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30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1月15日
裁判案由：擄人勒贖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０二號上訴人甲○○上列上訴人因擄人勒贖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七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更㈠字第三七三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四年度偵字第一五二０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依憑證人即被害人乙○○、證人 蔡宜衡 、周文正、 林信志 、 王于欣 、同案被告 古育偉 （另案經判刑）分別於警詢、偵查、第一審之供述，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警察隊函、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診斷證明書、檢察官勘驗筆錄及翻拍畫面相片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甲○○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擄人勒贖犯行，且敘明上訴人否認該犯行，辯稱伊無擄人勒贖犯意，係與被害人間之債務糾紛，本票係「小義」強迫被害人簽立，與伊無涉；被害人遭妨害自由達十小時，果係勒贖，伊豈會僅取新台幣四萬元即釋放被害人；途中被害人所搭車輛曾發生車禍，其後又出入多處公共場所均未呼救，顯證本件非擄人勒贖云云，為不足採信，於理由內詳予指駁說明，認上訴人犯行明確，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擄人勒贖罪刑（量處有期徒刑），已詳述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何違法情形存在。上訴意旨略以：㈠、古育偉經另案依妨害自由罪論處，原審對上訴人論以擄人勒贖之罪，一案二判，自屬違法。又原審未審酌有無成立恐嚇取財或強盜之罪，逕論上訴人犯擄人勒贖罪，適用法則違背法令。㈡、上揭證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乃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原判決未就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如何審酌認為適當或無顯不可信等情形，說明所憑心證之理由，偵查之供述未賦予上訴人對質詰問，原審遽採為判決依據，與證據法則相悖，併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被害人於第一審曾證稱網路上與上訴人發生口角者乃古育偉，上訴人有告知係因被害人同意幫古育偉清償上訴人代墊款項之債務未決，始押其籌款及簽本票；王于欣於第一審亦證稱被害人有積欠上訴人款項。原審採信被害人不利於上訴人之陳述，而不採被害人及王于欣上揭證詞，復未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及說明不予傳喚之理由，有採證不當及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㈣、蔡宜衡、林信志轉述被害人事後告知遭人綁架云云，乃傳聞證據，原判決採納為上訴人犯罪之證據，採證違法；王于欣於第一審證述被害人於車禍當時距離處理之員警僅一公尺左右，被害人竟未求救，原審對此有利上訴人之證據未予採納，復未說明不採納之理由，理由不備。㈤、 呂良彬 經另案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上訴人重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原審量刑輕重失衡，且未斟酌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上訴人之刑責，自有違法云云。惟查：㈠、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所為之判斷，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能指為違法。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之作用，而為上訴人有罪之認定，且就採納被害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摒棄上訴人否認擄人勒贖之各辯解及被害人、王于欣上揭陳述，如何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等情，已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指駁，並敘明本於調查所得之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判斷之理由，所為論斷及說明，核無採證違法或與客觀存在之經驗與論理法則相違之情形，要無判決不適用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之違誤。㈡、我國刑事訴訟法係採實質真實發現主義，審理事實之法院應依調查證據之結果，獨立認定事實，不受其他判決之拘束。本件原判決已於理由內說明除上訴人外， 張志煌 （另案經判刑）、呂良彬、「小義」者亦為本件犯行之共犯，惟不及於古育偉。原審依調查證據結果，本其確信之心證所為認定，屬事實審認定事實職權之行使，倘無悖於證據法則，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要不能僅以古育偉另案判決妨害自由罪名，遂執他案之結果，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㈢、刑法上恐嚇取財罪、強盜罪及擄人勒贖罪，固均以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為目的，惟恐嚇取財罪，不以將來之惡害恫嚇被害人為限，即以強暴、脅迫為手段，但被害人未達不能抗拒之程度，使其交付財物，亦屬之；若係以使用強暴、脅迫等手段，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即係強盜行為；擄人勒贖罪，則以意圖勒贖而擄人為構成要件，後者犯罪態樣，係將被害人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下，予以脅迫，以便向被害人或其關係人勒索財物，因此擄人勒贖罪本質上為妨害自由與強盜結合。在形式上則為妨害自由與恐嚇罪結合。區分強盜與擄人勒贖罪，係以是否將被害人擄走脫離其原有處所，使喪失行動自由，而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為其區別標準。本件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將被害人擄走其原有處所，使喪失行動自由，而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自非單純施以強暴、脅迫等手段，使人交付財物之恐嚇取財或強盜行為，原判決論以上訴人擄人勒贖之罪，適用之法則，洵無違誤。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二項規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同意作為證據。卷查上訴人及其原審之辯護人對於上揭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原審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見原審更㈠卷第四０頁、五三頁背面、五四頁），原判決審酌各該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具有證據能力，並採為上訴人犯罪之論據，於法即無不合。又原判決已敘明上揭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核無未說明之情事，上訴意旨復未具體指摘證人此部分之陳述有如何俱顯不可信之例外情形，執此指摘，自屬無據。再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惟是否行使詰問權，屬被告之自由，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詰問權，或證人客觀上有不能受詰問之情形，自無不當剝奪被告詰問權行使之可言。卷查上揭證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經具結之陳述，依上說明，本屬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雖未經上訴人於偵查程序為詰問，然稽之第一審及原審筆錄內容，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第一審對被害人進行交互詰問（見第一審卷第六四頁）後，第一審及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訊以「尚有證據請求調查？」，均答稱「沒有」（見第一審卷第九四頁，原審更㈠卷第五五頁背面），顯已認無再傳喚上揭證人調查詰問之必要，原審未再傳喚調查，難謂有不當剝奪其詰問權之行使。是原審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提示偵訊筆錄證據，並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後，本於職權之行使採納為上訴人犯罪之證據，核與證據法則無違。又上訴人於原審並未聲請傳喚被害人作證（見原審更㈠卷第四一、五五頁背面），上訴人至提起第三審上訴方為此項爭執，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之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㈤、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如何依刑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審酌上訴人犯罪之一切情狀，而於法定刑內量處適當之刑，自不得指為違法。又犯擄人勒贖罪，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減輕其刑；取贖後而釋放被害人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定有明文。故犯擄人勒贖罪，於取贖後始釋放被害人者，是否減輕其刑，法院本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為擄人勒贖之首謀，意圖勒贖而擄人後，先持球棒等器物毆打被害人，再由其及其他共犯接續強押被害人向友人取贖或籌款，其惡性非輕，綜合審酌本案犯罪過程，乃未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後段規定減輕上訴人之刑，無違法可言。再共犯涉案情節有別，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比附援引呂良彬之量刑執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論據。上訴人徒憑己見，泛言量刑輕重失衡云云，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此外，上訴意旨，就原審依職權採證認事之適法行使，或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專憑己見，任意指摘為違法，且為單純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法定上訴要件。依前揭說明，應認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官石木欽
法官洪佳濱法官呂丹玉法官段景榕法官張祺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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