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易字第376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1年10月31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易字第三七六八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右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五六四五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丁○○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概括犯意，先後於民國（下同）八十九年十一月五日十五時許、十二日十六時四十五分許，在高雄市○○鎮區○○○路○○○號前○○○區○○街前，分別竊取乙○○、 劉采霙 所有之牌照ＸＴＳ─０五七號、ＸＴＴ─七五九號機車各一輛，得手後，均擬將之改裝銷售牟利，嗣於同年月十三日十二時二十許，為警循線查獲，因認其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О五號及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十六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害人乙○○、劉采霙之指述、車輛竊盜資料、贓物領具及被告辯詞查無實證以資證明等情，為其論罪之依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取被害人等機車之犯嫌，辯稱：在其住處查獲之ＸＴＳ─０五七號機車，係他人送修而留於該處，其餘機車皆係自己合法購得等語。
四、經查：
（一）ＸＴＳ─０五七、ＸＴＴ─七五九號機車各一輛，係被害人乙○○、劉采霙所有，並分別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三時許、十二日十六時四十五分許，在高雄市○○鎮區○○○路○○○號前○○○區○○街前遭人竊取之情，業據被害人乙○○、劉采霙於警訊中指述綦詳，復有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個別查詢表各一紙附於警訊卷可稽，固堪認前開機車確係竊盜財產犯罪之贓物無訛。惟按被害人乙○○、劉采霙於警訊時僅證述上開機車係於何時、地遭竊，未指證被告竊盜該車，亦未陳稱目擊竊盜事實，顯見被害人警訊所述，均屬機車遭竊之事後情狀，尚難以其警訊之證述，援引為被告觸犯竊盜罪之不利認定。而警卷所附之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個別查詢表亦係被害人發現車輛遭竊後之報案事實，另贓物認領保管收據，則僅係表示被害人領回失竊車輛之證明資料，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犯竊盜罪，均不得僅以被害人陳述及卷附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個別查詢表、贓物認領收據，即認定被告有竊取上開機車之行為。
（二）在被告處所查獲引擎號碼為ＳＡ二０ＥＡ─一一五八七三號之機車，雖未懸掛車牌號碼，惟仍可由該車引擎號碼，查得係被害人乙○○遭竊之ＸＴＳ─０五七號機車之情，有該機車車籍查詢作業資料一紙附卷可稽，被告雖辯稱該車係其外出返家後，其母告知係別人留置欲委其修理云云（見本院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訊問筆錄），惟證人即被告之母戊○○初於警訊中供稱：前開機車為被告所有（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警訊筆錄）；後於偵查中改稱：家中車輛據被告說是別人給他修理的，我有看見是他把車子牽回來的（見偵查卷第四頁背面）；嗣於審理中又稱：是別人牽過來給我們修理的等語（見本院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訊問筆錄），所為陳述前後反覆不一，該車是否確係他人送修，已難據此認定，且質之戊○○：送修之人是否有告知該車何處待修裡？其答稱：沒有告知等語（見本院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訊問筆錄），亦與常情送修者必會告知車輛何處故障須加修繕之情，有所未合，是被告辯稱該車係他人留置送修之情，難加以採信。
（三）又被告處另查獲之ＡＰＮ─八一三號機車，引擎號碼經發現有遭竄改痕跡，經警方電解出該引擎原號碼為ＳＡ二０ＥＧ一０四三０九號，與被害人劉采霙上開遭竊之ＸＴＴ─七五九號機車引擎號碼相符，因認該部機車亦為被告竊取而來，惟ＡＰＮ─八一三號機車，原車主 張郁翎 於八十九年十月間將之出賣與丙○○○，丙○○○負責人甲○○再於同年十一月六日轉賣與被告之情，業據證人甲○○到庭供述明確（見本院九十一年三月七日訊問筆錄），並有汽機車過戶登記書、盛大機車大賣場機車買賣合約書各一紙存卷可參，是ＡＰＮ─八一三號機車係被告循合法途徑購買而來，難認係遭竊之贓車，至該機車內裝引擎為何係被害人劉采霙失竊機車所有一節，被告雖以並不知情云云為辯，惟被告係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六日購買該車，被害人劉采霙前開機車則係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遭竊，嗣員警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被告住處查察時，即發現ＡＰＮ─八一三號機車之引擎已遭換裝，則該引擎換裝時點，即應在被告購買車輛之後，其理應對換裝一事有所瞭解，卻辯稱不知該引擎何來云云，亦難令人相信。
（四）雖被告對被害人乙○○、劉采霙等遭竊之贓物為何在其住所查獲一節，所為之辯解，均有矛盾難令人信服之處，惟被告持有上開贓物之原因，就常理而言，其來源或為收受、故買贓物、或為侵占遺失物、或為竊盜等，其合理原因非屬單一，非可一概而論以上開機車、引擎均係被告竊盜所得之贓物。故若乏積極證據證明該機車係被告行竊而來之贓物，則被告使用該機車之客觀事實，充其量僅得作為其持有財產犯罪所得贓物（至是否另構成贓物罪，則以其是否明知贓物，而予收受為斷）之佐證，尚難以被告持有贓物之事實，即遽行認定被告涉有竊盜犯行，復參以被告曾於八十五年自八十九年間，因連續故買贓物，遭本院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分別論罪科刑等情，可參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自明，則被告所持上開贓物是否係因竊盜而來，更值懷疑。且證據法則上，若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竊車之犯罪行為，自不能以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不能成立，即遽為其有罪之認定，有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一八三一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而本件除前揭被害人之警訊陳述及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個別查詢表、贓物認領收據等證據外，本院依職權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竊盜犯行，而被害人陳述及車輛失竊、領回等證據，亦尚難資為認定被告竊車之不利證據，已如前述，本件自尚乏明確之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確有竊盜犯行，則依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被告前揭所辯是否屬實，縱難認為真，亦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是以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竊盜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五）至被告持有前開贓物等情，是否另涉有收受或故買贓物罪嫌，應交由檢察官另行偵辦，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庭
審判長法官黃三友
法官廖建瑜法官黃宗揚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陳掌珠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