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7年上訴字第75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8年06月06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107年度上訴字第750號上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RICHARDSBOIMAHARCHIE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 簡松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6年度易字第673號中華民國107年6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60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關於甲000000000有罪部分撤銷。
甲000000000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之黑色行李箱、銀色行李箱各壹個、黑色紙張壹箱、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張）、面額壹佰元之美鈔參張，均沒收之；未扣案之面額壹佰元之美鈔參張、犯罪所得美金貳仟柒佰陸拾柒元，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其他部分（無罪部分）上訴駁回。
事實
一、甲000000000化名「ROBERTSON」，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分別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2名男子（無證據證明該2名男子係未滿18歲之人，另案偵辦中），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接續為下列行為：
㈠自民國105年5、6月間某日起，化名「ANDREWJAMES」之
男子假冒美國將軍之身分，與乙○成為臉書好友，並以臉書、SKYPE通訊軟體與乙○交往，自同年7月19日起，以SKYP
E向乙○佯稱：我在戰區受贈鑽石戒指及黃金，將委託代理人攜帶包裹至臺灣交付給你，惟需支付費用，始能將包裹從海關取出，當你收下包裹，可以確保我去找你云云；復於同年7月23日起，由甲000000000以電子郵件及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乙○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佯稱：我與「THOMAS」均為「ANDREWJAME
S」之代理人，你需支付美金15,000元，始能將包裹從海關取出云云，嗣經乙○議價為美金6,000元，並相約於同年7月28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號之臺北車站東三門會面，由乙○交付金錢後取得包裹，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乙○陷於錯誤，誤信「ANDREWJAMES」為美國將軍，其需交付美金6,000元予甲000000000及「THOMAS」，以取得上開包裹，而於同年7月28日下午1時許，在臺北車站東三門，以其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甲000000000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確認身分後，與甲000000000及「THOMAS」會面，由甲000000000向乙○確認「THOMAS」攜帶到場之黑色行李箱1個，確為「ANDREWJAMES」之包裹無誤，乙○亦於同日下午2時57分許，拍攝上開行李箱照片，以SKYPE傳送照片予「ANDREWJAMES」確認後，由乙○將美金6,000元交付予「THOMAS」收受，「THOMAS」再將上開行李箱交付予乙○收受。嗣「THOMAS」先行離去，甲000
000000與乙○一同至臺北車站2樓飲食聊天後，乙○於同日下午4、5時許，搭乘高鐵返回嘉義住處。
㈡自105年7月29日起，「ANDREWJAMES」以SKYPE向乙○佯
稱：你需與代理人開箱確認行李箱內容物是否正確云云，甲
000000000亦以電子郵件及上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乙○聯繫，相約於同年8月4日至嘉義市會面，開箱確認黑色行李箱內容物，乙○遂於同年8月4日下午
2時許，至址設嘉義縣○○市○○○路○○○號之嘉義高鐵站迎接甲000000000及「THOMAS」，3人一同前往乙○親戚位於嘉義市區之住處開啟上開黑色行李箱，由乙○以SKYPE與「ANDREWJAMES」確認內容物無誤後，甲00
0000000及「THOMAS」向乙○佯稱：箱內黑色紙張是美金云云，並由「THOMAS」開啟該黑色行李箱內之銀色行李箱1個，自箱內黑紙中取出6張黑紙，以液體滴於其上，以水清洗還原為面額100元之美鈔6張後，由「THOMAS」取走其中3張美鈔，其餘3張美鈔由乙○攜回保管，「ANDREWJAMES」並於同日下午4時56分許，以SKYPE向乙○佯稱：
代理人將會去某處弄清楚如何處理化學藥劑的事情云云。 嗣於 同日下午4、5時許，乙○與甲000000000及「THOMAS」一同用餐後，接送2人至嘉義高鐵站而離去。自同年8月5日起，甲000000000復以電子郵件及上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乙○聯繫，向乙○佯稱：
我與「THOMAS」需至嘉義，自行李箱內取2張黑紙，至韓國購買化學藥劑後，將黑紙還原為美鈔，然需由你先支付至韓國之機票及住宿費用美金2,300元云云，並於同年8月7日下午，甲000000000、「THOMAS」與乙○在臺北車站附近咖啡店會面，討論後續至韓國購買化學藥劑之事宜，以上開方式施用詐術，致乙○陷於錯誤，誤信其需支付美金2,300元，以供甲000000000及「THOMAS」至韓國購買化學藥劑，將黑紙還原為美鈔，而於同年8月9日下午2時許，至嘉義高鐵站迎接甲000000000後，2人一同前往乙○位於嘉義市○區○○○街○○號7樓之1之住處，由乙○交付美金2,300元予甲0000000
00收受，甲000000000則打開行李箱後取走2張黑紙，乙○並於同日下午3時45分許，以SKYPE向「ANDR
EWJAMES」告知其已交付美金2,300元及2張黑紙予甲00
0000000，嗣由乙○接送甲000000000至嘉義高鐵站而離去。
㈢甲000000000再以電子郵件及上開門號00000000
00號行動電話與乙○聯繫，佯稱：需要美金23,000元以購買化學藥劑云云，「ANDREWJAMES」復於105年8月10日晚上
7時54分許，以SKYPE向乙○佯稱：我已透過電子郵件與甲
000000000聯繫，購買化學藥劑僅需美金15,000元即可云云，再經乙○以SKYPE與「ANDREWJAMES」議價後，「ANDREWJAMES」要求乙○支付美金10,000元予甲000
000000及「THOMAS」，以購買化學藥劑，惟乙○察覺有異，開啟行李箱後發現其內僅為一般黑紙，始知受騙。㈣因甲0000000000再以電子郵件及上開00000000
00號行動電話與乙○聯繫，要求其支付購買化學藥劑之金額，乙○為杜絕此情，遂以欲交付購買化學藥劑之費用美金10,000元予甲000000000為由，與甲00000
0000相約於同年8月19日，在嘉義高鐵站會面。嗣於同年8月19日下午2時許，乙○攜帶黑色行李箱1個（內含銀色行李箱1個、黑紙1箱）及面額100元之美鈔3張，至嘉義高鐵站迎接甲000000000，之後2人至站內摩斯漢堡店內，乙○告知甲000000000其已知受騙，並要求甲000000000取回上開物品，因甲0
00000000不願取回，並藉故上廁所以逃離現場。乙○遂報警處理，經警當場查獲，並經乙○交付而扣得甲
000000000及其共犯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黑色行李箱、銀色行李箱各1個、黑色紙張1箱、面額100元之美鈔3張；並經警另於嘉義高鐵站男廁內扣得甲000
000000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及105年8月4日高鐵車票1張，因而查知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嘉義縣警察局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甲000000000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或審理時，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07-209、448-449頁），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無顯不可信之情狀，且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而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本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105年8月9日、同年8月19日至嘉義高鐵站，並於同年8月19日在嘉義高鐵站為警逮捕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化名「ROBERTSON」，不認識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人，也不認識告訴人，也未曾與告訴人聯絡，亦未從告訴人處取得任何款項，告訴人應該是錯認伊了。伊自
105年6月11日入境臺灣後，均係使用LINE、臉書或WHATSAPP等通訊軟體，並未使用過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伊於
105年7月28日到臺北車站、於同年8月9日到嘉義高鐵站，是要跟網友「VICKIE」見面，不是要與告訴人見面。另伊於105年8月19日到嘉義高鐵站，也是為了與「VICKIE」見面，當天告訴人主動走向伊，叫了1個名字，但伊不知道她在叫誰，伊未理會告訴人，直接走向摩斯漢堡，告訴人跟在伊後面也走進摩斯漢堡，伊等在摩斯漢堡店內共桌，大約坐了2分鐘後，伊即起身，告訴人見伊起身離開，就開始對伊拍照，伊制止她，後來員警就出現了，伊不知道告訴人為何報警，扣案的物品均非伊所有，警方也有檢查行李箱及內容物，上面並無伊的指紋云云。
二、惟查：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
見105年度偵字第6032號卷《下稱偵卷》第25-26頁、第16
3頁；原審卷二第216-246頁、第259-312頁），並有嘉義縣警察局刑警大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證明書、扣押物照片、被告之護照影本、被告詳細資料查詢、被告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告訴人所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0000000000號於105年7月23日起至同年
8月19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遠傳資料查詢、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05年6月14日起至同年8月19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嘉義縣警察局扣押物品清單、嘉義縣警察局105年9月12日嘉縣警刑科偵字第1050048163號函、105年8月4日嘉義高鐵站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05年8月9日嘉義高鐵站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05年8月19日嘉義高鐵站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告訴人提供105年7月28日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被告照片、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05年6月13日起至同年8月29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月19日、同年3月2日函文、105年7月6日遠傳預付卡客戶資料卡、ROBERTSONGRANTFISHBURN護照影本、駕照影本、當庭拍攝被告身上戒指、手錶等裝飾物品照片、嘉義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警員之職務報告、被告入出國日期紀錄、原審106年12月6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記錄查詢表、告訴人提出之電子郵件資料、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客戶結匯交易明細查詢、105年8月9日聯邦商業銀行賣匯水單等資料附卷可按（見偵卷第9-17、21-22、35、38-74、84、86-91、95-107、119、120、12
9、135-142、151頁；原審卷一第39、132頁；原審卷二第7-13、15-207、253、319頁），復有黑色行李箱、銀色行李箱各1個、黑色紙張1箱、面額100元之美鈔3張、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105年8月4日高鐵車票1張扣案為憑。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於偵訊時陳稱：我總共遇到告訴人2次，都是在臺北車
站，第1次初遇，第2次原本打算和另1個女子會面，後來看到告訴人，她就叫警察了，105年7月28日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照片中的人是我等語（見偵卷第116頁），並有原審勘驗上開偵訊光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1份及上開照片
1張附卷可憑（見偵卷第91頁；原審卷一第235頁）。另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供稱：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照片中的人是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33、
235頁），被告均自陳其曾於105年7月28日至臺北車站，上開照片中之人為其本人無誤，並於偵訊時自陳曾於臺北車站見過告訴人。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改稱：10
5年7月28日我沒有去臺北車站，上開照片中的人不是我，我雙手手腕有刺青，照片中之人手腕上則沒有刺青，我也沒有留那麼濃的鬍子云云（見原審卷二第215頁、原審卷三第47頁）、告訴人拿行李箱時，我並不在臺北車站，我沒有在
7月28日在臺北車站跟告訴人見面（見本院卷第201、202頁），被告就其是否曾於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見過告訴人乙節，前後所述不一，所辯是否可採，已令人存疑。⒉被告與化名「THOMAS」之男子，曾於105年7月28日至臺北
車站與告訴人會面，由告訴人交付美金6,000元予「THOMA
S」，以取得「ANDREWJAMES」要求告訴人保管之黑色行李箱1個等情：
①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偵訊時證稱：105年7月28日我與被告
約在臺北車站東三門見面，因為我在網路戀愛的一個男生「JAMES」說他是美國的將軍，有貴重的物品要我代收保管，他說要託人從敘利亞帶過來，過了幾天，他就說這個人已經在倫敦了，要我支付一筆通關的費用，再隔1、2天被告與我聯絡，他說他人在臺灣，他說如果要這個箱子，要先給他美金1萬5千元，我的要我代收，並要我支付一筆通關費用，隔1、2天網戀對象「JAMES」說一定要這個箱子，可是我沒有這麼多錢，最後就變成要我先付美金6,000元，讓我把箱子帶者，後來我與被告約在臺北車站見面，被告就打電話給「THOMAS」要他把箱子帶過來，我就將錢交給「THOMAS」，「THOMAS」把箱子交給我，我就將箱子從臺北帶回嘉義等語（見偵卷第25頁正反面）。
②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5年7月28日下午，我在臺
北車站等候被告，等了約15分鐘至半小時後，與被告及另一名黑人男子「THOMAS」見面，我當時稱呼被告為「ROBERT」或「ROBERTSON」，因被告透過手機及電子郵件與我聯繫，要我支付1筆委託金，以取得我交往對象「ANDREWJAMES」託送的行李箱，該行李箱非常貴重，我因此與被告及「THOMAS」約在當天於臺北車站東三門見面。當天之前，我並未見過被告、「THOMAS」或「ANDREWJAMES」其中任何1人，當天我們是先透過手機聯繫確認身分，我先到現場等候，會面打招呼後確認是彼此。我將美金6,000元交給「THOMAS」，他主要是把行李箱帶來交付給被告，當天主要是被告跟我交談，當天在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照片，是我拍攝並以SKYPE傳送給「ANDREWJAMES」，以確認該行李箱是他所要的包裹，拍攝的重點是行李箱，人是意外拍到的，照片中手拿飲料的男子是被告，「THOMAS」則較瘦高，當天拍照時，被告有點介意拍到他的臉，往後退了一步，所以臉才會只拍到一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7-226、230-231、295頁），是告訴人就與被告及「THOMAS」於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會面之緣由，及當日見面後之情形，前後證述一致。
③觀諸卷附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見
偵卷第42-48頁）所示，「ANDREWJAMES」自105年7月19日起即向告訴人稱：我在戰區受贈鑽石戒指及黃金，將委託代理人攜帶包裹至臺灣交付給你，但需支付1筆費用，才能將包裹從海關取出等語，告訴人復於同年7月24日向「ANDR
EWJAMES」稱：我收到電子郵件了，需要付美金15,000元等語，嗣於同年7月26日向「ANDREWJAMES」稱：我收到你的代理人ROBERT的電子郵件了，他希望我先付美金6,000元等語，再於同年7月28日下午2時57分許向「ANDREWJAMES」稱：JAMES，這是你的包裹嗎？代理人要你確認等語。再參以告訴人提供之電子郵件1份（見原審卷二第7-8頁），化名「ROBERTSON」之人曾於105年7月25日向告訴人稱：我得知你沒有足夠的錢可以支付將包裹取出海關的費用，但我今日已跟海關談過，我需要你至少支付美金6,000元等語，復於同年7月28日凌晨12時許，向告訴人稱：我會在明天下午1至2時之間，在臺北車站東三門等你等語，並有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客戶結匯交易明細查詢1份、105年7月28日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被告照片1張附卷 可佐 （見偵卷第91頁；原審卷二第253頁），核與告訴人上開證述之情節相符，足認告訴人確曾於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與化名「ROBERTSON」之被告及化名「THOMAS」之成年男子會面，並交付美金6,000元予「THOMAS」，以取得「ANDREWJAMES」要求告訴人保管之黑色行李箱1個。
④被告雖辯稱105年7月28日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照片
中之人並非為其，因其雙手手腕有刺青，照片中之人手腕則無，其亦無濃密鬍子云云。惟經原審於審理時當庭拍攝被告手腕刺青照片（見原審卷三第63-67頁），與上開照片比對結果（見偵卷第91頁），其雙手手腕之刺青多位於手臂內側，當被告雙手握水杯，呈現與上開照片中相類之姿勢時，其雙手手腕之刺青本即難以辨識，至於鬍鬚濃密與否，本屬得以輕易改變之外觀特徵，是被告執此辯稱105年7月28日臺北車站東三門附近拍攝之照片中之人並非其云云，自非可採。
⑤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確為被告用以與告訴人聯
繫之行動電話，且於105年7月28日之基地台位址為臺北車站附近之臺北市○○區○○○路○○○○號：
⑴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在105
年7、8月間都是我個人在使用，自同年7月23日至8月19日間，0000000000號聯絡人是當時跟我聯繫的「ROBERT」，並無其他人使用該門號與我聯繫過，使用該門號與我聯絡的「ROBERT」的聲音，與在庭被告的聲音為同一人，因為當時認識被告時，我認為他的聲音很低沉好聽，且我有時候會與「ANDREWJAMES」通話，他們的音頻完全不同，對我而言辨識度很高。105年8月19日我與被告在嘉義高鐵站見面當天，被告從摩斯漢堡店走出來後，藉故要去上廁所，當時被告行徑、神色有變，我認為他是準備跑掉，我有看見他進入廁所，這段期間我一直在外面等他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71-27
2、288-289頁）。又告訴人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自105年7月23日起至同年8月19日止，與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次數頻繁，有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0000000000號於105年7月23日起至同年8月19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附卷可參（見偵卷第38-41頁），且扣案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高鐵清潔人員在廁所發現後交付予員警查扣，經警比對監視器畫面後，推定該行動電話應為被告所有，該行動電話內存有聯絡人名稱「YuKao」、聯絡電話0000000000號之聯繫資料及撥號記錄，亦有原審106年10月2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記錄查詢表
1份、上開扣案手機照片3張在卷可憑（見偵卷第16頁；原審卷一第132頁），核與告訴人上揭證述之情節相符，可見上開行動電話確為被告所持用。
⑵再者，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均陳稱其聯絡電話為0000000000號（見偵卷第3、116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
我在105年8月19日被逮捕時的手機號碼我不記得，就是我之後在警詢、偵訊時所述的號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44頁），足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為被告所使用。經比對卷附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05年6月14日起至同年8月19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05年6月13日起至同年8月29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各1份（見偵卷第59-73、96-107頁），上開2行動電話之基地台位址，於105年7月13日上午10時21分許及11時39分許、同年7月16日全日、同年7月20日下午2時8分許及2時16分許、同年8月14日下午5時58分許、晚上7時55分許及9時28分許、同年8月18日晚上10時15分許、10時44分許及11時25分許均為相同，堪認上開2手機之持用人為同一人， 益徵 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為被告所持用。
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05年7月28日下午2時39分
許、2時51分許，基地台位址為臺北市○○區○○○路○號之臺北車站，扣案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同日下午
2時4分許，基地台位址為臺北市○○區○○○路○○○○號，告訴人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同日下午1時22分許、1時24分許，基地台位址亦為臺北市○○區○○○路○號之臺北車站，有上開3門號之行動電話雙向通聯紀錄各
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8、64、104頁），顯見告訴人與被告確曾於105年7月28日下午1、2時許於臺北車站會面，是認告訴人證述情節應屬真實。
⑷至被告雖於原審審理時改稱：0000000000號不是我的電話號
碼，我於105年6月11日入境臺灣時，手機門號是國外號碼，我都是使用LINE、臉書或WHATSAPP等通訊軟體，並未使用行動電話聯絡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8、58頁）；然其既於警詢、偵訊時，均主動陳稱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為0000000000號；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再度確認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即為警詢、偵訊時所述門號，被告其後竟翻異前詞，否認上開行動電話門號為其所使用，實難令人採信。
⒊被告與化名「THOMAS」之男子，曾於105年8月4日至嘉義
與告訴人開啟行李箱確認內容物，並於同年8月7日在臺北車站附近咖啡店與告訴人會面，被告再於同年8月9日至告訴人位於嘉義之住處，由告訴人交付美金2,300元予被告，以供被告及「THOMAS」至韓國購買化學藥劑等情：
①證人乙○於偵訊時證稱：我將「THOMAS」在臺北車站交給我
的行李箱帶回嘉義後，過了幾天被告及「THOMAS」說要來嘉義開箱，核對內容物，我們再用SKYPE傳照片給「ANDREWJAMES」，他們來嘉義開箱後，看到裡面是黑紙，「THOMAS」就將化學藥劑滴在紙上，以水清洗後就變成美金了，當時我不太相信，「ANDREWJAMES」說若不相信，可以拿去銀行檢驗，被告與「THOMAS」就說要回臺北。過了1、2天，被告與「THOMAS」必須要再來嘉義1趟，拿2張沒洗過的黑紙，至香港或韓國化驗，這是他們答應「ANDREWJAMES」要完成的任務，事成後「ANDREWJAMES」會付給他們1筆佣金，但他們同時說要幫他們付去韓國的機票、住宿費用美金2,30
0元，後來被告又再來嘉義跟我拿這筆錢，並帶走2張黑紙等語（見偵卷第25頁）。
②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ANDREWJAMES」跟我說要弄
清楚行李箱內物品為何、有無被調包，所以我後來跟被告及「THOMAS」約在105年8月4日，於嘉義高鐵站會面，我在同年7月28日交付美金6,000元後，自同年7月29日起至8月4日止，與被告的手機聯絡紀錄都是在喬他們在同年8月
4日南下的行程。當天離開嘉義高鐵站後，我們去我親戚位於嘉義市區的住處，看行李箱內到底是何物，到我親戚家後，有把行李箱打開確認內容物，同時拍照傳給「ANDREWJAMES」，當時打開2個行李箱，被告跟「THOMAS」把箱內黑紙取出，說要證明給我看，主要是「THOMAS」操作，以液體藥劑點在取出的黑紙上，以水清洗後就是面額100元的美鈔。105年8月5日至8日，我與被告的手機聯絡紀錄都是在確認同年8月9日的行程，同年8月5日被告寄電子郵件給我，當時他和「THOMAS」已經準備要去韓國或香港，但還不確定要去哪個國家，要再拿更多化學藥劑洗鈔票，「THOMAS」透過被告跟我說，他希望我一起跟他去韓國，同時提醒我跟「ANDREWJAMES」要付機票錢及他在韓國的花費。另外我於同年8月7日有在臺北車站附近的星巴克與被告及「THOMAS」會面，他們當天跟我說要討論後續去韓國買化學藥劑的事情，同年8月8日被告又寄電子郵件給我，說他們要再下來嘉義，從行李箱內再取出2張鈔票，拿去韓國買化學藥劑做試驗，需要我先支付美金2,300元，是所有買藥劑的花費，所以同年8月9日被告就單獨來嘉義，我在嘉義高鐵站接到被告後，我們回到我家，我把美金2,300元交給被告，被告打開行李箱取出2張黑紙，在我家停留了一會後，很快又送他去嘉義高鐵站搭車回臺北，我事後有傳SKYPE訊息跟「ANDREWJAMES」確認此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6-238、259-261、297-298、303頁），就其於105年8月9日交付美金2,300元予被告之原因及事前聯繫經過，前後所述大致吻合。
③觀諸卷附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見
偵卷第49-50頁；原審卷二第163頁）所示，告訴人於105年8月4日下午2時27分許，向「ANDREWJAMES」稱：我已經接到ROBERT了等語，隨後雙方訊息內容均係就開箱流程、密碼等事宜為確認，「ANDREWJAMES」復於同日下午4時56分許，向告訴人稱：代理人有跟你說到化學藥劑的事情嗎？他將會去某處弄清楚如何處理等語，告訴人再於同年8月9日下午3時45分許，向「ANDREWJAMES」稱：ROBERT剛才來到我家，我把美金2,300元交給他，並給他2張鈔票去化驗等語，復有告訴人提供之105年8月5日、同年8月8日電子郵件、105年8月9日聯邦商業銀行賣匯水單各1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1-12、319頁），核與告訴人上開證述情節一致，堪信被告與「THOMAS」曾於105年8月4日至嘉義與告訴人開啟行李箱確認內容物，並於同年8月7日在臺北車站附近咖啡店與告訴人會面，被告再於同年8月9日至告訴人位於嘉義之住處，由告訴人交付美金2,300元予被告，以供被告及「THOMAS」至韓國購買化學藥劑。
④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為被告用以與告訴人聯繫之行動
電話，業如上述，該行動電話之基地台位址，於105年8月
4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新北市○○區縣○○道○段○號之高鐵板橋站，於同日下午2時10分許為嘉義高鐵站附近之嘉義縣○○市○○OOO號，於同年8月7日下午2時22分許至16時33分許，均為臺北車站附近之臺北市○○區○○路○段00
0號。而告訴人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基地台位址，於同年8月4日下午2時10分許為嘉義高鐵站附近之嘉義縣○○市○○OO號之2，於同年8月7日下午4時19分許為臺北車站附近之臺北市○○區○○路○○號，有上開2門號之行動電話雙向通聯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40-41、68-69頁）。又扣案之105年8月4日高鐵車票1張，自臺北之出發時間為該日中午12時46分，抵達嘉義之時間為該日下午2時13分，有該高鐵車票之照片1張附卷可佐（見偵卷第16頁），可知被告與告訴人所持用之行動電話，於上開時間之基地台位址均接近，扣案105年8月4日高鐵車票之乘車時間，亦與扣案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基地台位址相符，且均與告訴人證述之會面時間、地點一致。
⑤再者，被告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基地台位址
，於同年8月9日下午1時28分許為苗栗縣○○市○○段○○○○號，於同日下午1時49分許為臺中市○○區○○路○○○號，有上開行動電話雙向通聯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69頁），亦與搭乘高鐵自台北南下至嘉義之行進路線及時間相符，被告復自陳：105年8月9日下午2時15分至2時20分許，嘉義高鐵站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張中，穿紅衣之男子是我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7頁）、8月9日我有去嘉義高鐵站（見本院卷第204頁），並有上開照片3張附卷可憑（見偵卷第86至87頁），足認被告確曾於105年8月9日至嘉義高鐵站與告訴人會面。
⒋被告於105年8月19日至嘉義高鐵站與告訴人見面及被查獲之情形：
①被告就其於105年8月19日至嘉義高鐵站之原因，及其與告
訴人見面之經過，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陳稱：105年8月19日當天，我在嘉義高鐵站下電扶梯時，有個女生主動靠近我，說要幫我拍照，我回答不要，不認識這個女生，我下電扶梯後打電話給「VICKIE」，「VICKIE」說等一下她就要進來的，幫我拍照的女生就突然跑過來，說要幫我點1杯咖啡，她指的咖啡店就是摩斯漢堡，我和她一起過去摩斯漢堡，之後我就被逮捕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43-144頁）；嗣於原審審理時改稱：當天我來嘉義是要跟「VICKIE」見面，告訴人主動走向我，對我叫1個名字，但我不知道她在叫誰，我不理她，直接走向摩斯漢堡，她跟在我後面走進摩斯漢堡，我們在摩斯漢堡店內有共桌，她主動跟我說她在等某人，並自我介紹，大約坐了2分鐘後，我就起身去搭計程車，我手中有1張寫有地址的紙條，我要搭計程車去該地點找「VICKIE」，告訴人看我起身離開，就開始對我拍照，我制止她，後來員警就出現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57頁），是被告就其於當日抵達嘉義高鐵站後，為何進入摩斯漢堡店、當天係「VICKIE」要到高鐵站與被告會面，或被告要搭乘計程車去找「VICKIE」、告訴人何時對被告拍照等情節，前後所述多有不一，其辯解是否屬實，容有可疑。
②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和被告於105年8月19日，
在嘉義高鐵站的摩斯漢堡碰面，當時被告說還要再拿去韓國買化學藥劑的費用，但我在同年8月10日匯款美金25,000元後，「ANDREWJAMES」忽然說他沒辦法來了，態度改變，我和家人覺得不太對，我母親決定打開行李箱，開箱後發現都是一般的紙，才發現受騙，我們打算終止此事，所以順著被告的意思，假裝要他來嘉義拿錢。同年8月10日至19日，我與被告的手機聯絡紀錄都是在講要付化學藥劑的錢，也包括如何邀請被告來嘉義，被告在同年8月11日有寄電子郵件給我，稱「THOMAS」已經在韓國，他們要訂2公升的化學藥劑，但是還看不出來他希望我提供多少錢購買化學藥劑，「ANDREWJAMES」在同年8月10日7時54分許，有以SKYPE跟我說，被告說買化學藥劑需要美金23,000元，花費太高，他得到的消息是化學藥劑頂多15,000元美元，後來我又繼續跟「ANDREWJAMES」議價，變成美金10,000元，最後「ANDREWJAMES」說服我去把錢付掉等語。同年8月19日我報警後，將原本要交還給被告的黑色行李箱、內部的銀色行李箱、黑紙，及面額100元之美鈔3張都交給警察，我與被告到警察局後，「THOMAS」打了無數通的手機給我，我第1通接起來後發現是「THOMAS」的聲音，他問我「ROBERTSON」在何處，「ANDREWJAMES」也在SKYPE上問我現在情況如何，所以我認為當天見面交錢的事「ANDREWJAMES」跟「THOMAS」都知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65-269、275-277、305-310、
312頁），就其發覺受騙之過程、其於105年8月19日與被告於嘉義高鐵站會面之緣由、當天預計交付之金額，前後證述大致相符。
③復有告訴人提供之105年8月11日電子郵件、告訴人與「AN
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1、188-207頁），被告亦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自陳：卷附105年8月9日下午2時20分至2時41分許，嘉義高鐵站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0張中有拍到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43頁、原審卷三第47頁），並有上開照片30張附卷可憑（見偵卷第87-90頁），足見告訴人係因被告及「ANDREWJAMES」反覆要求其再支付金錢購買化學藥劑，經告訴人議價為美金10,000元後，始與被告相約於105年8月19日在嘉義高鐵站會面交錢，惟告訴人尚未實際交付金錢，被告即於嘉義高鐵站為警逮捕等情明確。
⒌被告與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男子，3人共同為本次詐欺取財犯行：
⑴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於105年7月28日下午2時57
分許，我以SKYPE傳訊息問「ANDREWJAMES」：「JAMES，這是你的包裹嗎？」時，我已經和被告及「THOMAS」在臺北車站見面，當時我尚未將美金6,000元交給對方，我是將我所拍攝行李箱的照片傳給「ANDREWJAMES」確認，當我傳照片給「ANDREWJAMES」確認時，被告一直都在，「ANDREWJAMES」在當日下午3時11分許以SKYPE傳訊息告訴我：「寶貝，付錢給他們，並帶包裹回家」時，我尚未付錢給對方，很有可能自當日下午2時57分許至3時11分許，從「THOMAS」拿行李箱過來一直到我付錢之前，「THOMAS」都在現場，也就是在我跟「ANDREWJAMES」以SKYPE通訊時，有被告及「THOMAS」同時在場的情況，且我印象中當我和「ANDREWJAMES」互傳SKYPE訊息時，被告和「THOMAS」並沒有同時互傳手機訊息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5-229頁），並有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1份在卷可憑（見偵卷第42-49頁），可知告訴人於105年7月28日下午2時57分許至3時11分許，以SKYPE傳送照片及訊息與「ANDREWJAMES」確認行李箱是否為「ANDREWJAMES」之包裹時，被告及「THOMAS」均同時在場，且並無同時以手機傳送訊息之情形，堪認被告、「THOMAS」及「ANDREWJAMES」應為不同之3人。
⑵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復證稱：我和「ANDREWJAMES」有時
會以臉書或SKYPE直接通話，我只有聽過他的聲音，未見過他的面貌，跟我通話的「ANDREWJAMES」與被告是不同人，我有發現他們2人腔調、咬字不同，我認為「ANDREWJAMES」、被告及「THOMAS」是3個不同的人，因為聲音完全不同，我知道有聲音轉換器，但我在臺灣有見過被告及「THOMAS」，我從未見過「ANDREWJAMES」本人，在交談中「ANDREWJAMES」的音調及語句陳述均與被告、「THOMAS」不同，所以我認為「ANDREWJAMES」不可能是被告或「THOMAS」所假冒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2-233、291頁），益徵被告、「THOMAS」及「ANDREWJAMES」並非同一人。
⑶又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5年8月4日當天，被告
及「THOMAS」前往我親戚住處，以將黑紙還原為美鈔之方式，向我證明行李箱內容物時，我也一邊以SKYPE向「ANDREWJAMES」確認這個過程，當時被告及「THOMAS」均同時在場。當天下午2時44分許「JAMES，我們正和你的家人在一起」這則SKYPE訊息，實際上並不是我打的，而是被告或「THOMAS」打字後傳送給「ANDREWJAMES」，當時他直接將我的手機拿過去，因為我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個行李箱，為了確認和我會面的人是「ANDREWJAMES」所託之人，所以「THOMAS」或被告才使用我的手機直接和「ANDREWJAMES」聯繫確認，一直到當天下午3時0分許以後的SKYPE訊息才是我自己傳送給「ANDREWJAMES」的對話，我忘記當天是被告或「THOMAS」直接以我的手機跟「ANDREWJAMES」互傳訊息，但另一個不是在與「ANDREWJAMES」互傳訊息的人，在過程中並無操作手機，因為當時是以我的手機為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9-242頁），並有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1份附卷可佐（見偵卷第49-50頁），足見告訴人、被告及「THOMAS」於105年8月4日下午，在告訴人親戚住處一同開箱確認行李箱內容物，並由被告或「THOMAS」其中1人，以告訴人之行動電話與「ANDREWJAMES」聯繫確認時，另1人並無同時操作手機之情形，亦足見被告、「THOMAS」及「ANDREWJAMES」應為不同之3人。
⑷從而，本件詐欺犯行係由被告與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男子3人共同為之無訛。
⒍被告雖辯稱其於105年8月9日、同年8月19至嘉義高鐵站
，目的均係為與網友「VICKIE」見面，告訴人係將其誤認為他人云云。然，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與被告及「THOMAS」見面前，我並未見過被告、「THOMAS」或「ANDREWJAMES」其中任何1人，當天臺北車站有正常光源，可以清楚看出被告及「THOMAS」的外貌，「THOMAS」將行李箱帶過來後，停留約10多分鐘就離開了，我後來和被告一起到臺北車站2樓吃東西喝飲料，他又陪我去買回嘉義的高鐵車票，我大約在下午4、5時跟被告道別，這段時間我一直都和被告有近距離的接觸及交談，過程中被告的五官並沒有以太陽眼鏡、口罩或任何物品遮蔽。同年
8月4日當天，從我在下午2時27分許，以SKYPE告知「ANDREWJAMES」：「我已經接到ROBERT」開始，一直到下午接近5時左右，我送被告及「THOMAS」去嘉義高鐵站後與他們分離的這段期間，我一直和他們2人在一起，中間我還有帶他們2人去吃午餐，當時是白天，我有清楚看見他們2人的五官外貌，也完全沒有懷疑這2人與我在同年7月28日見面的2人是不同人，確定是相同的人。同年8月9日我在嘉義高鐵站與被告會面時，看到被告搭乘手扶梯下來，我第一眼就認出他是「ROBERTSON」，並沒有懷疑此人與我先前2次所見到的「ROBERTSON」是不同人。同年8月19日，我在嘉義高鐵站看到被告搭乘手扶梯下來，我第一眼就認出他是「ROBERTSON」，並沒有懷疑此人與我先前3次所見到的「ROBERTSON」是不同人，當天我在高鐵大廳迎接被告時，被告並沒有問我是否為「VICKIE」的朋友，當我在摩斯漢堡店跟他說，我已經知道此事件是騙局時，被告也沒有顯示出疑惑的表情，他非常鎮定，在摩斯漢堡店內，被告也沒有跟我說他是要來和「VICKIE」見面，被告從摩斯漢堡店出來後，先去1樓男廁，從男廁出來後，他在1樓大廳購買車票，隨後搭乘手扶梯上2樓準備離開，我當時有跟著被告一起搭乘手扶梯上2樓，因為我想攔住他，後來我在高鐵站2樓拿手機朝被告拍照，並請警察來協助，整個過程中被告都沒有跟我說我認錯人，也沒有說他要來找「VICKIE」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221、228-230、243-245、266-267、270-271、273-275頁），並有105年8月19日嘉義高鐵站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0張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7-90頁）。可知告訴人自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與被告初次見面起，至同年
8月19日被告於嘉義高鐵站為警逮捕時止，曾多次與被告近距離接觸、交談，足見告訴人對被告之聲音及外貌特徵，應已有足夠認識，而不至於將被告誤認為他人。且被告於同年
8月19日在嘉義高鐵站與告訴人見面及交談之過程中，亦從未提及其當日至嘉義之目的，係為了與網友「VICKIE」會面，況倘若被告於當日至嘉義，確係為了與「VICKIE」見面，又何須在尚未見到「VICKIE」之前，即購買高鐵車票，並搭乘手扶梯至高鐵站2樓準備離去？是被告上開所辯，尚難憑採。
⒎辯護人及被告辯稱：告訴人之證詞，就重要事項經常記憶錯
誤，所述前後不一，無從確認係被告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交付財物云云。惟查，證人乙○於警詢時陳稱：105年7月28日我到臺北車站後，被告隨後出現，並打電話給「THOMAS」，要他將「ANDREWJAMES」委託的貴重物品拿來給我，我現場以SKYPE核對無誤後，將美金6,000元交給「THOMAS」，他將他帶來的黑色行李箱交給我。同年8月4日我與被告及「THOMAS」約在我住處附近開箱核對，「THOMAS」將黑色行李箱及裡面的銀色行李箱打開，裡面有黑紙、白色粉末及棉花，「THOMAS」告訴我可能是美金，並從中取出6張黑紙，以化學藥劑滴在黑紙上，再以水清洗，黑紙就變成面額100元的美鈔，「THOMAS」拿走其中3張，說要化驗，其餘3張叫我帶回去等語（見偵卷第5-6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交付給被告的金額我不確定，因為已經換成美金，我在警詢、偵查中稱交付美金6,000元應為實在，當天錢是交給「THOMAS」，我剛剛稱交給被告，是因為我將他們2人當成同夥。同年8月4日我與被告、「THOMAS」到我位於嘉義市區的親戚家開箱確認，主要是「THOMAS」操作，他以液體藥劑點在從行李箱內取出的黑紙上，以水清洗後就是美鈔，面額我忘記了，當天以這樣的手法洗了2至4張美鈔給我看，我在警詢時稱美鈔面額100元，總共洗了6張，「THOMAS」取走3張應為正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7-218、237-238頁），可知證人乙○就其於105年7月28日在臺北車站交付多少金額、交付對象為何人，及同年8月4日在告訴人親戚家中，將黑紙還原為美金之金額為多少等事項，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前後所述略有出入，然個人之記憶本會隨時間經過，而對於枝節性、細節性之事實記憶模糊不清或混淆，且原審審理與事發將近1年半之久，記憶自然較為淡忘，是告訴人乙○所證之差異，應屬時間經過記憶模糊所致，難認其證述屬前後不符。況告訴人乙○對於其各次交付金錢予被告或「THOMAS」之緣由、時間、地點，前後證述一致，復與客觀事證相符等情，已如前述，自難僅以告訴人就部分細節事項之記憶模糊，即認其證述無從採信，是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非可採。
⒏告訴人乙○提出給警方扣案之行李箱及內容物，雖未採得被
告之指紋，固有嘉義縣警察局106年4月12日嘉縣警刑科偵字第1060018554號函檢附之職務報告可按（見偵卷第150-15
1頁），然指紋是否完整留存於物體上，涉及因素眾多，或因手指存有傷口而未能留存指紋、或因物品之材質不易使指紋沾染留痕、或因多人碰觸或外力破壞導致指紋呈現不完整，均可能造成鑑識單位無法順利採得指紋，並非僅有被告未曾觸碰扣案證物之單一原因所致，尚不能逕執此忽視上開其餘事證，遽為有利被告之判斷。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非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部分：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339條第
1項之詐欺取財罪，然經檢察官於原審當庭更正所犯法條（見原審卷一第231頁、卷二第214頁、卷三第39頁），原審及本院亦已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諭知被告俾其防禦（見原審卷二第215頁、卷三第40頁；本院卷第200、447頁），故無庸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按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
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行為人之犯罪行為，依法律概念，在刑法評價上，為犯罪複數之數罪時，依有罪必罰之原則，本應就所犯各罪予以併罰之；然亦有因行為人以一個犯意，為一行為或數行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實現一個構成要件，而僅構成實質上之一罪者；復有行為人之一行為或數行為，依法係成立數個獨立之罪，僅因基於訴訟經濟等刑事政策，乃以法律明定視為一罪處罰，謂之裁判上之一罪者，均與單一犯意之單一行為，祇單純破壞一個法益之單純一罪有別（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295號判決、90年度台上字第54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告訴人乙○，雖受被告與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2名男子詐騙，多次交付款項給被告或「THOMAS」之人，然被告及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人係就同一告訴人乙○，於密接之時間內，分工對告訴人乙○施行詐術，使告訴人乙○先後多次交付款項，係侵害同一被害法益，就同一被害人之犯罪事實而言，該數個犯罪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是對同一被害人於密接時地內之所為數次犯行，應僅論以一罪。檢察官或原審判決認被告等人多次詐騙告訴人乙○，應論以數罪，容有誤會。
㈢被告與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人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具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人對告訴人乙○於密接之時間內，分工對告訴人乙○施行詐術，使告訴人乙○先後多次交付款項，應成立接續犯，已如前述，原審認被告所犯應成立數罪，容有違誤。被告上訴否認犯行，雖無足採，業據本院說明如上，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予以撤銷改判，期臻妥適。爰審酌被告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財物，竟貪圖己利，利用告訴人之信任，接續向告訴人施詐取財，告訴人遭詐欺之金額合計為美金8,300元，且犯後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其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家中尚有父母、2名未成年子女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五、沒收之說明：㈠犯罪所用物品部分：
⒈扣案之黑色行李箱、銀色行李箱各1個、黑色紙張1箱，均
係被告及其共犯所有，供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所用之物；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雖非被告所申辦，有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遠傳資料查詢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月19日函文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58、129頁），然係由被告所使用，以聯繫告訴人遂行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所用之物，已如前述，堪認係由原所有人交付被告用，而為被告所有之物，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上揭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之。
⒉未扣案面額100元之美鈔3張，係被告及其共犯所有，供本
案詐欺取財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上揭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犯罪所得部分：
⒈按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所謂
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864、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與「ANDREWJAMES」、「THOMAS」共同為本案之詐欺取
財犯行之犯罪所得美金6,000元、2,300元，均未扣案，因被告否認犯罪，致未能獲悉被告與共犯間分配之不法利得為何，惟考量被告與共犯「ANDREWJAMES」、「THOMAS」間之犯罪分工，其等對犯罪所得應有共同處分權限，依上開說明，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以平均每人各取得犯罪所得3分之1為合理，故被告就上開犯行之犯罪所得美金共2,7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上揭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扣案之105年8月4日高鐵車票1張，並非被告或其共犯用
以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以遂行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所用之物，尚與本案犯行無關，爰不予宣告沒收之。
叁、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化名「ROBERTSON」，與化名「ANDREWJAMES」、「THOMAS」之2名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ANDREWJAMES」自105年8月4日起，以SKYPE向乙○佯稱：我需支付保證金美金25,000元，以取得許可令，方能離開戰區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乙○陷於錯誤，誤信其需匯款美金25,000元予「ANDREWJAMES」，「ANDREWJAMES」始能支付保證金以離開戰區，而於同年8月10日，至址設嘉義市○區○○○路○○○號之京城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以西聯匯款方式，分別匯款美金12,000元、13,000元，予「ANDREWJAMES」所指定之人收受。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起訴法條）。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資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同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亦足供參考。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此部分與伊無關等語。
四、經查：㈠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在被告要求我支付美金2,30
0元，以供他及「THOMAS」至韓國購買化學藥劑的同一時間，「ANDREWJAMES」說他拿不到許可令，無法離開敘利亞，要我籌美金25,000元保證金，後來我到京城銀行嘉義分行，以西聯匯款方式，分成2筆匯款，各為美金12,000元、13,000元，給另外2名「ANDREWJAMES」所說的委託人，行員問我匯款原因，我不知道要怎麼說，就說是償還國外借款等語（見偵卷第6-7、2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ANDREWJAMES」跟我說他無法離開基地，我必須先支付1筆保證金，讓他能夠離開，我因此匯款美金25,000元給「ANDREW
JAMES」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62頁），並有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京城銀行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各1份、京城銀行匯出匯款單2份在卷可憑（見偵卷第18-20、50-56頁），固堪認告訴人曾於105年8月10日，依「ANDREWJAMES」之指示，至京城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以西聯匯款方式，分別匯款美金12,000元、13,000元，予「ANDREWJAMES」所指定之人收受。
㈡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匯款美金25,000元給「ANDR
EWJAMES」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和「THOMAS」是否知情，當時我覺得奇怪的是，「ANDREWJAMES」告訴我，被告他們是網路駭客，要我防範他們，這件事情變成我與「ANDREWJAMES」另外進行，但是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與我接觸，所以我仍持續與被告保持聯繫。「ANDREWJAMES」並未提到我可以把美金25,000元給被告或「THOMAS」幫忙代收，在我與被告、「THOMAS」見面或以電子郵件、手機聯絡的過程中，被告、「THOMAS」也沒有跟我提過「ANDREWJAMES」需要保證金美金25,000元，才能從戰區離開這件事，可能是我匯款美金25,000元後，被告他們才知道這件事，在我付款前，「ANDREWJAMES」一直跟我說要防範他們，叫我不要讓他們知道，造成我當時很困惑，但是在我匯款美金25,000元之後，被告和「ANDREWJAMES」的立場又歸於一致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64、299、311頁），可知「ANDREWJAMES」未曾提到告訴人可將保證金美金25,000元交付予被告或「THOMAS」代收，反要求告訴人防範被告及「THOMAS」，且被告及「THOMAS」與告訴人聯繫過程中，亦未曾提及「ANDREWJAMES」需要上開保證金以離開戰區一事，是被告就「ANDREWJAMES」要求告訴人匯款美金25,000元乙節，有無參與，已有可疑。
㈢觀諸卷附告訴人與「ANDREWJAMES」之SKYPE對話紀錄（見
偵卷第50-56頁；原審卷二第132-207頁）所示，「ANDREWJAMES」自105年8月4日下午4時58分許，即開始要求告訴人支付保證金美金25,000元，以供其取得許可令離開戰區。然被告與「THOMAS」曾於同年8月7日，在臺北車站附近咖啡店與告訴人會面，商討至韓國買化學藥劑之事宜，被告再於同年8月9日，至告訴人位於嘉義之住處，收取告訴人交付之美金2,300元等情，均如前述，倘被告確有參與「ANDREWJAMES」要求告訴人匯款美金25,000元一事，則「ANDR
EWJAMES」當可逕行要求告訴人於同年8月7日或8月9日，將美金25,000元交付予被告代收，實無須大費周章，另行要求告訴人需以匯款方式，將美金25,000元匯予另外2名委託人，實難認「ANDREWJAMES」此次之行為，與被告有何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㈣綜上所述，告訴人固曾於105年8月10日，依「ANDREW
JAMES」之指示，匯款美金25,000元予「ANDREWJAMES」所指定之人收受，然依檢察官所舉之上揭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就本次犯行，與「ANDREWJAMES」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則被告此部分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
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鈺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睿明提起上訴，檢察官葉耿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8年6月6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陳珍如
法官吳志誠法官何秀燕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蔡曉卿中華民國108年6月6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