣經乙○○查訪上開東信電訊行始知悉上情而報警查獲。
㈡起訴法條及罪名：
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檢察官之舉證：㈠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偵卷第5至9頁）。
㈡告訴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0至13、30至32頁）。
㈢證人即東信通訊行店員丙○○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14至17頁）。
㈣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偵卷第19頁）。
㈤買賣切結書1紙（偵卷第20頁）。
㈥手機照片3張（偵卷第21至22頁）。
三、被告之陳述：被告堅決否認竊盜犯行，辯稱：上開手機非伊所竊取，是綽號「 阿偉 」之友人所交付，因「阿偉」急需用錢且未帶身分證，委託伊變賣該手機，伊才將該手機出售予東信電訊行，賣得之金錢全數交給「阿偉」，事後方知該手機是乙○○所有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㈠法律依據：
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⒊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⒋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⒌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㈡無罪之理由：
⒈乙○○所有之皮爾卡登PC-7188型手機（含門號000000
0000SIM卡），於95年3月30日中午，在苗栗縣○○鄉○○村○○路○巷○號其居處失竊，當時被告與乙○○係鄰居，前開手機確由甲○○於同日下午5、6時許，持往苗栗縣○○鄉○○路80之3號之東信通訊行變賣，販得2400元等事實，已據被告、告訴人乙○○、證人丙○○、丁○○分別供、證述明確，並有乙○○立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被告向東信電訊行提出之買賣切結書各
1紙及警攝手機照片3張在卷可資佐證，堪以認定。則前開手機是否係被告侵入乙○○居處所竊取，即為本件之唯一爭點。
⒉檢察官認被告有侵入乙○○居處竊取前開手機之行為，
所持主要論據之一為：被告所供「阿偉」委託其販賣手機之情節與常情不符，且前後不一，又完全無法交代「阿偉」之真實姓名、住址，其辯詞顯不足採信。經查，被告就「阿偉」交付手機、委託其代為出售之相關情節，於警詢時供稱：「阿偉」交手機時，手機上掛有原住民之祝福吊飾，該吊飾於賣出時，在東信電訊行內已先行拆下再交給「阿偉」（偵卷第8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阿偉」打電話給我妹妹（即丁○○）的手機，說要我幫他賣手機，約我在公園見面，我就找我妹妹一起去公園等語（本院卷第50頁）；於審理時供稱：
「阿偉」先出去，打電話來找我出去，後來到我家又找我出去，他拿給我時就沒有吊飾了等語（本院卷第105頁），其供述固有如檢察官所指前後矛盾不一及不合常理之情形，惟此一情事至多僅能作為被告辯解不值採信之依據，並非證明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而綜觀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全部供述，並無任何積極陳述可憑以認定被告涉及竊盜，甚至下手竊取前開手機之時間、地點及方法，即被告從不曾就公訴人所指犯行為自白，是縱使被告之相關辯解均不足採信，其供述亦無法作為證明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
⒊案發當天告訴人乙○○在被告之房間與被告等人一起看
電視，期間告訴人曾外出上廁所，返回自己房間後發現放在床頭的手機遺失之事實，雖經告訴人指述明確（偵卷第30頁、本院卷第76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足認無訛，然此一事實只能確認前開手機遭竊之時間（應在案發當天告訴人離開房間至返回房間該段期間內），告訴人據以指訴被告行竊，尚屬臆測之詞，在無客觀事證支持之情況下，難以採憑，而前開手機遭竊當時，究竟又是何人以何方式侵入告訴人住處，下手竊取該手機，既未據公訴人舉出任何目擊證人、監視錄影畫面、電話通聯紀錄、現場微物跡證或其他積極確切之證據加以證明，自不能徒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論斷被告為竊取前開手機之人。
⒋證人即被告之妹丁○○審理中證述：案發當天下午有一
綽號「阿偉」的男子和他的朋友在被告住處一起看電視，「阿偉」住○○○鄉○○○○○道伊電話，若有回來會問被告是否在家，下午3、4點時，「阿偉」在被告住處問被告可不可以出去一下，伊想看看什麼事情，就跟著被告出去，看到「阿偉」當面拿1支紅色手機給被告，說是他自己的手機，他要用到錢，但沒有帶身分證，拜託被告幫忙賣手機，隨後伊便陪同被告去賣該手機，賣得2千餘元，都在附近的公園交給「阿偉」等情（本院卷第95至101頁），核與被告所為辯解大致相符，即便立場與被告相反之告訴人乙○○於準備程序中亦不諱言案發當天有被告之友人「阿偉」在場一起看電視、聊天之事實（本院卷第76、78頁），由此可知，被告口中之「阿偉」應係確實存在，而非被告為推卸責任所虛構之人物。又證人丁○○所述事件經過，關於「阿偉」邀約被告見面前有無撥打電話、前開手機上有無吊飾兩部分，雖與被告供述內容有所出入，惟其作證之時距離本案發生時間已有1年之久，本難期待其仍保有清晰記憶，遑論其於案發當時即可能未對此等細節均投以特別之注意，衡酌上情，自不能以丁○○證詞中之若干瑕疵，遽予否定全部證詞之可信度。準此，被告所辯：只是受「阿偉」所託，將前開手機攜至東信電訊行販售乙節，確有所據，在公訴人未為相反舉證之情況下，應認此一辯解堪予採信。
⒌此外，被告將前開手機出售予東信電訊行之時，曾立具
買賣切結書1紙，在該切結書上據實填載其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前開手機之廠牌、型號、機身序號等資料，並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此為證人丙○○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且有前開買賣切結書附卷可憑之事實。依證人丙○○所證：別人來賣手機的資料，我們都會留存，我們那邊原住民常常會拿手機來賣，我們都會要他們留資料，蓋手印，警察也常常來查看有無異狀（本院卷第103頁），可知在一般通訊行販賣手機必須留下相關資料，該資料為警方追查犯罪之重要線索；而觀本件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大湖派出所員警係於95年3月31日晚上對丙○○製作筆錄，經丙○○陳稱販賣手機之人為被告，同時提出前開買賣切結書供警方參辦（偵卷第14、15頁）後，於95年4月1日下午始通知被告到案說明（偵卷第5頁）之調查經過，顯然本件警方亦係根據被告填載於切結書上之個人資料查獲被告。被告既有至其他通訊行出售手機之經驗（本院卷第10
7頁），對前述出售手機之手續及風險當有所瞭解，倘前開手機確係其所竊得，大可選擇在市場攤販等手續簡便、不易追查來源之處所變賣換現，何至於如此膽大，前往一般通訊行留下真實資料甚至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使失主及警方得以迅速發覺其犯行？基於此點，益徵被告所辯可能屬實。
⒍綜上各節說明，本件尚可以合理懷疑為：被告並無侵入
乙○○居處竊取手機之行為，前開手機係「阿偉」或他人侵入乙○○居處所竊得後，由「阿偉」交予被告，並委託被告前往東信電訊行出售換現。從而，公訴人所舉之積極證據及所為之論述，仍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確信被告有竊盜犯行之心證，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至於被告是否涉及其他犯罪（如收受贓物罪），並不在本件起訴之範圍內，本院無從審究或變更法條加以裁判，亦附此敘明。
五、適用之法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
中華民國96年4月17日
刑事刑一庭審判長法官劉興浪
法官吳國聖法官羅貞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劉秋雯中華民國96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