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年易字第75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5月11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易字第757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字第331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5年
7月8日下午4時許，在高雄縣○○鄉○○○路2之8號處，竊取甲○○置於上開處所內之辦公桌面上之廠牌：XG、型式：118、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序號：000000000000000號之手機1具，並於同年月12日以新臺幣（下同）
300元之價格，販賣予 林世明 設於高雄縣○○鄉○○○路○段○○號之金永利通訊行。嗣經警循線於上開通訊行查獲該手機，始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9號、30年上字第816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均分別明揭斯旨，足資參酌。尚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明揭此旨。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他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竊盜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害人甲○○於警詢之證述，足認確有失竊之事實；㈡證人林世明於警詢之證述，被告有變賣系爭行動電話之事實；㈢讓渡證書1紙，為其論據。惟訊據被告固坦承確有於上揭時、地，將系爭行動電話以300元之價格售予金永利通訊行等情，然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伊是在95年7月10日或11日下午5時許，在高雄縣○○鄉○○○路七富汽車廣場置放中古汽車的地上撿到的等語。
四、經查：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甲○○、林世明於警詢中所為陳述，依首揭法條規定，原則上亦無證據能力。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準備程序本院訊問時對證據能力亦不爭執，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前開證人等於警詢中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亦未聲明異議。再前開證人等於警詢中之陳述，亦未經被告主張有何非出於自由意志之情形，是本件認為容許渠等陳述之證據能力，亦無不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前開2位證人於警詢中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㈡質之證人即被害人甲○○於96年4月27日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問：是否去過高雄縣○○鄉○○○路2之8號工作過？）有。（問：你當時在上開地點工作時，你的手機是否不見了？）是。（問：你在警局稱是在95年7月8日下午4時左右被偷？）我是在上開時間發現我的手機不見了。（問：手機不見之前，你是否還有印象你的手機放在何處？）沒有印象。（問：你通常將手機放在身上或是放在別的地方？）通常放在身上，如果有接聽的話，有可能放在工作的地點。（問：你知道你的手機是不小心遺失還是被竊？）不確定。（問：你在警詢時稱你是將手機放在辦公桌上，被不詳竊賊偷走，有何意見？）我不敢確定是遺失或是被他人偷走，但我確定是在該處不見的。（問：為何可以確定是在該處不見的？）因為我在該處工作的時候，有接聽電話，當時我在那裡一整天。（問：你工作的工地是怎樣的地方？）是一間辦公室，比我現在所在的法庭還小一點，沒有隔間。（問：依你的印象，你有將手機帶離開該辦公室？）我不敢確定，有這個可能，辦公室的外面有一個廣場，我有出去在廣場走走，那廣場是一個中古車的賣場。（問：你工作的時候，有其他人會進去？）有，該辦公室有其他人會進進出出。」等語。可知，系爭行動電話究係遭竊或遺失，被害人並無法確定，而遭竊或遺失的地點，是否為被害人安裝保全系統之辦公室內部或置放中古車之賣場空地，被害人亦無法確認；是以，被告辯稱其係於放置中古車的廣場上拾獲系爭行動電話等語，自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存在。其次，被告對於拾獲系爭行動電話，並以300元之價格售予金永利通訊行乙節，均坦承不諱，且留存完整及正確之聯絡地址，與身分證影本供查證，被告復於上開七富汽車廣場工作，業據被告供陳無訛，其有正當職業，倘被告確為意圖不法之所有而行竊，豈有為此區區300元而甘冒致罹刑典、陷於犯罪訴追之危險？似與常理未盡相符，被告所辯尚無不可信之處。
五、綜上所述，本件證人甲○○、林世明之證述僅能證明被害人之行動電話確曾離其掌握，以及被告確有販售系爭行動電話之事實，然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足證系爭行動電話之所以離開被害人之掌握，乃因被告之竊取行為所致，則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在客觀上自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其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僅憑被告事後確有販售系爭行動電話乙節，而遽為被告行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竊盜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法律條文及判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以免冤抑。
六、又竊盜與侵占脫離他人持有特，兩者非特社會事實歧異，即法律所賦予之評價亦有不同，殊非同一性之案件，要無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適用（最高法院73臺上字第6532號判決足資參照），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明確供陳其係拾獲被害人所有之行動電話後，予以侵占入己，嗣並販售圖利，此部份之犯行因與檢察官起訴之竊盜犯行，並非同一基本社會事實，揆諸首揭判決意旨，本院無從變更起訴法條予以審理，自應由檢察官另行追訴偵辦，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96年5月11日
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何秀燕
法官林揚奇法官戰諭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董明惠中華民國96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