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307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6月09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四號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麗娟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一七一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二０七八六號，九十六年度偵緝字第一三一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一）、依保險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為要式契約。故以保單質借之契約應以書面為之，並經被保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借據上親自簽名確認，不得委由他人代簽。所謂概括授權對於保險契約及保單質借並無適用之餘地，即使被保險人概括授權要保人代簽，仍須向被保險人確認其真意，以防道德危險之發生。被告為資深保險業務員，竟未依規定辦理，擅自分別於三張保單借款借據（下稱系爭借據）上簽署 張鑫城 、 張孔博 、 張甄庭 （下稱張鑫城等三人）之姓名，自難辭偽造私文書罪責。縱其曾徵得要保人 張光山 同意，但未履行對被保險人告知義務前，逕依一般契約方式處理，於系爭借據上簽署被保險人張鑫城等三人之姓名，不容諉為無偽造文書之主觀上犯意。原判決對於保險契約及保單質借之特性與保險業務員之專業性未深入探討，遽將保險契約與一般契約同視，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二）、被告辯稱已得張光山同意借款純屬謊言，張光山於系爭借據書立期間，即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五日前後，並無簽發新台幣（下同）一百四十萬元支票借予被告，亦未曾收受被告所簽發同額擔保支票。因被告周轉困難，張光山乃簽發第一商業銀行九十五年二月六日，金額四十萬元支票一紙借予被告使用。被告還款後，旋於同年月十五日，再借得另紙二十萬元支票，然此筆款項被告迄未返還，所謂與張光山有大量資金往來，純屬子虛，被告前借二十萬元仍未還，且信用不佳，張光山豈有再出借之理。而保單借款用途，被告於第一審供稱：因張光山須繳保費太多，故其提議以保單借款云云。嗣又改稱：保單借款係為支應其票款云云，前後所述不一，且與事實不符，無非臨訟編造，原審未察，逕採信被告辯詞，令人難以置信。（三）、系爭借據，被告業已對其中張鑫城、張甄庭部分，於偵查中承認為其所簽名，顯非經張光山同意後簽名，原判決認已概括授權被告代簽，顯有未合。況張鑫城為張甄庭、張孔博之法定代理人，且與張光山係各自獨立，原判決認被告代簽張鑫城等三人之簽名，均獲概括授權，顯然違背經驗法則，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又被告犯罪後恐犯行暴露，擅自向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申辦變更保戶通訊地址至被告住處，業據證人張鑫城於偵查中證述甚明，以使張鑫城等三人無法收到催繳保費通知，如被告已得張光山同意借款，何需如此。（四）、張光山對於以保單借款一事，事先毫無所悉，自無可能同意，已據張光山於偵審中結證供述甚明。關於質借款項匯入其郵局帳戶，係因被告以需要匯入款項為由，向其借用現已不用之戶頭供被告使用，且未告知匯入金額若干，乃一併將空白提款單蓋章後交付被告，由被告自行填寫，此觀提款單上字跡並非張光山之筆跡即可明瞭。（五）、張光山於第一審審理時對於系爭借據上「張光山」簽名，雖表示「我沒辨法肯定是否我簽的」等語，惟距案發時已近三年，且其年事已高，對於案情不免記憶模糊，難期明確，其於九十五年十月間，發現保單被人拿去借款時，對於借據上之簽名已否認為其所簽，更不知保險公司有收息之情形，已於偵查中結證綦詳，該陳述距案發時較近，記憶猶新，較具可靠性，原審不採，逕採其嗣後審理中之供述，又未敘明不採偵查中證言之理由，原判決顯有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於九十五年三月五日，在不詳地點，利用業務之便，偽造張鑫城等三人之署押於系爭借據上，偽造保單借款借據之私文書，向不知情之國泰公司提出申借而行使之，使國泰公司誤以為要保人張光山所質借，而於同年三月七日分別貸予保單借款十九萬七千元、十一萬五千元、七萬八千元，被告合計詐得三十九萬元等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罪嫌。經審理結果以：被告堅決否認被訴犯行，辯稱：伊與張光山原本就有金錢借貸關係，為避免遭退票，乃央求張光山以保單質借方式，向國泰公司借款三十九萬元，供其軋票款，經張光山同意辦理，該筆質借金額先匯入張光山之帳戶後，再由其填寫提款單交給伊向郵局領出，轉存伊在第一商業銀行之支票帳戶供兌領，並無偽造文書等語。張光山於第一審結證稱：伊有幫別人向被告買保險，除伊女兒 張秋錦 部分是其自己出錢購買外，其餘部分均是伊基於長輩身分幫我兒子、太太、孫子投保的，伊將保險契約帶回去給他們填寫後，再將填妥之契約交給被告，上面之簽名是否由伊代簽，現已忘記等語。另張鑫城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系爭借據上張鑫城、張甄庭之簽名都不是本人所簽；張甄庭為伊女兒，有關保險之事，均授權伊父親（即張光山）處理等語，足徵張鑫城等三人，在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均以張光山為要保人而締約，並概括授權由張光山處理保險相關事宜甚明。系爭借據上「張光山」之簽名，張光山當庭表示：「我沒辦法肯定是否我簽的。」等語（見第一審卷第四五頁）。而依卷附張光山聲明書、陳報狀、偵訊筆錄、證人結文等文件上簽名筆跡特徵觀察，無論就運筆順序、字型結構、轉折頓挫等各項，均與系爭借據上「張光山」之簽名極為相似，而與被告之筆跡明顯不同。經原審檢附相關借據及張光山本人聲明書、筆錄簽名、證人結文簽名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無法鑑定是否張光山所親簽，有該局函附卷可按，是依本案存卷證據資料所示，難認系爭借據上「張光山」之簽名係被告所偽造。又該三筆借款均匯入張光山之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號、局號：0000000號）內，且該郵局帳號係張光山親自提供被告作為保單質借匯款之用，並由張光山開立提款單連同郵局存摺一併交予被告提領該筆款項乙節，業據張光山證述在卷，並有提款單一份、保單借款借據三份在卷可考（見第一審卷第九三、九四、一○一頁、第一○九至一一一頁）。則張光山若無向國泰公司質借，何需在該系爭借據之借款人欄簽寫自己姓名，又何必告知被告郵局帳號並開立取款單連同郵局存摺一併交付被告提領該筆借款，被告主觀上亦認為張光山已得被保險人張鑫城等三人之授權。尤其系爭借據之格式迥異於一般要保或取款文件，張光山在取款單上填寫之金額三十九萬元，更與該三份借據加總之金額完全相符，殊無錯認誤寫之可能。張光山嗣後否認以保單質借一事，核與上開卷證資料不符，不足採信。應認該三筆借款，係經被保險人張鑫城等三人概括授權，且經張光山同意後向國泰公司書立借據申貸，質借款項悉數匯入其郵局帳戶後，由被告提領等情無疑。因認被告無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乃維持第一審關於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說明其論斷所憑之依據及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論理法則或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另查：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供述證據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證據，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從而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證據法則所不許。本件被保險人張鑫城等三人於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均係要保人張光山基於長輩之立場，為其子張鑫城及孫子（女）張孔博、張甄庭之利益所簽訂，已據張光山供明在卷，張鑫城復於偵查中結證稱：「有關保險之事，都是授權其父親（張光山）處理」等語，足證張光山為本案保單質借相關行為，確係經張鑫城等三人之授權無誤。張光山為幫助被告解決支票周轉困難，允予所執張鑫城等三人之國泰公司保單質借，將已於要保人欄簽署「張光山」姓名之三張系爭借據連同保單（保險契約）交付被告向國泰公司辦理質借手續，又將撥款之郵局帳號、存摺及存簿儲金提款單交付被告提領該質借金額三十九萬元等事實，均經張光山供證在卷，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故本件顯係經張光山同意後質借無誤，原審認被告所辯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核無違誤。此外原審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綜上，原判決已說明其就案內所有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判決之認定理由。難謂有何上訴意旨（一）、（四）、（五）所指違反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或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情形。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審已調查、判決理由已說明或與本件犯罪構成要件無關之事項，仍執陳詞徒憑己見再為事實上或細節上之爭執，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九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花滿堂
法官黃正興法官洪昌宏法官徐昌錦法官王聰明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日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