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73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11月12日
裁判案由：擄人勒贖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三五號上訴人甲○○選任辯護人 賴鴻鳴 律師
黃俊達 律師 蘇文斌 律師上訴人乙○○選任辯護人 許雅芬 律師上訴人丙○○選任辯護人 江信賢 律師
熊家興 律師 曾靖雯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擄人勒贖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訴字第四三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六七八三、九八九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甲○○、乙○○、丙○○（下稱上訴人等三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共同意圖勒贖而擄走告訴人 曾俊欽 之犯行罪證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均論上訴人等三人以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罪，甲○○、乙○○各處有期徒刑拾年；丙○○處有期徒刑玖年；並均為相關從刑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三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等三人否認犯行部分之供詞及其等所辯各語認非可採，詳加論述指駁。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甲○○上訴意旨略稱：（一）本案發生於民國000年0月000日，同年五月三日丙○○才製作第一次警詢筆錄，並非現行犯，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間，已經過四天時間，何以其於警詢時之陳述有可信之特別情怳，原審未詳加說明；又原判決事實認：上訴人等三人並議定萬一擄人未成功，即謊稱丙○○與人發生車禍遭人羞辱，擄人報復為由，作為脫罪之詞云云。既認丙○○於製作警詢筆錄前，曾有勾串之行為，亦未說明何以其警詢筆錄有特別可信之情形？再，乙○○之原審辯護人曾爭執丙○○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原判決未就此詳予說明，遽認丙○○之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俱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二）原判決認上訴人等三人共謀擄人勒贖，並由丙○○、甲○○挾持被害人等情，然未說明上訴人等三人係基於何種犯意為之？而其謀議時與實行擄人勒贖行為已相隔數月，犯意是否有所變更，亦未載明。又由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觀之，無法判斷甲○○究係犯擄人勒贖及強盜未遂之數罪併罰，抑擄人勒贖既遂，俱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三）依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該持槍男子就向伊說他只是要錢而已，要伊配合他到暗一點的地方拿錢等語。足見甲○○所為係強盜行為，縱甲○○基於擄人勒贖之犯意為之，依「所知重於所犯，應從所犯」之法理，應以強盜罪論擬，原審不察，仍依意圖勒贖而擄人罪論處，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等詞。乙○○上訴意旨略以：（一）依甲○○、丙○○之證言，得知係由甲○○選定擄人勒贖對象之被害人，並非乙○○；而丙○○亦無法證實乙○○涉及共謀選定被害人，且稱乙○○係事後才得知本案經過等語。況依丙○○所述：伊可分得新台幣（下同）一千萬元贖金中之三百至四百萬元，其餘由甲○○取得等語，並未陳稱：乙○○可與甲○○共同分得六百萬元云云。原判決採信甲○○、丙○○之證言，認甲○○與乙○○可分得六百萬元，並資為乙○○確有共謀之證據，其認定事實與所採證據不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二）原判決既認乙○○之九十七年五月二日二十一時十七分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應以原審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勘驗筆錄記載為準，卻援引附於警卷第一七八至一八一頁之警製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資為認定乙○○參與本件犯罪之依據，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三）乙○○自警詢迄原審一再陳稱：甲○○案發當日所使用之手機及門號為乙○○所有，甲○○遺失手機及門號，聯繫乙○○，乙○○基於男女朋友之情及係手機門號所有人，當然立即辦理手機門號停話掛失等情。然原審不察，逕以甲○○與乙○○案發後簡短之通話內容及通聯紀錄，推斷乙○○參與本件犯行，既不採納乙○○前揭有利之陳述，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等語。丙○○上訴意旨略以：（一）丙○○於原審所提出之「刑事辯護狀」，已明確為「認罪」之表示，並於原審審理時為認罪之陳述。然原判決理由竟記載：丙○○否認有向曾俊欽家屬勒取贖款之意圖云云，與前揭書狀及筆錄記載不符，採證違法。（二）丙○○職業為臨時粗工，高職畢業，智識程度不高，係聽命老闆甲○○行事。其又未取得贖款，亦未造成被害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損害，與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情節相仿，情輕法重，尚非不可憫恕，原審既未審酌，又未於理由內說明不依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量刑不當之違法。（三）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等三人共謀擄人勒贖財物云云，然於理由欄就丙○○與乙○○如何達成共謀，未加說明，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四）丙○○雖於警詢、偵訊時陳稱：預計勒贖一千萬元，事後甲○○要給伊四百萬元等語；然甲○○於警詢、偵訊時供稱：預計勒贖一千萬元，如果得手就以五五方式分贓，伊與丙○○二人各取一半等詞，兩人所陳並不一致，且均未言及乙○○部分，原審未調查丙○○與甲○○約定如何分贓，有調查未盡之違法等詞。惟按：（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所定之傳聞法則例外，係指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即例外得為證據。其中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所獲可信性之保證者而言。證人所為之先前陳述，相較於審判中之陳述，是否具有更可信之特別情況，應依其陳述時外部之客觀情況，綜合比較判斷之。原判決業已說明：甲○○之原審辯護人雖主張證人即共同正犯丙○○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然查丙○○之警詢筆錄，與其於第一審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並不相符，審酌該證人於警詢時因距案發期間較為接近，且彼此間勾串之機會較少，其警詢筆錄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甲○○犯罪之重要證據，因認其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等由（見原判決第四頁，理由壹、一）。已就有爭執之丙○○於警詢時之陳述，說明如何有證據能力之理由，所為論述，於法尚無不合。雖就乙○○之原審辯護人亦爭執丙○○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未一併說明，稍欠周詳，然於判決本旨顯無影響，不得據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至原判決事實記載上訴人等三人議定萬一擄人未成功，即謊稱丙○○與人發生車禍遭人羞辱，擄人報復為由，作為脫罪之詞部分。係說明上訴人等三人如何先行議定脫罪之詞，此部分非屬丙○○於警詢陳述時外部之客觀情況範疇，甲○○上訴意旨執以主張丙○○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並未「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之論據，顯有誤會。就此指摘，自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二）原判決事實認定甲○○如何選定告訴人為擄人勒贖之肉票，共同意圖向告訴人之家屬勒贖一千萬元，而擄走告訴人等情，業已明白認定甲○○共同基於意圖勒贖而擄人之犯意，而實行本件犯行。於理由貳、四亦載明：丙○○持外觀上與真槍相仿之瓦斯槍抵住告訴人之腹部，已有效控制告訴人之行動能力，並將告訴人由台南市○○路圓環搭載至海安路三段停車場，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告訴人即使事後趁隙逃逸，致無機會向告訴人之家屬勒取贖款，但上訴人等三人之行為仍已達擄人勒贖罪之既遂階段等由明確。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論甲○○以意圖勒贖而擄人罪刑，於法並無不合，亦不生適用「所知重於所犯，應從所犯」之法理，及無從判斷甲○○所為究係犯擄人勒贖及強盜未遂之數罪併罰，抑擄人勒贖既遂之問題。甲○○上訴意旨（二）、（三）或未依卷內訴訟資料或徒憑己意漫事指摘，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犯罪之謀議，除共同正犯中之同謀犯，因其並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以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外，其餘參與實行犯罪行為之共同正犯，法院對其事前有無參與犯罪之謀議，則無須為明白之認定，或以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依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三人均係實行共同正犯而非同謀共同正犯之同謀犯，對於丙○○、甲○○參與實行犯罪行為前有無與乙○○共同謀議及如何謀議等非待證事實，原無特別加以認定及為證明之必要。乙○○上訴意旨（一）、丙○○上訴意旨（三）就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等三人如何共謀部分，指摘其事實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有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云云，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原判決理由貳、二之㈧說明：乙○○於九十七年五月二日撥打電話給告訴人之父 曾明正 之友人 馮清旺 ，通話內容係討論若是警方通知上訴人等三人到警局說明，其三人包括乙○○應如何應對，以及乙○○拜託馮清旺向曾明正說情之情形（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見警卷第一七八至一八一頁），由上開通聯譯文之內容可知，乙○○並非僅為甲○○、丙○○而拜託馮清旺，更是為了自己所參與之部分，討論如何與警方應對。則由乙○○於案發後積極與告訴人之家屬聯絡，以及透過友人之關係向告訴人家屬說情之情形，益足證明乙○○確實有參與本件擄人勒贖犯行等由。所援引警卷第一七八至一八一頁之警製通訊監察譯文，係「九十七年五月二日十八時八分至同日二十一時十五分」部分，此與原判決理由壹之三載述：乙○○「九十七年五月二日二十一時十七分」之通訊監察錄音部分，經原審於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勘驗明確，該部分內容應以原審勘驗筆錄記載為準。二者並無牴觸之處，核無乙○○上訴意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情形，就此指摘，要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五）原判決理由敘明：告訴人在台南市○○路○段文元國民小學旁停車場逃脫後，丙○○即搭載甲○○離開現場前往西門路圓環騎乘甲○○停放在該處之機車，甲○○發現其手機掉落在曾俊欽之車上後，即返回海安路三段停車場欲找尋手機，但是發現警察在現場，甲○○遂找其友人 翁德仁 ，並於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時十五分四十一秒借用翁德仁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乙○○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告稱「慘了，出事了，手機不見了」，乙○○隨即於同日晚上九時二十七分六秒將甲○○所持用之電話掛失等情，業據甲○○、乙○○迭於警詢、偵訊、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並有乙○○之通聯紀錄一紙在卷可按。則甲○○於行動失敗後第一個聯絡通知者係乙○○，而乙○○在接獲甲○○打來短短七十秒僅告知前述內容，未再辨明原委，即匆忙將交予甲○○使用之行動電話號碼辦理掛失，依常情推斷，若非乙○○負責接應而參與本案，甲○○何須於借到電話後，立即將原本應不欲人知之犯罪行為通知乙○○？況甲○○聯絡乙○○之前揭電話，內容簡略，並未將事情原委全盤告知，乙○○何以在情況尚未明朗時，即將甲○○所持用之電話掛失等由。自已不採乙○○就該部分所為之辯解。核無乙○○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就此爭執，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六）原判決理由貳、一所載：「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跟監被害人曾俊欽，並伺機持黑色瓦斯槍將被害人曾俊欽押上車之事實，惟……否認有向曾俊欽家屬勒取贖款之意圖……」等旨。其中關於丙○○否認有向曾俊欽家屬勒取贖款之意圖部分，雖與丙○○於原審所提出之卷附「刑事辯護狀」，陳明其「認罪」，及其於原審審判時為認罪之陳述，未盡相符，然其於原審既坦承確有勒贖之意圖，則於本件認定其確犯意圖勒贖而擄人罪之判決結果顯無影響，又原判決係審酌丙○○於警詢、偵訊時坦承犯行，於第一審審理時改為否認犯行等一切情狀，因而維持第一審量處丙○○有期徒刑九年之判決，並未以丙○○於原審坦承犯行與否，為其量刑依據之一，於判決本旨亦不生影響，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仍不得執為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七）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與否，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原判決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殊不能任意指摘原審未依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丙○○之刑，及未於判決理由內就此特別加以說明，係屬不備理由及量刑不當之違法，而執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八）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揭櫫當事人調查證據主導權之大原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瞭仍有待釐清時，固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裁量是否補充介入調查。但如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或無再調查之必要，法院未為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不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等三人選定告訴人作為擄人勒贖之肉票，意圖向告訴人之家屬勒贖一千萬元，事後分給丙○○四百萬元，甲○○與乙○○則可分得六百萬元等情，係綜核丙○○於警詢、偵訊中之自白，核與甲○○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之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之情節相符，以為認定。卷查丙○○於九十七年五月三日偵訊時陳稱：「今年三月底左右，甲○○帶我去要勒贖被害人所置放空屋時，說事成後要給我四百萬（元）。」等語（見偵字第六七八三號卷第五頁），其於警詢時陳稱：「至於乙○○和我老板（指甲○○）的部分我便不知道如何朋分。」等詞（見警卷第一一頁）。則原判決認定甲○○與乙○○可分得六百萬元，與卷內資料並無不合。核無乙○○上訴意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情形。又原判決既採丙○○此部分證詞，自不採丙○○、甲○○所為有異於此之陳述，此乃採證之當然結果，縱未另加說明，亦無違法之可言。此部分事實既臻明瞭，丙○○及其原審辯護人亦未聲請調查證據，原審未另為無益之調查，此屬法院調查證據裁量權之適法行使，究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有別，丙○○上訴意旨就此指摘，顯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九）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及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其等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邵燕玲
法官李伯道法官孫增同法官李英勇法官李錦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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