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6年上易字第65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1月31日
裁判案由：重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易字第655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乙○○原名杜明山丙○○原名 杜明智 上列3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查名邦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人重利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1337號中華民國96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77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乙○○（原名杜明山）、丙○○（原名杜明智）係母子關係，3人共同基於重利之概括犯意聯絡，由甲○○負責出面貸放金錢並要求貸款者簽立本票作為擔保，再與乙○○、丙○○共同催收本息之方式，乘丁○○家庭發生困難急需用錢之際，分別於民國92年8月上旬、同年月中旬及93年1月30日，在臺南縣○○鄉○○村○○○街○○號甲○○之住處等地，貸與新臺幣（下同）2萬5千元、1萬元及2萬元，約定年息為百分之240至百分之360不等，於借款之際即預扣一期之利息，再以預扣額及實際取得額合併計算借款金額，而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甲○○等3人復承前犯意，乘 鍾添根 、 陳建安 生意週轉急需用錢之際，先於92年11、12月間，在不詳處所，陸續貸與鍾添根8萬元（每次借款1萬元即預扣2千元之利息，實際取得總額為6萬4千元），再於93年間，在不詳處所，貸與陳建安2萬元（借款之際即預扣6千元之利息，實際取得額1萬4千元），再以每10天為一期由鍾添根負責償還2人借款之本息，經計算年息分別為百分之154.95及百分之72.64，而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嗣丁○○無力負擔高額利息，於93年10月30日報警處理，經警於93年11月9日下午3時30分許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臺南市○區○○○路1段377巷8號前搜索乙○○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當場扣得商業本票2本、摩托羅拉行動電話（0000000000）一支，而查獲上情。
因認被告3人共同涉犯刑法第344條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或其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並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344條重利罪之構成，須行為人「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倘被害人向行為人借貸之時，並無急迫（即緊急迫切需要金錢或其他物品）、輕率（即處事掉以輕心，草率決定）或無經驗（指對舉債借貸事務，知識經驗不足，無法分析利害，為正確之判斷）之情事，縱行為人因此獲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亦不符合刑法重利罪之構成要件，自不待言。
三、檢察官認被告甲○○、乙○○、丙○○3人共同涉犯上開重利犯行，無非以告訴人丁○○、其夫 郭孝偉 及證人鍾添根之證述；被告甲○○供承其有貸與金錢予丁○○、鍾添根、陳建安；被告乙○○供承其曾向鍾添根收款，且於警詢時供承曾打電話要丙○○向郭孝偉收款；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時供承曾向丁○○收款；並有郭孝偉簽發之本票影本8紙、被告甲○○收取郭孝偉代丁○○償還款項時所簽立之收據影本1紙及警方在乙○○所有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商業本票2本、行動電話1支、中華日報廣告收費單等物，為其主要論據。
訊之被告甲○○、乙○○、丙○○均堅決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被告甲○○辯稱：她自92年6月間起陸續貸與金錢或支票予丁○○，前後總計14萬5千元，約定利息僅月息2.5分（即百分之2.5），之後丁○○一直不還款，經她一再催討，才由丁○○之夫郭孝偉出面代為清償，雙方約定以16萬元結算，並非重利；又她與鍾添根是在廟寺拜拜認識，鍾添根以自己或陳建安、 阿華 、 阿泉 等人名義向她借錢時，係表示要為神明 安金身 之用，她認為是作善事，並未向鍾添根收取利息，亦無重利等語；被告乙○○、丙○○則均辯稱：他未借錢予丁○○、鍾添根等人等語，另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甲○○於93年9月入監服刑，他去會客時，得知鍾添根欠錢一事，才代甲○○去向鍾添根收款，並未向鍾添根收取利息，亦未曾向丁○○收過欠款及利息等語；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則辯稱：他不曾向丁○○、鍾添根收取欠款及利息等語。
四、經查：㈠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
⒈證人丁○○、郭孝偉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
被告3人既然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原則上即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檢察官又未證明「證人丁○○、郭孝偉先前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證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此一外部情況要件，則證人丁○○、郭孝偉之前開證述，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證據之要件規定，而無法回復其證據能力。
⒉證人郭孝偉於94年9月6日、同年11月10日檢察官訊問時之
證述，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甲○○、乙○○、丙○○於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對彼此而言，性質上屬於證人之證述．依法仍應具結，但未命具結，則被告甲○○、乙○○、丙○○分別於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亦不得作為認定其餘二位被告犯罪之證據。
⒊證人丁○○於94年9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提出之還款明細
表，性質上雖係被告3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二項明文規定，此乃因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告訴人等之權，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查本件告訴人丁○○於偵查中依法具結後，依檢察官之要求所提出之還款明細表，被告3人或辯護人並未指出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至其證明力為何，則詳如後述）。
⒋檢察官所引用之其餘供述或非供述證據，被告3人於本案
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違法蒐證取得之證據，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法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三人罪嫌不足之理由：
⒈證人丁○○於偵查中證稱：她於92年8月間、同年8月中旬
、同年10月間向甲○○分別借2萬5千元、1萬元、3萬元，前後共借3次，每次均先預扣1個月的利息（1萬元，月息2千元）等情（見他字卷第20至21、68頁）；但於原審審理中卻證稱：她於92年8月間、同年9月間、93年1月30日分別向甲○○借款2萬5千元、1萬元、3萬元，每次均先預扣1個月的利息（1萬元，月息2千元），另於92年8月間，有向甲○○借1張3萬元的支票，向他人調現，並預付利息6千元，實拿2萬4千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17、121頁），是依證人丁○○前開證述，除了計息方式，證人丁○○先後證述一致外，就其向被告甲○○借款之次數、數額、時間，則先後證述不一，先證稱借款3次、總額6萬5千元、時間在90年8月及同年10月間，嗣又改稱借款4次、其中1次為借票、總額9萬5千元、時間在92年8月間、同年9月間及93年1月30日等情，且其先後證述之內容均與起訴書所載丁○○之借款金額「2萬5千元、1萬元、2萬元，合計5萬5千元」及計息方式「年息百分之240、年息百分之240、年息百分之360」等情不盡相符，而卷內除證人丁○○之證述及其個人提出之還款明細表外，又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證人丁○○向被告甲○○借款之總額，並非如被告甲○○所供稱之14萬5千元，則被告甲○○辯稱丁○○積欠之款項不只起訴書所載之數額，尚非不可能，檢察官就此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甲○○上開所辯不可採，依「罪疑有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⒉又丁○○積欠被告甲○○之欠款，最後由丁○○之夫郭孝
偉於93年1月21日出面處理，並以16萬元結算，由郭孝偉簽立面額2萬元、總計16萬元的本票8張交予甲○○，約定每月還款2萬元，還款時由被告甲○○退還本票一張，迄93年10月1日止，丁○○已全數歸16萬元予被告甲○○等情，業據證人丁○○、郭孝偉於偵審中結證明確（見他字卷第20至21、68頁；原審卷第110至112、121至123、171至173頁）；且證人郭孝偉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
當時丙○○表示他太太丁○○總共欠甲○○16萬元等語（見偵查卷第68、171頁），與被告甲○○辯稱：丁○○總共積欠她14萬5千元之數額甚為接近，益見被告甲○○上開所辯，非不可採，反而是丁○○證稱其僅積欠被告甲○○5萬5千元或9萬5千元一節欠缺證據支持，尚難遽予採信。另倘丁○○僅積欠被告甲○○如起訴書所載5萬5千元未還，依丁○○所證述之計息方式，自92年8月間起算至93年1月間止，5萬5千元本金加計月息20分之利息總額亦僅11萬元，並非丁○○、郭孝偉2人與被告甲○○事後結算之16萬元，參以丁○○於偵審中亦一再證稱：她於93年1月21日結算前，有陸續還款予甲○○，其中一筆還高達2萬元（見他字卷第20頁、原審卷第110頁）等情，則丁○○若已清償部分之利息或本金，以月息20分計算，則於93年1月21日結算時是如何計算出16萬元之債務？可知丁○○積欠被告甲○○之確實數額，應不只起訴書所載之5萬5千元，則在丁○○積欠被告甲○○之本金究係若干仍屬不明確之情形下，本院實無從判斷被告甲○○以16萬元與丁○○結算，是否有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⒊參以證人丁○○既自承其積欠被告甲○○所有之款項，均
由其夫郭孝偉於93年1月21日與被告甲○○結算，並約定每月還款2萬元，則除償還前揭本票面額外，丁○○應不須再償還被告甲○○其他款項，然依丁○○於偵查中提出之還款明細表所載，其除了償還本票數額外，於93年2月至3月間仍另外償還8千元、8千元、8千元、6千元、8千元予被告甲○○，雖丁○○證稱：係因被告甲○○有主動打電話向她催收利息云云，然丁○○係因經濟情況不佳，才需向被告甲○○舉債度日，如其確實未積欠被告甲○○其他款項，豈會應被告甲○○之催討，即貿然付款，由此可知，被告甲○○辯稱：丁○○尚有積欠她另筆債務，實有可能，尚難以丁○○償還之款項，比丁○○自稱之欠款數額還高，就認定被告甲○○係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⒋證人鍾添根於偵查中證稱：他於92年11、12月間，因做生
意週轉不靈，需要現金，陸續向被告甲○○借款，總共借了8萬元，每次借1萬元預扣2千元，實拿8千元，後來因為他實在週轉不過來，被告甲○○同意他還10萬元，於93年3月15日就全部還清了等語（見他字卷第45、46頁），嗣於原審審理中則證稱：92年間，他從事送羊奶的工作，每月收入僅有1萬多元，要扶養母親、繳房租，每月開銷約需2萬5千元，入不敷出，就以自己的名義，向被告甲○○借錢好幾次，每次借1、2萬元不等，計息方式是1萬元，月息1千或2千元，如果信用好，利息就算比較少，借錢的詳細次數不記得了，因為來來去去，還了又再借，無法計算前後總共借了多少錢，於偵查中提出之還款明細表上所記載之金額10萬元，就是實際還款金額等情（見原審卷第
216、221、218頁），觀其前後證言，證人鍾添根就其向被告甲○○借錢的原因，先證稱係因做生意週轉不靈，後來改證稱：係因當時收入不敷支出等語；關於借款金額及計息方式，先證稱：8萬元，月息20分，後來改證稱：因為借了很多次，來來去去，還了又再借，無法確定次數及金額，且月息會隨信用度浮動等語，則鍾添根究竟前後總共向被告甲○○借款多少，顯然因鍾添根借款次數甚多，且有部分係還款後又再借款，而無法明確認定，是則鍾添根究竟自何時起開始借款，陸續借了幾筆，每筆數額多少及每次計息方式等涉及被告甲○○是否有重利之重要關鍵事實，既然都無法確定，本院自無法判斷被告甲○○是否有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再者，證人鍾添根於原審職權訊問時亦證稱：他有在成功路經營聖佛宮，也曾經因需要錢幫佛像裝金身，向被告甲○○借款2、3萬元，此部分被告甲○○沒有跟他提到計算利息的事，但他還是會付利息，只是付的比較少等語（見原審卷第228頁），核與被告甲○○供稱：鍾添根係以神明要安金身為由，向她借款，她並未算利息等情相符，則被告甲○○上開辯解，亦非完全無據，參以證人鍾添根先前於偵查中及檢察官、辯護人行交互詰問時，完全未提及此一項借錢緣由，直到後來才為如此之證述，亦讓本院合理懷疑其先前於偵查中之證述，是否有刻意隱瞞此借錢事由及被告甲○○未計利息一事之可能。從而，證人鍾添根先前於偵查中之證述時，既然讓本院有以上合理之懷疑，而無法將對被告甲○○有利之情況全然排除，自不得遽採為不利於被告甲○○之認定。
⒌關於被告甲○○借款予陳建安部分，證人鍾添根於偵審中
證稱：係由他出面向被告甲○○商借，他不知道陳建安借款之緣由，但借款前他有跟陳建安說明被告甲○○之收息方式等情（見原審卷第223、229頁），則陳建安是否因「急迫」、「輕率」、「無經驗」，才向被告甲○○借款，自屬不明；且證人鍾添根證稱：他另外有介紹 王進泉 （「阿泉」）、 康順漲 （「阿華」）向被告甲○○借款，王進泉、康順漲、陳建安3人除了第1次預扣之利息錢之外，均未依約定還款，他基於道義責任，就代替該三人還款，該3人總共借了7萬元（但有預扣第1個月的利息），最後他也是以7萬元與被告甲○○結算，還款予被告甲○○，迄今已還6萬4千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17至218、226至227頁），足見就王進泉、康順漲、陳建安3人借款部分，被告甲○○並未向渠三人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依照前開說明，即難認為被告甲○○借款予陳建安等人之行為，構成刑法重利罪。
⒍檢察官舉警方在乙○○所有之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內
搜索扣得之商業本票2本、摩托羅拉行動電話（0000000000）1支、中華日報廣告收費單作為認定被告3人犯罪之證據，惟查：扣案之商業本票2張，雖係被告乙○○所有，但係其經營小吃部，供客人賒帳時簽帳使用，業據被告乙○○供明在卷（見警卷第2至3頁、發查卷第9頁），檢察官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該本票與本案有關；另扣案之中華日報廣告收費單，雖係被告丙○○所有，但係供其召集互助會所用，亦據被告丙○○供述在卷（見發查卷第7頁），而檢察官亦未提出證據證明該廣告單與本案重利犯行有何關連；又扣案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1支，被告丙○○雖承認為其所有，但否認與本案重利犯行有關，檢察官亦未證明該支行動電話與本案有何關連，則上開扣案證物是否與本案有關，既未經檢察官舉證證明，即無從用以證明被告3人犯罪。
⒎被告甲○○之供述，亦僅能證明其有借錢予丁○○、鍾添
根等人，並無法證明其有收取重利之事實，縱認被告乙○○、丙○○曾代被告甲○○向丁○○、鍾添根催討欠款，渠2人之行為亦無法構成重利罪；況依目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並無任何一項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乙○○、丙○○有參與借錢情事，自不得僅憑被告乙○○、丙○○曾向丁○○、鍾添根催討債務或收款，即遽認被告乙○○、丙○○與甲○○有犯意之聯絡。
⒏綜上所陳，檢察官於本案所提出之前揭證據，既然無法使
本院獲致被告甲○○、乙○○、丙○○三人有罪之心證，依法即為被告3人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綜上各情，本件依公訴意旨所據積極證據所為之證明並未達到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故不能遽為被告甲○○、乙○○、丙○○3人重利罪有罪之判斷。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認被告3人涉有犯行，自應諭知被告無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認事用法，自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違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1月31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葉居正
法官郭千黛法官洪碧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魏芝雯中華民國97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