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613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易字第61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11年01月18日

裁判案由：妨害名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易字第613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TAWSANLIN(中文名:杜生利)代理人林欣薇選任辯護人 袁岳衡 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9071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士簡字第356號），改以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TAWSANLIN無罪。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TAWSANLIN於民國110年3月19日16時18分許，騎乘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行經臺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62巷與榮華三路口時，因與告訴人 李冠緯 所駕駛車輛發生行車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對告訴人做出「比中指」之手勢，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被告於審判中或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但法院或檢察官認為必要時，仍得命本人到場，刑事訴訟法第3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被訴妨害名譽案件，依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之所犯法條，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該條項之法定刑度為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屬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傳喚後雖未到場，惟於本院審理時具狀委任代理人林欣薇到場，經查代理人係被告之配偶，雖不具律師資格，惟因被告同時有委任律師擔任其辯護人，辯護人亦偕同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準此，被告既自願放棄到場答辯之權利，且其所委任之代理人為其配偶，當庭亦有具法律專業知識之律師為被告辯護，已足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本院因認本案無刑事訴訟法第36條但書命本人到場之必要，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有關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另按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五、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未到庭，但偵查時供承其於前開時、地，確有比中指之事實；另代理人 陳述 略以：被告否認犯罪，因告訴人逼車在先，對於被告造成人身威脅，又因被告遇到道路的坑洞，被告有僵直性脊椎炎，因為疼痛與害怕，比中指是做出情緒性的反射動作，沒有任何侮辱的意思，不是針對告訴人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從小在美國長大，其與告訴人素不相識，被告是有想要讓告訴人，因為是單行道，旁邊停滿了車，所以也無法讓，告訴人一直逼車，幾乎都要撞到被告了，剛好路面有一個坑洞，被告又背痛，比中指是對該坑洞的情緒反應，並不是再辱罵告訴人。又按照我國習慣，比大拇指是很好的意思，小拇指是不好的意思，那比中指是否指不好不壞，是否構成侮辱？從美國的習慣來看，比中指通常要加一句「FUCK」，但被告並沒有講，而「FUCK」的中文是「幹」，單純講「幹」是否構成侮辱也是有疑問的等語，為被告辯護。
六、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3月19日16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0000;號重型機車自臺北市士林區榮華三路左轉天母西路62
巷後，適告訴人駕駛其自小客車直行天母西路62巷，通過該交岔路口後，行車在被告所騎乘重型機車後方，於同日16時18分許，被告以左手比出中指手勢，當時告訴人仍在被告後方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所供承（見偵卷第5至9、33至35頁），並經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明確（見偵第19至20頁），另有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圖（被告比中指之擷圖照片）1張、行車紀錄器光碟1片及被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圖暨文字說明15張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5、21頁及卷末光碟存放袋、本院審易卷第59至7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被告為前開手勢之地點，既在戶外一般行車道路上，當屬不特定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場合無疑。
（二）告訴人指訴於前開時、地，遭被告以比中指之手勢公然侮辱，而「比中指」手勢之意義，雖源自於西方之文化脈絡，以肢體動作為象徵性語言，意指「FUCK」之意，惟依我國目前一般社會通念，亦咸認此手勢為「幹」一字之肢體化。針對何以於前開時、地，以左手比出中指手勢，據被告歷次供稱略以：該車道為狹窄單行道且停滿一排車子，我以正常速度行駛，後方汽車緊跟著我，為保持安全距離，對我一直、重複大聲按喇叭要超車，接著因為路上有坑洞，機車自然減速，因後方汽車未與我保持安全距離，差點撞到我，我被這個震動影響與逼車，造成我背部劇烈疼痛，因這個月我持續在醫院復健，我當時覺得挫折、緊張、害怕、有生命危險，因對方貼太近我很害怕，我就無意識下舉起我的左手比中指等語（見偵卷第6至7、35頁），被告並提出現場道路路況照片5張及振興醫院門急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審易卷第75至79、83頁），欲證立其係因前揭情狀下，始比出中指手勢，主觀上無侮辱告訴人之意。
（三）為確認被告比出中指手勢前，其與告訴人之行車過程，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卷內行車紀錄器光碟，勘驗結果有本院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及文字說明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29、39至43頁），由勘驗錄影畫面顯示：
1.畫面一開始時間為16時17分22秒，告訴人前方有一輛白色自小客車，告訴人準備直行通過路口，此時可看到被告騎乘機車自左方道路要左轉進入同一條道路。
2.畫面時間16時17分30秒，告訴人通過路口進入該條道路後，被告已騎乘機車在告訴人前方，畫面中未看到被告。
3.畫面時間16時17分38秒，告訴人加快車速，此時可看見被告騎乘機車在其前方，該條道路未劃設分向線，為單一車道，右邊停滿機車與汽車。
4.畫面時間16時17分54秒，告訴人加快車速，車頭接近被告機車車尾，此時被告與前方之自小客車有一段距離。
5.畫面時間16時18分19秒，畫面中可看到道路上有2個人孔蓋及1個坑洞，且地勢較為凹凸不平。
6.畫面時間16時18分21秒，告訴人車頭又更接近被告機車的車尾，此時被告似有將頭轉向左邊觀看的動作，惟被告仍然維持較慢的車速，並未因告訴人車頭接近其車尾，而加快其機車車速。
7.畫面時間16時18分27秒，告訴人按鳴喇叭。
8.畫面時間16時18分28秒，被告在告訴人按鳴喇叭後的下一秒，伸起其左手比出中指手勢，此時可見被告行經的道路周遭並沒有人孔蓋或坑洞。
9.畫面時間16時18分29秒，被告比出中指手勢約一秒後，放下其左手。
（四）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本件確起因於雙方之行車糾紛，且經綜合被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圖觀之，本件案發路段即天母西路62巷之道路為單一車道，道路右側沿途停滿汽機車，使原本可供行車之路寬更為縮減，另此路段設有時速30公里之標線與標誌（見本院審易卷第61頁，本院易字卷第41頁）。而在二人車輛均進入天母西路62巷後，雙方原有一段車距，嗣因告訴人行車時速加速至46、47公里（見本院審易卷第61頁，本院易字卷第40頁，畫面擷圖下方有顯示告訴人自小客車之車速），告訴人自小客車車頭因此逐漸接近被告機車車尾，於當日16時18分21秒時，自小客車車頭已相當貼近機車車尾（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圖6，行車紀錄器之鏡頭顯示機車車尾之車牌號碼已被自小客車車頭遮蓋），而此時告訴人之行車時速維持在30公里上下。是以，告訴人當時確實有跟車過近之駕駛行為，又告訴人緊跟在被告後方時，不至直接追撞被告，雙方車距雖近，仍保持此等狀態數秒，堪認雙方車速應大致相同，換言之，被告之行車時速亦應在30公里上下，符合該路段之行車速限，應無怠速之情形。
其後，於當日16時18分27秒時，告訴人按鳴喇叭，其用意應在示意被告加快車速，或希望被告避讓，令其得以超越前車。至此，由二人之行車過程可知，告訴人認為被告刻意慢速行駛，以按鳴喇叭方式要求被告加速或避讓，而被告在認為自己符合行車速限下，面臨後方告訴人跟車過近、未保持安全車距，接著更朝其按鳴喇叭，在雙方就行車方式各有立場下，勢將對彼此心生不滿，則被告在聽聞喇叭聲後，隨即伸起其左手比出中指手勢約1秒之時間，衡諸當時之事件脈絡、雙方關係及情境，被告顯係在告訴人按鳴喇叭後，已無法抑制情緒，而以此肢體語言向告訴人表達不悅，對告訴人之駕駛行為做出對抗性回應，且由時間之短促，應可認定被告無使第三人見聞，而令告訴人感到難堪之意，故被告是否具有侮辱告訴人，藉此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之犯意，尚非無疑。
（五）退一步言之，縱認被告上開比中指手勢帶有侮辱意涵，惟綜觀本件雙方之行車糾紛，純屬未涉及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而起初二人車輛原本有一段車距，在告訴人加速駛至被告後方時，後車原則上負有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之注意義務，由本院勘驗結果附件擷圖之圖5至圖7可知，告訴人貼近被告後方行車時，其當時時速為30公里上下，以該路段速限觀之，足徵告訴人仍可正常駕駛，被告在其前方並無過於怠速而阻礙其行車，但告訴人仍在跟車數秒後，向被告按鳴喇叭，換言之，告訴人已因不耐被告行車在其前方，以近距離跟車及按鳴喇叭等方式，先行挑起本件行車爭端，則被告隨後以比中指之肢體語言予以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於此情形下，告訴人自應負較大限度之包容。準此，本件由一般理性第三人在場見聞前因後果，被告雖朝告訴人比出中指手勢，然由此言論之粗鄙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告訴人名譽在質與量上之影響等一切情事，難認已達貶抑告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而達不可容忍之程度，此時，即應認言論自由之保障優先於名譽權。
七、綜上所述，本件被告比中指之手勢，綜據卷內事證判斷，雖可認係向告訴人所為，惟被告是否基於侮辱犯意，而有貶損告訴人名譽之情形，已有疑義；又縱認被告上開手勢帶有侮辱意涵，本院亦認被告向告訴人為此肢體語言時，告訴人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亦即，經整體權衡本件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衝突後，前者保障應無須退縮於後者保障之後。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方法，不論個別或綜合以觀，均不足使本院就被告涉有公然侮辱之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即屬犯罪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家美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
刑事第三庭法官李東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謝涵妮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