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簡上字第62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02月07日
裁判案由：贓物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1年度簡上字第623號上訴人即被告 吳恆禎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贓物案件，不服中華民國101年11月14日本院101年度簡字第300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1007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逕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吳恆禎無罪。
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吳恆禎明知蘇○○（原名蘇○○，下稱蘇○○）使用懸掛0000－00號車牌之自小客車（該車身係劉○○所有，原車號為0000－00號，於民國100年6月16日23時30分許，在台南市○○區○○路○○巷內失竊；另0000－00號車牌0面係邵○○所有，於100年8月9日8時許，在屏東縣○○鄉○○路某處失竊），係來路不明之贓物，竟於101年2月初某日，在高雄市○○區○○街○○○○號鐵皮屋，基於寄藏贓物之犯意，同意為蘇○○保管上開車輛（含車牌），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9條第2項之寄藏贓物罪等語。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當事人於審判程序亦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有證據能力。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
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另按，刑法第34章關於贓物罪之規定，係針對行為人故意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贓物而在事後助成他人財產犯罪目的之惡性予以處罰，並非藉此課予一般人民以協助追查贓物之責。故贓物罪責之成立與否，實須綜合被告取得贓物之客觀情況為全盤之觀察，以取決於能否積極證明被告有此犯罪【故意】，而非以被告究竟有無以何代價即向不太熟識之人借得汽機車使用，或有無事先檢視行車執照或其他車籍資料等作為判斷依據。又行為人於收受物品時，對於是否認識該物品為贓物，本屬內心之事實，此等主觀狀態存在於行為人本身，除非行為人自白此一犯罪主觀構成要件，否則於訴訟上欲探究行為人有無此種贓物之主觀認識，類皆以情況證據為認定該主觀犯意之證據方法，且「訴訟法之證明及認定之事實，乃歷史之證明及推論，與自然科學上之實驗證明不同，後者得以實驗求證完全一致或符合，然訴訟法上之證明及事實認定，以推論高度之蓋然性，其推論所得之概括認定，須通常之人皆可確信為真實。」始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吳恆禎涉有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恆禎及同案被告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被害人劉○○、邵○○於警詢中之陳述、贓物認領保管單、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車輛尋獲電腦輸入單、懸掛0000－00號車牌之自小客車1輛（原車牌號碼為0000－00號）扣案等為其論罪依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01年2月初某日，在上開鐵皮屋，同意為蘇○○保管上開車輛，並於101年3月17日，在該鐵皮屋旁為警查獲該車輛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寄藏贓物之犯行，辯稱：我與蘇○○是朋友，蘇○○表示那是權利車，要寄放在我的工寮，才不會被銀行拖走，我不知道是贓車等語。
經查：
㈠被害人劉○○所有之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00年6
月16日23時30分許，在台南市○○區○○路○○巷內失竊；另0000－00號車牌0面係被害人邵○○所有，於100年8月9日8時許，在屏東縣○○鄉○○路某處失竊；又蘇○○於100年12月底某日，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號7樓住處樓下，以新臺幣（下同）6萬元之價格，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 阿豐 」之男子購買上開自小客車（懸掛8390─XS號車牌）之事實，業據證人劉○○、邵○○、同案被告蘇○○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下稱旗山分局】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卷】第2至3、8至12頁），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旗山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車輛尋獲電腦輸入單、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附卷可參（見警卷第13至2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依此，上開車輛及車牌分別係被害人劉○○、邵○○失竊之物，並由同案被告蘇○○予以買受，而屬刑法第349條所指之「贓物」無訛。
㈡又蘇○○於101年2月初某日，在上址鐵皮屋，將該車輛交付
被告保管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白承認（見警卷第6至7頁，101年度偵字第10075號卷【下稱偵卷】第11頁，101年度簡上字第623號卷【下稱簡上卷】第37頁反面至第38頁正面），核與同案被告蘇○○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相符（見警卷第3至4頁，偵卷第21頁），並有查證照片附卷可參（見警卷第24頁）。是被告受蘇○○所託，保管上開失竊之車輛（含車牌）之事實，亦堪認定。㈢同案被告蘇○○於警詢、偵查中陳稱：我與吳恆禎是朋友，
而我與阿豐交易贓車時，吳恆禎不在場，因我要回小琉球，暫時用不到該車，所以才將車輛開到吳恆禎的工寮寄放，並告訴他這是我買來的權利車等語（見警卷第4頁，偵卷第21頁），核與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辯相符（見警卷第6頁，偵卷第11頁），是被告辯稱蘇○○曾告知該車係權利車乙節，應堪採信。又一般所謂「權利車」，固係指購車者自有資金不足，與貸與人簽訂動產擔保抵押契約而向貸與人借款購車，於貸款還清前，由貸與人保留車輛之所有權，得就該車取償之情形。是使用權利車之人，仍持有該車之行車執照，以備隨時供臨檢之用，並得使用原廠鑰匙駕車。然「權利車」之多次轉讓，亦為實務上所既存之交易型態，非得與「贓車」劃上等號。故被告於蘇○○前來寄車，並經蘇○○告以上情，致被告誤認該車係積欠銀行貸款之權利車，且因蘇南桓僅係要求暫時寄放，故被告未再要求蘇○○出示行車執照或其他權源證明，尚非確屬悖於常情之舉，實難以被告思慮不周或警覺性不足，即同意蘇○○寄放車輛，遽認被告對於該車已有「贓物」之認識。
㈣被告於警詢中陳稱：蘇○○寄車時，有交付鑰匙給我，我曾
因自己的車子故障及感冒就醫所需，駕駛該車外出等語（見警卷第6頁）。可見被告受託保管該車後，非但未將該車藏匿在鐵皮屋內不予使用，反係多次駕駛該車外出。又警方查獲該車時，該車係停放在上開鐵皮屋外，而非屋內；且觀之該鐵皮屋面積非小，停放該車尚綽綽有餘，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101年度簡字第3007號卷第15至16頁）。如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車為贓車，應無多次駕車外出，並於駕車返回後，寧捨屋內不放，逕將該車停於屋外，而大大增加遭查獲風險之必要。是被告主觀上是否存有縱使該車為贓車，仍同意代為保管之不確定故意，亦非無疑。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為有罪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確切之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本諸「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原審遽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判決，容有未洽，被告執此聲明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七、末按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且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亦規定詳盡。本件檢察官既已就被告涉犯寄藏贓物犯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審理後，認被告被訴寄藏贓物犯行，應為無罪之諭知，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故依前揭規定，應由本院合議庭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來裕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2年2月7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洪榮家
法官張嘉芳法官方錦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102年2月7日
書記官陳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