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2921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9年上訴字第292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1月28日

裁判案由：搶奪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9年度上訴字第2921號上訴人即被告 余正偉 選任辯護人 陳鄭權 律師
丁俊 和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搶奪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270號，中華民國99年5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緝字第12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余正偉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正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7年6月4日17時15分許，在桃園縣桃園市○○街○○○巷○號前，先騎乘車牌號碼不詳之機車尾隨 黃苗 幀，並趁其不備之際，徒手搶奪 黃苗幀 所有之手提包1個（內有現金新臺幣（下同）約2,000餘元、行動電話2支（廠牌：MOTOROLA、型號：732、手機序號：000000000000000號；廠牌：LG、型號：CE016
8、手機序號：000000000000000號、健保卡1張、汽、機車駕照各1張），得手後旋即騎乘機車離去。嗣因上開LG廠牌行動電話，為余正偉插入其所申辦之0000000000門號SIM卡，並透過 吳添佑 （另案偵查中）輾轉交予不知情之 徐立苓 （改名為： 徐立溱 ，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使用，經員警調閱相關通聯紀錄，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5條第1項搶奪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力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訴訟法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五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著有判例可參。
三、證據能力：
（一）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證人吳添佑、徐立溱及黃苗偵於警詢供述，為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乙節，與法相符，為上開警詢說詞，得用以彈劾其等說詞，合予敘明。
（二）證人黃苗幀、吳添佑及徐立溱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言，均經具結，自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云云，於法不合，尚有誤會。
（三）其餘後引證據，被告級辯護人均不爭執，且觀其製作取得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四、公訴人認被告有上開搶奪罪嫌，主要係以告訴人黃苗幀、證人吳添佑、 徐立湊 証述，及通聯資料等為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奪犯行，辯稱：並未搶奪，不認識吳添佑與徐立湊，其二人所言反覆不實，被害人指認有誤等語，經查：
（一）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告訴人指認有瑕疵，顯然有誤，不可採乙節，①按目擊者之指認雖係法院認定犯罪事實之有力證據，然指認尤其是被害人之指認，亦存有誤認之風險，因此，須有嚴謹之指認程序，以防免或降低該風險。蓋指認者是否誠實、善意之主觀因素，或內、外在原因，影響一般人對於週遭事件之感知。如個人之偏見、期待、需求、壓力、焦慮、恐懼等，可能產生大小不一的感知扭曲、曲解；平時之注意能力、關鍵時刻之注意程度，乃至陳述時之描述、表達方法及準確性等，亦決定指認之正確、可靠與否。而外在觀察環境，如觀察（行為）時間之久暫、現場照明、指認距犯罪發生之間隔，以及指認程序是否嚴謹、有無明示、暗示或經誘導等，亦可能增加指認錯誤之風險。一對一之指認較諸「列隊指認」，更具暗示性，指認程序稍有不當，即易發生誘導效果，不得遽信。且指認重在首次，其後逐次修正之指認，無形中累積、擴大不真實之記憶，難期真確。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無關於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之規定。然內政部警政署，於九十年八月二十日函頒（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修正）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明定犯罪嫌疑人之指認，除在犯罪現場或其附近當場逮捕者，得使被害人或目擊者當面指認外，應進行「列隊指認」。被害人因司法警察（官）違反上開規範而為之指認，固無逕予排除之必要。然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資以審認。告訴人之指認等同陳述，若因指認程序之瑕疵而影響正確、可靠性，即應有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指認為真，始得援為自由判斷之資料。②查被害人於遭搶同日第一次警詢稱：歹徒戴黑色全罩式安全帽，駕駛黑色不詳廠牌輕機車等語（偵字第16839號卷第36頁背面），對於警方詢問：
歹徒衣著、顏色、體型、膚色、髮型、身高等特徵，除回答歹徒身穿黑色休閒服，身高約165公分外，餘均未答（同上卷頁），且未指稱有見到加害人之面孔，嗣於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警詢稱：遭一名男子戴全罩式沒有護目鏡安全帽騎深色輕機車，從我右後方搶奪等語（同上卷第38-39頁），並指稱：警方所提供照片編號四就是搶奪我的人等語（同上卷第40頁），觀諸警方提供指認之照片固有十張之多，然除編號四係半身遠照，且手持牌示（常見之警方請嫌犯所持者），其背景乃警方逮捕嫌犯所用之身高計外，其餘均是大頭照片，已有誘導之嫌。不無瑕疵可指。③再者，參酌告訴人第一次偵訊稱：可以指認被告，因為當時他拉我皮包，我要拉回來，他有往我這邊看，所以我認得出來。不過當日他戴安全帽，我沒有看到頭髮，我是看他臉型，可以確認是他等語（同上卷第83頁），第二次偵訊稱：可以確認是被告，不過當時他皮膚比較黑，現在比較白等語（偵緝字第1213號卷第34頁），於九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原審準備程序稱：我可以當庭指認被告，因為被告皮膚沒有很粗，鼻子挺，眼睛大大的等語（訴字卷第22頁背面），於原審亦稱：歹徒眉毛很粗，眼睛很大，鼻子很挺。我是用五官、臉型及眼睛來判斷搶我的人等語（同上卷第38頁背面至39頁），依上所述，被告未到案前，告訴人對行為人特徵之描述，僅：歹徒身穿黑色休閒服，身高約165公分等情，並未指稱親見歹徒之面孔，何以被告到案後即得指認？其後之偵、審程序何以更能指證不移？第一次指認程序之瑕疵是否有決定性之因素？其後之各次指認之逐次修正，是否僅係不真實記憶之擴大、累積，或另有其他原因，而難期其真確？何以距離案發已久之偵、審中之指述，較諸警詢時之陳述具體明確？恐與人之記憶情形不符，而有違經驗法則。綜上，告訴人指認被告以及有關被害過程之陳述，前後不一，均存有諸多瑕疵，又無其他補強證據之情形，尚難遽採。此部份所辯，尚非無據。
（二）公訴意旨稱：被告將上開sim卡賣予吳添佑轉交徐立湊使用乙節，為被告否認，經查：
①證人吳添佑於警詢稱：96年6月在桃園縣中壢市○○○街
租住處， 阿源 騎紅白色機車載他老婆來找我，我看見他手上拿LG手機，他說喜歡可以二千元賣我，我女友徐立苓在場，就以二千元買了，等阿源離開我們有測試手機，都正常，阿源就是警方所提照片之余正偉等語（偵字第16839號卷第27-29頁），於偵訊稱：照片跟我認識的 阿萬 很像，警察給我看口卡後，大約隔一禮拜，我在省桃遇到他，他說毒品案才剛交保等語（同上卷第69-70頁），於第二次偵訊稱：今日所提示余正偉換身分証照片，不是阿萬。依警局所提供照片也不能確認就是阿萬等語（同上卷第88頁），於第三次偵訊稱：今日到庭之余正偉不是阿萬，我不認識等語（偵緝字卷第34頁），於第四次偵訊稱：警局指認余正偉，是因為警察說那張卡是他的，而且調余正偉口卡給我們指認等語（同上卷第52頁），於原審稱：阿萬不是余正偉，徐立湊來探監時我有跟他說阿萬應該不是余正偉，我看到余正偉本人後才確定他不是阿萬等語（原審卷第45頁背面，46頁背面，47頁背面），顯然證人吳添佑改變其警詢指認，而觀諸警詢指認之照片模糊（偵字第16839號卷第30頁），能否指認正確，已非無疑，何況，其於警詢是指阿源，與其後所稱之阿萬，已然不同，且證人吳添佑所指之阿萬，係遭毒品案件通緝，然被告並無毒品案案件，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4-38頁），則證人吳添佑其後指稱阿萬非被告乙節，尚非無據，非不可採。
②證人徐立溱於警詢稱：97年6月中旬或下旬，我男友吳添
佑的朋友阿源，將手機賣給我的，阿源就是警方提供資料之余正偉等語（偵字第16839號卷第14-17頁），於偵訊稱：阿萬真名就是余正偉，手機是跟他買得等語（同上卷第63頁），於偵訊稱：后來吳添佑有遇到阿萬，我們才發現阿萬不是余正偉，我們在警局指認錯誤，照片很像等語（同上卷第68-69頁），並稱：我只見過他一二次，認不太出來等語（同上卷第89頁），又稱：在庭被告不是阿萬等語（偵緝卷第30頁），於原審稱：阿源就是阿萬，因國台語說法不同，被告是阿萬，我去監獄接見吳添佑的時候，我就問吳添佑，吳添佑跟我說『阿萬』就是叫余正偉，在警察局的時候，警察也有跟我說那個人叫余正偉，而且警察是先跟我講的，因為警察有拿照片給我指認，而且警察有查ＳＩＭ卡，是查到ＳＩＭ卡以後，才知道余正偉，我看到余正偉的照片的時候，還不知道他的叫余正偉，我只是跟警察指認照片的人是『阿萬』，指認完，警察才跟我講照片的人叫做余正偉。我認為我在警察局的指認及地檢署的指認都沒有錯等語（原審卷第41-44頁），對於被告是否即是賣手機之阿萬，前後指述，反覆不一，且竟認於警詢指認被告，及於偵訊未指認被告，均屬正確，則其憑信性，實堪虞慮，不能輕信，何況，其所以確認阿萬即是被告余正偉者，無非係聽聞證人吳添佑所述，而如前所述，證人吳添佑已推翻被告係阿萬，是證人徐立湊聽聞而來之說詞，不能採信。
③再者，觀諸通聯調閱單所示：0000000000號（被告所聲請
）以被害人手機通話之時間係97年7月9日（偵字第16839號卷第50-51頁，按該卷移送本院時為影本，撥打時間部分，影印不清，經本院調閱原卷核對如上），而證人徐立苓所有之0000000000號，以被害人手機使用之時間係97年7月8日（同上卷第53頁），顯在被告前一日，證人徐立苓即持有被害人手機，果如證人徐立苓及吳添佑所稱：阿萬於97年6月中旬或下旬，將被害人手機賣予其二人，則既已銀貨兩訖，何以出賣人會於其後仍持有該手機？顯違常情。何況，證人徐立苓持有之時間，無乃較被告更接近案發時間，因此，公訴人認較遠離案發時之持有者即被告為犯罪人，似有誤會。而被告否認與之有何關係，檢察官亦未能證明證人徐立苓與被告係共犯之關係，或被告與搶奪之人有何共犯關係。
綜上，公訴人此部份所指，尚有誤會。
（三）被告辯稱：上開行動電話SIM卡早於96年間即已遺失乙節，為未提出證據證明，固難遽採。然不能以被告所辯，即為其有罪之認定。
（四）另被告經測謊，固呈說謊反應，有法務部調查局測謊調查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8-100頁），惟被告所辯不成立或說謊，依法均不能以此為其有罪之依據，何況，測謊事涉精神、健康等狀態，若無其他佐證，尚難以之為被告有罪之唯一依據。而如前所述，上開證據難認被告涉案，因此，不能以被告測謊未過，而為其不利之認定。
（五）至於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 呂香誼 ，及調閱系爭SIM卡繳費資料等，因事証已明，自無調查必要，合予敘明。綜上，公訴人所提證據，尚有合理懷疑空間，不能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且查無何積極確切證據，足證被告有公訴人所指強盜及傷害犯行，依法自應諭知無罪。
四、原審諭知被告有罪，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指摘及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美育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0年1月28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官周政達
法官趙文卿法官許永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吳鎮鑫中華民國10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