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訴字第878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 臺灣 高等法院104年上訴字第87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4年05月07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4年度上訴字第878號上訴人臺灣 基隆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聰發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624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36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聰發與 戴國忠 、 蘇信昌 為朋友關係，緣被告吳聰發與戴國忠於民國103年1月5日中午12時許，在基隆市中正區正濱漁港候工室內以象棋輸贏賭博財物，每次輸贏新臺幣（下同）50至500元（被告吳聰發與戴國忠賭博犯行另經判決有罪確定）。嗣後蘇信昌走進候工室在旁觀看，隨即與被告吳聰發發生口角，並進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毆打被告吳聰發，使被告吳聰發因而受有左臉及左耳瘀腫與左胸壁挫傷等傷害（蘇信昌傷害犯行另經判決拘役45日）。詎被告吳聰發因戴國忠拒絕其要求伊就蘇信昌毆打其致其受傷出面作證，意圖使戴國忠受刑事處罰，虛構在場勸架之戴國忠將其抓住讓蘇信昌毆打之事實，向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正濱派出所對戴國忠提出傷害告訴，使戴國忠有受刑事處罰之危險，並可能損害司法威信，因認被告吳聰發涉犯刑法第169條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末按誣告罪之構成要件，首須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次須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於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全然無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仍不得謂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83年臺上第19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是以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尚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蘇信昌、戴國忠、 洪梅 笑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戴國忠確有由後抱住伊，讓蘇信昌毆打伊，伊並無誣告戴國忠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於同年月16日，至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正濱派出所，
製作警詢筆錄而申告：伊於103年1月5日12時許，在基隆市中正區正濱漁港內，與戴國忠下象棋，後來蘇信昌到場，一言不發以拳頭不斷揮打伊左臉頰約二十餘拳，戴國忠自伊後方環抱伊，不讓伊掙脫，讓伊不斷被蘇信昌毆打，伊受有左臉及左耳瘀腫、左胸壁挫傷之傷害，伊與蘇信昌並無結怨，係戴國忠唆使蘇信昌毆打伊，伊欲對戴國忠、蘇信昌提出傷害告訴等語。後於同年5月5日，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時，續向檢察官指稱：伊與戴國忠在正濱漁港候工室下棋，蘇信昌停好車進來便一直打伊，戴國忠由後面抱住伊讓蘇信昌打，蘇信昌以拳頭打伊等情，有前開警詢筆錄（見偵卷第12至14頁）、偵訊筆錄（見偵卷第40頁背面至41頁）在卷可參，被告確於上開時、地向職司偵查犯罪之警方及兼有追訴犯罪之檢察官申告蘇信昌、戴國忠對其為傷害犯行一情，自堪認定。
㈡被告前開申告事實並非憑空杜撰，論述如下：
1.被告指述其於103年1月5日中午12時許，在基隆市中正區正濱漁港內，與戴國忠下象棋賭博，嗣蘇信昌前來該處，其遭蘇信昌徒手毆打，致其受有左臉及左耳瘀腫與左胸壁挫傷之傷害一節，業據證人蘇信昌於警詢（見偵卷第4頁、第41頁），證人戴國忠、 洪梅笑 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戴國忠部分見偵卷第8頁、第41頁；洪梅笑部分見偵卷第18頁、第41頁背面），證人 葉阿泉 於原審審理時（見原審卷第29至30頁）證述明確。被告確於前開時、地遭蘇信昌毆打一節，堪以認定。則被告申告其於前開時、地遭蘇信昌傷害一節，並非子虛。
2.證人戴國忠於警詢時證稱：蘇信昌在一旁解釋要如何下棋，被告要其不要亂講，蘇信昌突然以手打被告頭部，伊見狀先將蘇信昌拉開，向其稱不要打被告，之後伊將被告從地上拉起，被告稱還要再玩，伊稱不要再玩，被告與蘇信昌又發生衝突，2人互毆，伊先將蘇信昌拉開，再將被告拉出去等語（見偵卷第8頁），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蘇信昌以手打被告2下，被告坐的椅子倒地，被告亦跟著倒地，被告爬起來邀伊繼續玩，伊稱不要玩，被告與蘇信昌又吵起來，伊見蘇信昌將被告打到地上，伊將被告扶起，並未抱住被告，蘇信昌未再打被告等語（見偵卷第41至42頁），證人洪梅笑於警詢時證稱：被告與 伊夫 戴國忠下棋，蘇信昌在一旁解釋要如何下棋，被告要其不要亂講，蘇信昌突然以手打被告頭部，戴國忠見狀先將蘇信昌拉開，並將被告從地上拉起，被告稱還要再玩，戴國忠稱不要再玩，被告與蘇信昌又發生衝突，
2人互毆，戴國忠先將蘇信昌拉開，再將被告拉出去等語（見偵卷第17至18頁），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伊夫戴國忠與被告下棋，至第二盤時，蘇信昌前來，第三盤和棋，但被告稱不要和棋，蘇信昌稱和棋，蘇信昌便打被告，戴國忠將渠等拉開，被告稱還要再玩，戴國忠稱不要，被告與蘇信昌又互罵打起來，戴國忠便將被告拉開，便直接分開等語（見偵卷第41頁背面）。依證人戴國忠、洪梅笑前開證述內容，渠等均證述蘇信昌毆打被告過程中，戴國忠確有「拉」被告之動作，足認戴國忠與被告於前開過程中確有肢體接觸。再者，雖被告所指述其遭戴國忠「由後抱住」一節，與證人戴國忠所稱「拉起」、「扶起」被告、洪梅笑證稱「拉開」被告等情不符，然證人戴國忠、洪梅笑並未具體描述渠等所稱戴國忠「拉」、「扶」被告之位置及具體動作為何，而肢體動作之描述極易因個人主觀感覺或用詞習慣而有不同，尚難僅因渠等用語有別，遽認被告指稱戴國忠與其身體接觸一節全屬子虛。更進者，證人戴國忠於警詢時證稱其將被告由地上拉起等語（見偵卷第8頁），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被告被打在地，其將被告扶起等語（見偵卷第41頁），可見戴國忠描述自身舉措之用語亦無法精確。參以戴國忠所稱其當時係將被告由地上拉起或扶起，而依常人生活經驗，欲使人由地起身，應會碰觸該人身體以助其起身，實不會僅以手拉為之，則戴國忠此時與被告肢體之接觸，實無法排除被告主觀認為其遭抱住之可能。又證人戴國忠、洪梅笑雖證述戴國忠先將蘇信昌拉開等語（見偵卷第8頁、第18頁），然被告突遭蘇信昌毆打，衡情首重防護自身，是否旋即察覺蘇信昌曾遭拉開一事，不無可疑，且被告於遭毆打之際，復遭戴國忠對其為其認屬「抱住身體」之舉，被告因而認為戴國忠係助蘇信昌便於傷害一情，尚難認悖於情理。從而，依證人戴國忠、洪梅笑前開證述，可認被告主觀所認其遭蘇信昌毆打之際，戴國忠對其身體所為舉措或與戴國忠、洪梅笑認知不同，然縱被告主觀認知有誤，尚與故意捏造不實事實入人於罪之誣告要件有別。
3.證人蘇信昌就戴國忠有無拉扯被告一節，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戴國忠並未拉扯被告等語（見偵卷第41頁），不惟與其於警詢中證稱戴國忠欲將其與被告拉開之情不符（見偵卷第4頁），且與戴國忠自承曾拉被告一節齟齬，況戴國忠自承拉開被告一情，復有證人洪梅笑證言可佐，已如前述，則證人蘇信昌證述戴國忠並無拉被告一節，自無足採。然認定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要非反證不成立，即得推定事實，此乃刑事訴訟認定犯罪之基本原則，故縱蘇信昌所證戴國忠未拉扯被告一節有所不實，尚非得以據此推認戴國忠有如被告所指共犯傷害之情。又雖戴國忠並未與蘇信昌共同傷害被告，且證人蘇信昌於警詢證述戴國忠係為拉開其與被告，然戴國忠當時所為該等舉措，有使被告認係將其抱住以使蘇信昌毆打一節，論述如上，被告指述戴國忠傷害犯行應係誤認，證人蘇信昌前開戴國忠係將其與被告拉開之證述，尚不足據以認定被告有何虛構事實之誣告犯行。
4.證人葉阿泉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伊因運動走至該處，伊在該處見到2個人在下象棋，伊不知渠等姓名，有一個年約50餘歲之人﹙蘇信昌﹚，教與被告下棋之人如何下棋，被告便對該人﹙蘇信昌﹚稱「我們在下棋，你在旁邊看就好，你跟他說幹嘛」，該人﹙蘇信昌﹚回稱「我看不行嗎」，便靠過來打被告，之後與被告下棋之人﹙戴國忠﹚便繞過來由後抱住被告，抓住被告讓蘇信昌打，蘇信昌打被告頭部、胸部，可能有打1、20下，伊看打成這樣很危險，便趕快過去擋蘇信昌，對方還要打伊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29至32頁）。雖證人葉阿泉與被告所稱戴國忠與其身體接觸情節一致，然此節僅能證明當時雙方肢體接觸客觀情境，並無法排除證人戴國忠、洪梅笑、蘇信昌所述戴國忠係為排解被告與蘇信昌衝突因而與被告肢體接觸之可能，自無法以之認定戴國忠共同傷害犯行。更遑論證人葉阿泉所稱戴國忠抱住被告讓蘇信昌毆打一節，與前開認定戴國忠並無共犯傷害之事證不符，自無法推翻被告係源於誤會而申告之認定。惟雖被告就戴國忠於前開情境下接觸其身體之舉解讀為共同傷害之主觀認知有誤，然此節尚與誣告所指虛構犯罪事實誣指他人犯罪之構成要件有別，要難因此即以誣告相繩。
5.被告雖於警詢時指稱：伊與蘇信昌並無結怨，係戴國忠唆使蘇信昌毆打伊等語（見偵卷第13頁），然被告於同次警詢亦稱：伊無法證明蘇信昌係受戴國忠唆使等語（見偵卷第13至14頁）。由被告前開陳述過程，可知被告所稱戴國忠唆使蘇信昌傷害一節係其臆測至明，此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與蘇信昌無恩怨，伊猜係戴國忠要其毆打伊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背面）亦可見一斑，被告僅係陳述臆測之詞，並無虛構事實，此節自與誣告要件未合。又被告指稱蘇信昌毆打
1、20下一節，有證人葉阿泉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蘇信昌打被告10幾下等語（見原審卷第30頁背面）；蘇信昌打被告1、20下等語（見原審卷第32頁）可資佐證。比對被告與證人葉阿泉所述情節可認被告所稱遭蘇信昌毆打多下一節，並非全然無據。雖證人蘇信昌陳稱其打被告2、3拳等語（見偵卷第41頁），與被告指述情節不盡相符，然蘇信昌確有毆打被告一節，既據證人蘇信昌證述如上，足認確有其事，至毆打次數、情狀等情，要屬枝節之事，實難強要遭受傷害之人於案發時仔細觀察並清楚記憶，縱被告記憶未臻精確，亦屬情理之常，尚難以此指摘被告有何虛構不實之意，更遑論被告所述此節係指蘇信昌傷害犯行，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誣指戴國忠將其抓住讓蘇信昌毆打之行為有別，尚難以此佐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前開犯行。另被告所稱蘇信昌到場後一言不發即毆打伊等語（見偵卷第13頁、第40頁背面、本院卷第23頁背面），此節與證人葉阿泉、蘇信昌、戴國忠、洪梅笑均證述蘇信昌觀看被告與戴國忠下棋，並教導戴國忠下棋，與被告發生不快，進而毆打被告等情有所不符，然此節係蘇信昌毆打被告之緣由，與被告指述戴國忠將其抱住以供蘇信昌毆打要屬二事，縱被告隱匿其與蘇信昌衝突之緣由，亦難以此認定被告所稱戴國忠抱住其身體一節亦屬虛構。是前開各節，尚不足認定被告有何虛構事實之誣告犯行。
6.末者，證人戴國忠於警詢證稱：因被告要告蘇信昌傷害，要伊作證，伊不要，被告便告伊傷害等語（見偵卷第9頁），證人洪梅笑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事發幾天後，被告要戴國忠做證人，戴國忠稱大家都是朋友為何要當證人，之後一段時間沒消息，被告便去告戴國忠打人等語（見偵卷第41頁背面）。惟姑不論並無事證可佐證人戴國忠、洪梅笑所稱被告要求戴國忠為證之事，況戴國忠拒絕為證一事與被告申告戴國忠傷害一節之關連，純屬證人戴國忠、洪梅笑個人意見，難認信實，自無法以此為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行之佐證。
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上開事證，均無法證明被告誣告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犯罪，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諭知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起訴書已舉出證人蘇信昌之證述可證明戴國忠沒有抓住被告讓蘇信昌毆打之事實，又證人洪梅笑與戴國忠均可證明戴國忠沒有抓住被告讓蘇信昌毆打，且被告要求戴國忠出面為蘇信昌傷害被告作證，不然要對之提出傷害告訴之事實，復未有何事證足認證人戴國忠、洪梅笑、蘇信昌有偏頗之具體事實，自不宜以其間具夫妻關係或係衝突對立關係，遽認其證詞偏頗而不可採。此外，本件偵查已甚完備，證人葉阿泉係被告於審理時始聲請傳訊之證人，是否因與被告間具某種交情而出面為被告作證未可知，亦難認其於審理時之證述完全可採等語。然上訴意旨所指證人蘇信昌證述戴國忠未抓住被告一節，難認信實，認定如前。又證人戴國忠、洪梅笑之證述不足證明被告有何虛構犯罪事實之舉，業已論述如上（見理由欄五㈡1所述），上訴意旨猶執此證明被告犯行，要無可採。至證人葉阿泉所述蘇信昌毆打被告時，戴國忠由後抱住被告一節，雖與被告所述相符，然此節僅可證明戴國忠於被告遭蘇信昌毆打過程中，確與被告有所肢體接觸之事，而前開情節亦有證人戴國忠、洪梅笑、蘇信昌證述可佐，故證人葉阿泉證述所證內容並未逾越證人戴國忠、洪梅笑、蘇信昌所述情節，況證人葉阿泉就蘇信昌毆打被告之緣由，即與被告所述不符，反與證人戴國忠、洪梅笑、蘇信昌所述相符，苟被告勾串證人葉阿泉，何以雙方所述未盡相符。上訴意旨並未指出證人葉阿泉所言有何不實，泛言證人葉阿泉是否因與被告具某種交情而出面作證尚未可知云云，自屬無據。上訴意旨所指均無可採，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4年5月7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洪于智
法官蕭世昌法官何燕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賴資旻中華民國10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