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0年聲判字第6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5月23日
裁判案由：聲請交付審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100年度聲判字第6號聲請人 廖清光 代理人 陳宗佑 律師被告 廖金榮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100年度上聲議字第1606號），聲請交付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聲請駁回。
理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認為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係新增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本條之適用一方面係強制告訴人先循檢察機關內部之監督機制救濟無效果後，始由法院為之，另方面亦促使檢察機關內部省視其不起訴處分是否妥當，法院有最終審查權，並非以法院為檢察官偵查之延伸，法院不負擔偵查之作為；交付審判之制度雖賦予法院於告訴人交付審判之聲請裁定准否前，可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3項規定為「必要之調查」，然法院於審查交付審判之聲請有無理由時，應以審酌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為限，方符本條係為制衡檢察官起訴裁量權之立法意旨。且同法第260條對於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者得再行起訴之規定，其立法理由說明本條所謂不起訴處分已確定者，包括「聲請法院交付審判復經駁回者」之情形在內，故法院調查之範圍，應僅限於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不得再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外之證據，否則，不僅有違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制度之立法精神並將與同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亦使法院兼任偵查任務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又法院裁定交付審判，即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是法院裁定交付審判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否則，縱或法院對於檢察官所認定之基礎事實有不同判斷，但如該案件仍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交付審判者，因交付審判審查制度並無如同再議救濟制度得為發回原檢察官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仍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人廖清光前以被告廖金榮涉嫌偽造文書等案件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0年度偵字第688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於民國100年3月3日以100年度上聲議字第160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且於同年3月9日送達於聲請人之受僱人代為收受，聲請人則於同年3月17日委由陳宗佑律師具狀向本院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本案所有偵查卷宗查核屬實，並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0年3月25日 檢紀光 字第1000000351號函、送達證書、本院收狀章等件附卷可查（見100年度偵字第688號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第1頁），是以聲請人於收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委由律師向本院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程式上並無不合，先此說明。
三、本件聲請交付審判意旨略以：
㈠、被告廖金榮稱，「其祖母 徐宜妹 將聲請人之存摺及印鑑交由其保管，然為分產所為之匯款係 廖玉 嬌所為」，與常理不合：
如按廖金榮所稱，徐宜妹為分配財產而將聲請人之存摺及印鑑交由其保管，則徐宜妹欲分配祖產，應係委託廖金榮辦理，且此亦較為方便、迅速，何以徐宜妹不委託廖金榮，反係另外委託 廖玉嬌 前往銀行辦理匯款？此顯悖於常理。又於99年11月16日偵查庭訊時，相干證人更均口徑一致陳述聲請人之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由祖母徐宜妹保管，過份巧合與聲請人所提出事實完全相悖，尤其證人所證述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徐宜妹間委交保管之關係，證人竟不分親疏均知曉此情，如何得知？誠啟人疑竇，得合理懷疑係維護被告廖金榮所為之飾詞，甚至再觀廖金榮先稱係其祖母徐宜妹將聲請人之存摺及印鑑交付其保管；由聲請人帳戶內匯出款項係分配祖產，且為胞姐廖玉嬌所為，證人徐宜妹、廖玉嬌亦作此說。然99年11月16日偵查庭訊時廖金榮又稱，上述匯款係借款償還，與第一次庭訊時之陳述及其他證人證詞明顯矛盾，顯係臨訟編撰，殊不足採。加以證人徐宜妹年邁昏聵且不識字，其證詞亦恐係受廖金榮指使，反觀廖金榮答詢「存摺及印章在匯款時係由何人保管」之問題時，僅答以「匯款係由廖玉嬌所為」，更顯答非所問，避重就輕，尋求脫罪之意圖甚為明顯。本案匯款顯係廖金榮夥同廖玉嬌，由廖金榮提供存摺及印鑑，廖玉嬌填寫匯款書，2人擅自匯款，其偽造文書及侵占之罪行昭然若揭。
㈡、聲請人教育程度不高，其於偵查庭訊時之陳述，雖不精確，然確屬事實，並非前後不一：
查，上開不起訴處分書稱：聲請人於庭訊時之陳述先為「其不清楚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為何人所有」，後稱：「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為其母親即徐宜妹所給」，因此該筆款項來源前後明顯不一，此一認定顯有誤解。按聲請人臺灣銀行帳戶內之款項，係祖產出售於建商所得，以聲請人教育程度不高，且聲請人既不識字又僅懂客語之狀況下，所答稱「不清楚款項為何人所有」，實係指「該筆款項為我所有，然而未來將再分配給其他兄弟姊妹」而言。聲請人後稱「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為其母親徐宜妹所給」，亦不與此牴觸，蓋基於我國孝道習俗，祖產變賣所得款項由母親主導管理及分配，匯入聲請人帳戶，再另外商量如何為進一步之分配，符合我國社會之常情。是以，聲請人臺灣銀行帳戶內之款項係出售祖產所得，並由母親主導匯入聲請人帳戶，待日後另外與其他兄弟姊妹商量分配方式，應無疑義。
㈢、本案中廖金榮與廖玉嬌於92年2月間，將聲請人臺灣銀行帳戶內之款項分二次匯出新臺幣300萬元及193萬6,656元於 廖沈秋妹 及廖玉嬌名下帳戶，並未注意94年12月31日前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2條贈與人贈與稅免稅額每年100萬元之規定，且未辦理贈與稅申報，致使聲請人遭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93年度財贈字第H1Z00000000000號處分書以短漏贈與稅為由，處以33萬7,000元之罰鍰，倘若聲請人知情，豈可能任由自己遭受處分，而倘若如證人徐宜妹所言，聲請人帳戶內金錢均為伊所有，即為利用聲請人為存款名義人者，亦應會留意運用不致損及聲請人權益莫名令聲請人受罰，以免爾後須賠償損害，始合於常情。然本案均未就上開矛盾處對被告及證人徐宜妹詳加調查，即遽認被告及證人說詞為真，顯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證據，本案應係廖金榮及廖玉嬌為求將財物早日得手，不顧聲請人可能之贈與稅負擔以及漏稅處罰，不依常情逐年匯款分產以避稅，亦未為聲請人申報贈與稅或通知其申報，致使聲請人受國稅局課處罰鍰，更可得知聲請人對於廖金榮及廖玉嬌之匯款並不知情，是2人之匯款顯非聲請人所授權。由此可知，廖金榮與廖玉嬌涉嫌偽造文書及侵占聲請人之財產，其理甚明。
㈣、末查，聲請人於偵訊時因語言不通亦不識字，故不甚了解檢察官提問，就此為確切之答覆及陳述，顯然遭檢察官誤解聲請人自認帳戶存摺、印鑑均交由母親徐宜妹保管，帳戶內金錢亦為徐宜妹所有之誤謬，然而畢竟銀行帳戶為聲請人所有，聲請人主張帳戶為被告保管之下且並未授權被告或他人領款時，確實帳戶內之領款往來對象竟有被告之生母、胞姐，則是否與被告間有何互通不免應抱存疑，竟遽又僅單單採信其相關人等之證詞，此調查證據實有諸多疑義，另聲請人則因11月16日庭訊時檢察署同時傳喚聲請人之母徐宜妹，聲請人事母至孝，且被告為昔日疼愛有加之養子，再再使聲請人於語言不通之情狀下不善於表達對被告不利之指控；然而聲請人之養女 廖淑靜 與聲請人溝通無礙，配偶廖 龍秋娥 則與聲請人及被告朝夕相處，對於被告謀奪財產之後遺棄養父、母之惡行等事實如何發展甚為客觀知悉，故請求傳喚上開2人調查，孰料也未被獲准調查。
㈤、承上，原不起訴處分書對被告不予起訴，偵查殊有違誤並有諸多疏漏，與事實不符，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0年度上聲議字第1606號處分書就聲請人再議理由亦未加審酌，為此依法於法定期間內狀請鈞院鑒核，懇請迅賜裁定准將本案交付審判，以茲救濟違失，而障善良等語。
四、聲請人廖清光以被告廖金榮為其養子，聲請人廖清光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銀行竹北分行開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即將該帳戶之存摺及印鑑章交付被告廖金榮保管，詎被告廖金榮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利用保管聲請人廖清光臺灣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之機會，未經聲請人廖清光同意或授權，於92年2月18日，前往臺灣銀行竹北分行，盜蓋聲請人廖清光印鑑章於臺灣銀行存摺存款取款憑條後，再持向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承辦人員而據以行使，提領現金2筆分別為300萬元及193萬6,656元，並隨即存入其生母廖沈秋妹、堂姐廖玉嬌之帳戶內，將上開款項予以侵占入己，致生損害於聲請人廖清光及臺灣銀行竹北分行提款業務之正確性。嗣於99年5月30日，經聲請人廖清光查核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廖金榮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云云，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結果以：
㈠、訊據被告廖金榮堅決否認涉有上開偽造文書等犯行，辯稱：告訴人廖清光因具有自耕農身分， 伊祖母 即徐宜妹有借用告訴人名義購買土地，實際上為徐宜妹所出資購買，告訴人再將臺灣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付徐宜妹保管，嗣因政府徵收並有獎勵措施，徐宜妹即以告訴人名義將上開土地出售予建設公司，建設公司再撥款至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內，徐宜妹為妥善分配款項，會將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付伊或堂姐廖玉嬌辦理，然上揭2筆款項，並非伊前往辦理等語。
㈡、經查，告訴人到庭先自承：被告為其養子，其不清楚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為何人所有等語，復又改稱：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為其母親即徐宜妹所給，卻遭被告領走云云，是告訴人就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之來源，前後陳述已有明顯不一，其所為之指訴是否屬實，即有可疑。又觀諸卷附之告訴人與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邑公司）於91年4月15日簽訂之買賣契約書，豐邑公司係向告訴人購買「新竹縣縣治遷建第二期區段徵收申請優先購買回土地」之權利，買賣總價為1,224萬4,320元，簽約時給付第一期款為122萬4,432元，第二期為489萬7,728元，第三期款為612萬2,160元，前揭第一、二期款項並分別於91年4月18日、91年6月10日分別匯入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內，有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明細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乃係自豐邑公司所取得之價款。再者，證人徐宜妹到庭證稱：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存摺為伊負責保管，帳戶內金錢均為伊所有，伊有於92年2月18日，委託廖玉嬌前往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匯款2筆款項至廖沈秋妹及廖玉嬌帳戶等語；證人廖玉嬌則到庭證稱：伊祖母徐宜妹曾借用告訴人名義購買土地，告訴人有將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印鑑章交付徐宜妹保管，嗣因土地徵收補助，徐宜妹有於92年2月18日委託伊自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提領2筆款項，其中1筆為300萬元匯款至伊帳戶內，作為補貼伊先前出資購地款項，另1筆提領193萬6,656元後，伊湊足200萬元再匯款至廖沈秋妹帳戶，作為清償徐宜妹前向廖沈秋妹借貸購地款項之用等語；證人廖沈秋妹到庭證稱：告訴人為伊小叔，被告自幼過繼予告訴人，伊實曾出資200萬元，交付徐宜妹購地，上揭200萬元為徐宜妹還伊之款項；證人即告訴人之連襟 劉興廣 到庭證稱：家族成員確實曾出資交付徐宜妹，再以告訴人名義購地，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均由徐宜妹保管，土地徵收之補償金再匯入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內等語；證人即被告之生父 廖清亮 到庭證稱：告訴人為伊胞弟，被告自幼過繼予告訴人，家族成員會將金錢交付徐宜妹，徐宜妹有借用告訴人名義購地等語。是以，依上開證人之證述，足認徐宜妹確實曾借用告訴人之名義購地，告訴人亦將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印鑑章交付徐宜妹保管，嗣因該地遭政府徵收後，豐邑公司再向告訴人購買「新竹縣縣治遷建第二期區段徵收申請優先購買回土地」之權利，故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內款項，應係由豐邑公司依契約撥款至告訴人臺灣銀行帳戶內，徐宜妹再於92年2月18日委由廖玉嬌前往臺灣銀行竹北分行代為匯款。從而，被告辯稱其無告訴意旨所指之侵占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應屬有據，尚難僅憑告訴人之片面指訴，即遽令被告負擔上開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不法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五、聲請人不服而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提起再議，經該署以10
0年度上聲議字第160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其理由略為：
㈠、再議意旨指摘原檢察官縱採信聲請人之母親證詞，仍應訊明聲請人之母是否對交易明細清楚了解，以及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廖淑靜及 廖龍秋娥 指證被告廖金榮之謀奪私財之惡行云云，惟原檢察官已查明本件係聲請人之母徐宜妹借用聲請人之名義購地，聲請人亦將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印鑑章交付徐宜妹保管，則聲請人之母徐宜妹是否對交易明細有所掌握了解，本非局外人之聲請人所得過問，縱徐宜妹遭被告詐騙，亦與聲請人無關，至於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到庭證述乙節，蓋本件原檢察官已傳喚過證人徐宜妹、證人廖玉嬌、證人廖沈秋妹、證人即聲請人之連襟劉興廣等人到庭證述明確，聲請人復未指出傳喚該等證人有何新事證足以推翻土地買賣非證人徐宜妹所為，該等傳喚自無必要，再議意旨所指，尚嫌無據。
㈡、本件原檢察官所為不起訴之處分，經核尚無不合，再議意旨猶執前詞，予以指摘，難認為有理由。
六、本院查：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著有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足資參照。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前述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再詳加論證而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執前於偵查程序中所為之相同指訴，認被告廖金榮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及同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1748號、10
0年度偵字第688號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0年度上聲議字第1606號卷宗審查後，除引用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外，就聲請人本件交付審判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另補充如下：
㈠、被告廖金榮就聲請人廖清光本案告訴情節，於99年9月16日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已明確供稱：「我的生父是廖清亮，廖清亮是廖清光的親哥哥，我大約4、5歲時出養給廖清光，廖清光因具有自耕農身分，我的祖母徐宜妹就出資並借用廖清光名義購買土地，且先登記在廖清光名下，但實際上是徐宜妹在管理財產，而廖清光一開始就將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之存摺、印章交由徐宜妹保管，上開土地嗣因政府徵收並有相關獎勵措施，徐宜妹將獎勵的權利賣給建設公司，價金即為建設公司匯入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之122萬4,432元、489萬7,728元，後來徐宜妹為了要分配財產，有時會將該帳戶存摺、印章交給我，或有時交給另外一個堂姐廖玉嬌或是我的養母龍秋娥，但廖清光指訴自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匯出300萬元、193萬6,656元不是我辦的，我也不知道是誰辦的，徐宜妹當時有談到要分財產，那時全家人都在，因為土地徵收配地會有一些價差的問題，所以我想匯給我生母廖沈秋妹及親姊姊廖玉嬌的這兩筆款項應該就是補償的部分」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20至21頁），繼於99年11月16日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則補充陳稱：
忘記是何人申辦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不知道當初申辦該帳戶之目的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4頁），徵諸被告廖金榮2次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內容並無齟齬扞格之處，聲請意旨所指被告廖金榮於偵查中先稱由聲請人帳戶內匯出款項係分配祖產所用，又稱上開匯款係為償還借款，所述明顯矛盾，顯係臨訟編撰云云，核與卷內事證不符，尚無可採。
㈡、反觀聲請人廖清光於偵查中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先供稱：不知道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申辦緣由，也不知道帳戶內款項為何人所有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4頁），復又改稱：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款項為其母親所給，卻遭被告廖金榮領走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5至36頁），所述前後不一，已難採信。又依卷附聲請人於偵查中提出其與豐邑公司在91年4月15日簽訂之買賣契約書記載（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19至52頁），豐邑公司係向聲請人購買「新竹縣縣治遷建第二期區段徵收申請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買賣總價款為1,224萬4,320元，本約成立時豐邑公司應給付第一期款122萬4,432元，抽籤後3日內豐邑公司應給付第二期款489萬7,728元，待配地完成，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完畢之同時，豐邑公司應給付聲請人第三期款612萬2,160元；而聲請人廖清光所有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分別於91年4月18日、91年6月10日，各有託收票款122萬4,432元、489萬7,728元存入該帳戶內，旋於92年2月18日遭人填寫取款憑條並蓋用聲請人廖清光之印章，自該帳戶提領193萬6,656元同時轉存入廖沈秋妹名下帳戶（轉存金額為200萬元），及提領300萬元同時轉存入廖玉嬌名下帳戶乙節，亦有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存摺封、底頁暨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各乙份、臺灣銀行92年2月18日取款憑條、存入憑條各2紙存卷為憑（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5至11頁），固可認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所存入、嗣遭提領轉存之上開2筆款項，確為豐邑公司依契約約定所給付向聲請人廖清光購買「新竹縣縣治遷建第二期區段徵收申請優先買回土地」權利之第一期、第二期買賣價款無誤。惟前揭經徵收之土地原係聲請人廖清光之母徐宜妹實際出資而借用聲請人之名義所購買，聲請人乃將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之存摺、印章交由徐宜妹保管使用，嗣該地遭政府徵收，相關徵收補助等款項即匯入聲請人所有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徐宜妹旋於92年2月18日委由聲請人廖清光之姪女廖玉嬌前往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分別提領193萬6,656元、300萬元，並代為轉匯予廖玉嬌及聲請人之兄嫂廖沈秋妹等情，業據證人徐宜妹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廖清光所有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存摺都是我藏著，帳戶內金錢是我的，我有於92年2月18日叫廖玉嬌前往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匯款2筆款項給廖玉嬌及廖沈秋妹」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6頁）、證人廖玉嬌到庭供稱：「徐宜妹曾借用廖清光名義購買土地，是徐宜妹出錢的，因為土地徵收補助款需要用廖清光名義申辦，且匯款也是匯到廖清光帳戶，所以當初廖清光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的存摺及印章才會放在徐宜妹那邊，後來那塊地被徵收，徐宜妹於92年2月18日叫我從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提領2筆款項，其中我匯了1筆300萬元給自己，是因為徐宜妹曾分給孫女一人一塊土地，但我沒有分到土地，徐宜妹就說以300萬元補貼我，另1筆我提領193萬6,656元後，再拿現金6萬3,344元湊足200萬元後匯款至我母親廖沈秋妹帳戶，作為徐宜妹清償之前因為要買另一塊土地而向廖沈秋妹借貸的200萬元」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
8號卷第34至35頁）、證人廖沈秋妹到庭供稱：「廖清光是我小叔，廖金榮是我親生兒子，過繼給廖清光，我當時有拿200萬元借徐宜妹，上揭200萬元是徐宜妹要還我的款項」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7頁）、證人即聲請人之胞兄廖清亮到庭證稱：「廖沈秋妹是我太太，廖清光是我弟弟，廖金榮是我的親兒子，過繼給廖清光，我知道徵收土地一事，大家都會把賺的錢奉養給徐宜妹，土地是徐宜妹借用廖清光的名義購買」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7頁）、證人即聲請人之胞妹劉 范桂英 到庭供稱：「我是徐宜妹的女兒，廖清亮是我大哥，廖清光是我二哥，被徵收的土地是徐宜妹買的，是借用廖清光名義買的」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7頁）、證人即聲請人之連襟劉興廣到庭供稱：「我與 劉范桂英 是夫妻關係，廖清光是我連襟，我知道徵收土地一事，當時我們有開家庭會議，是大家把錢給徐宜妹，由徐宜妹出錢，借用廖清光名義購買土地，因為土地是借用廖清光名義購買，一定要用廖清光戶頭領取土地徵收補償金，我知道該帳戶是徐宜妹保管」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7至38頁） 綦詳 ，核與被告廖金榮前揭所辯情節大致相符。本院綜觀證人徐宜妹、廖玉嬌、廖沈秋妹、廖清亮、劉范桂英、劉興廣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供述，均具體、明確，且互核一致，並無出入，又證人徐宜妹為聲請人廖清光之母，證人廖玉嬌為聲請人之姪女，證人廖沈秋妹係聲請人之兄嫂，證人廖清亮係聲請人之胞兄，證人劉范桂英係聲請人之胞妹，證人劉興廣則係聲請人之連襟，彼此間具有特殊親屬關係，基於我國傳統人倫觀念，衡情證人等人應無誣設構陷聲請人、故為不實陳述之可能，本件卷存資料內亦查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證人等人之陳述係屬虛偽，或有足以令人顯信其等供述為不可採之品行證據或前科證據存在，況聲請人廖清亮及告訴代理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就證人徐宜妹、廖玉嬌、廖沈秋妹、廖清亮、劉范桂英、劉興廣等人上開陳詞當庭均未事爭執或表示任何疑義，聲請人復自承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之款項確為徵收土地之補償金等語（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38頁），在在足見證人徐宜妹、廖玉嬌、廖沈秋妹、廖清亮、劉范桂英、劉興廣等人所述內容應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是以，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於證人徐宜妹出資並借用聲請人名義購買土地之初，既為證人徐宜妹所支配、使用，且帳戶存摺、印章等物均交由徐宜妹管領，而豐邑公司匯入該帳戶用以購買「新竹縣縣治遷建第二期區段徵收申請優先買回土地」權利之第一期、第二期買賣價款，實際上亦應歸證人徐宜妹所有，則證人廖玉嬌於92年2月18日受證人徐宜妹委託，攜帶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之存摺及聲請人廖清光印章，以聲請人名義蓋印、填寫取款、存入憑條，自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提領、匯出上開款項，悉屬證人徐宜妹基於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金錢實際所有人身分所為合法權利之行使，且證人徐宜妹、廖玉嬌該等正當權利之行使自始即與被告廖金榮毫無關涉，基此即難認被告廖金榮有何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從而，被告廖金榮辯稱其無告訴意旨所指之侵占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應屬信而有徵。至聲請人廖清光指摘於偵查中曾聲請傳喚其養女廖淑靜、其妻即被告廖金榮之養母廖龍秋娥到庭，欲證明被告謀奪財產之後遺棄養父、母之惡行等事實而未獲准一節，然此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並無重要關係，自無傳喚調查之必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同此意旨，遞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核無違法、失當之處，聲請人再聲請交付審判，即屬無據。
㈢、聲請意旨雖另謂聲請人廖清光於偵訊時因語言不通且不識字，故不甚了解提問，就此為確切之答覆及陳述，顯然遭檢察官誤解聲請人自認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存摺、印鑑均交由母親徐宜妹保管，且帳戶內金錢亦為徐宜妹所有之誤謬等語，然查聲請人廖清光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期間，乃先後委任陳宗佑律師、黃照峯律師為告訴代理人，嗣由黃照峯律師陪同於99年11月16日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此有刑事委任狀2紙、99年11月16日詢問筆錄乙份在卷可稽（見99年度他字第1748號卷第17頁、第30頁、第32至38頁），據此，聲請人廖清光既偕同具有法律專業背景之律師在場而應訊，告訴代理人諒已當庭就聲請人有利、不利之情形均予注意，並得適時提醒、詳盡轉知，協助聲請人廖清光確實理解檢察事務官詢問內容之語句及真意，是聲請人廖清光於偵查中經檢察事務官一再確認其是否知悉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開立緣由、帳戶內金錢所有權誰屬等節，猶或稱不知道，或 沈默 不答，或反覆強調其不識字等語，應均屬明確知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詢問意旨而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為陳述，難認有何遭誤解之虞。又原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係以聲請人之指訴，證人徐宜妹、廖玉嬌、廖沈秋妹、廖清亮、劉興廣等人之供述，以及買賣契約書、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存摺交易明細資料、取款憑條、存入憑條等件互為勾稽，為其論斷之基礎，因認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確為證人徐宜妹支配使用，帳戶內金錢實際上亦係證人徐宜妹所有，被告廖金榮所辯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金錢之提領、轉匯均非伊所為等語堪以採信，其被訴之犯罪嫌疑尚屬不足，業如前述，並非專以聲請人廖清光前後不一之指述而為有利於被告廖金榮之認定，且自該等論敘所示形式上加以觀察，均無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實不足採。
㈣、另聲請人於聲請交付審判時，指訴被告廖金榮與證人廖玉嬌將聲請人系爭臺灣銀行竹北分行帳戶內之款項分2次匯出300萬元及193萬6,656元於廖沈秋妹及廖玉嬌名下帳戶，並未注意94年12月31日前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2條贈與人贈與稅免稅額每年100萬元之規定，且未辦理贈與稅申報，致使聲請人遭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93年度財贈字第H1Z00000000000號處分書以短漏贈與稅為由，處以33萬7,000元之罰鍰，倘若如證人徐宜妹所言，聲請人帳戶內金錢均為伊所有，即為利用聲請人為存款名義人者，應會留意運用不致損及聲請人權益莫名令聲請人受罰，以免爾後須賠償損害，始合於常情，故本案應係被告廖金榮及證人廖玉嬌為求將財物早日得手，不顧聲請人可能之贈與稅負擔以及漏稅處罰，不依常情逐年匯款分產以避稅，亦未為聲請人申報贈與稅或通知其申報，致使聲請人受國稅局課處罰鍰等語，惟聲請人就此部分並未於偵查中提出，乃屬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揆諸首揭聲請交付審判制度之立法精神，本院自不得就原偵查卷宗內顯現之證據以外之範圍及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附此說明。
㈤、至於聲請意旨所指其餘各節，或屬聲請人片面之法律思維，或為個人臆測之詞，或與本案無必然之直接關係，亦不見有何明確證據以實其說，自均不能以其單純指訴為被告廖金榮不利之認定，遽認被告涉有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等不法而科以刑責。
七、綜合上情，前開所示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所指被告涉嫌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已無從為被告有犯罪嫌疑之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均已詳細論列說明，聲請人提起再議後，亦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詳述法律上之理由予以指駁，本院認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均已就聲請人所指各項證據予以調查說明，且對照卷內資料，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何聲請人所指述之犯行，又上揭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之理由，復無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是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被告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處分，均屬正當，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予以裁定交付審判，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00年5月23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魏瑞紅
法官周美玲法官林惠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華民國100年5月23日
書記官蔣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