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164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1年04月05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四七號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葉聯鎔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一八○七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六○六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葉聯鎔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罪事實，因而維持第一審適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之相關規定，論處被告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罪刑，及諭知相關從刑之科刑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被告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否認之供詞及其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要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被告就魏華容於系爭印鑑證明申請書及委任書上盜蓋 黃慶開 印文之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原審就魏華容、黃慶開等之供述未詳查究明，而認被告未參與該盜蓋黃慶開印文之行為，要有未合。
（二）被告於系爭申請印鑑證明委任書二份簽署「黃慶開」姓名之日期，何以非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分別填載，更審未詳加調查釐清，而認均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簽署，亦有未合。（三）本件被告有否與魏華容基於共同之犯意，而偽造系爭支票予以行使，有所疑義。 蕭富清 之陳述前後不一，其所證是否屬實，不無疑義。魏華容是否於系爭二張支票上蓋黃慶開之印章，暨該二張支票是否係魏華容交付予被告，及上揭ＣＧ0000000號支票上之「魏華容」署名背書，是否為被告所簽署，均有疑義。又第一審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魏華容係冒以黃慶開名義，向彰化商業銀行請領空白支票使用，因而不敢張揚，魏華容縱知系爭二張支票為被告所竊取，而為掩飾自己之不正行為，其又非支票之名義發票人，僅得借款支應被告持以對外借款之資金缺口，以致不敢亦無從由其本人向銀行申報遺失及掛失止付，以免遭黃慶開發覺魏華容冒用支票之行為，並非無據。乃原審就 上開 各情，及魏華容、蕭富清之陳述等，未詳加調查明白，即認被告被訴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係屬不能證明，自屬違法各等語。惟按認事採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自不能指為違法。又證人供述之證據前後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證據，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判斷之證據，自屬合法。本件原判決依憑被告之供述，及魏華容、黃慶開之供證，復佐以卷附之申請印鑑證明委任書等證據，資以認定被告確有上開與魏華容基於共同偽造私文書及連續行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在系爭申請印鑑證明委任書二份之委任人欄位，偽造黃慶開之簽名，偽以黃慶開之名義委任魏華容申請其印鑑證明書後，由魏華容連續持向桃園縣楊梅鎮戶政事務所行使等犯行，已詳敘其所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上開印鑑證明申請書及委任書上固均蓋有黃慶開真正印文，惟魏華容所稱「被告在我店內幫忙把風，叫我去樓上偷拿黃慶開印章」、「被告與我一同至戶政事務所，由被告在委任書上蓋印『黃慶開』印文」等語，均屬魏華容片面說詞，非可憑採，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就魏華容分別在本件印鑑證明申請書及委任書上盜蓋黃慶開印文之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故難認被告有共同盜蓋黃慶開印文之犯行等情（見原判決理由欄貳之二（二）、（五））。又依卷附上開委任書影本所示，其上所填載日期分別為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其中委任書日期為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者，係魏華容於同月十四日，偽以黃慶開受任人身分至戶政事務所申請黃慶開之印鑑證明書時所提出，又「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之記載，本即單純表示上開委任書製作日期，衡諸常情，無刻意填載不實日期之必要，故應可認定被告係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於上開二份委任書簽署「黃慶開」姓名（見原判決理由欄貳之二（三））。且敘明檢察官公訴意旨雖另以：被告自民國九十四年九月起至同年十月止，連續在黃慶開位於桃園縣○○鎮○○路○○號住處內，竊取黃慶開設於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支票帳戶之ＣＧ0000000號、ＣＧ0000000號支票二張，復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概括犯意，分別偽填發票日為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及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分別填寫金額為新台幣（下同）十萬元及七萬五千元，並盜蓋黃慶開之印文為發票人，因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竊盜罪及同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然經被告辯稱：系爭二張支票均係魏華容所交付，並委託其持該等支票向蕭富清調現現金，於魏華容將系爭支票交付其時，支票上發票人簽章欄均已蓋妥黃慶開之印章等語。復查：（一）魏華容固於偵查中及第一審證稱：系爭二張支票係被告幫伊顧店時所偷，伊經銀行人員通知，方知有該二張支票屆期經人提示，因被告有背書，伊詢問被告後才知係被告拿去使用，伊即籌措款項存入支票存款帳戶，使上開支票能夠兌現云云。然其於偵查中卻另證稱：ＣＧ0000000號支票係伊借給被告，該支票發票日及金額係被告填寫，上面發票人黃慶開之印章係伊所蓋等情。按魏華容證述其將ＣＧ0000000號支票借給被告，係檢察官提示該支票影本供其確認，魏華容審閱後方為上述證詞，當無記憶混淆錯誤之可能，故其證稱ＣＧ0000000號支票係其交付予被告乙節，應屬事實。況證人蕭富清於第一審亦證稱：系爭二紙支票係伊提示，被告持該二張支票向伊借款。其中ＣＧ0000000號支票，係被告向伊借款所交付，被告當時與魏華容先在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門口，是魏華容及被告要伊帶現金過去，伊將錢交給其二人後，被告將該支票交給伊，被告到伊車上，將支票交給伊，魏華容則在銀行門口等，伊有問被告票主之電話，才知道票主係魏華容，伊之後有打電話詢問魏華容是否為支票票主，魏華容表示票主係黃慶開，並說黃慶開之支票都是其使用，伊並問魏華容是否將該支票交給被告，魏華容表示「是的」。之後，魏華容自己還另外拿十萬元之支票向伊借款等情。顯見被告交付ＣＧ0000000號支票予蕭富清向其借款，魏華容自係知情，並與被告一同前往與蕭富清約定之地點即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而於該支票經蕭富清提示前，蕭富清亦曾向魏華容詢問支票來源，則魏華容證稱被告竊取該二張支票，係銀行人員通知時方知有該二張支票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二）由本件支票存款帳戶之往來交易明細表以觀，於系爭二張支票提示兌現前，均特意存入款項以供支票兌現。倘若如魏華容所述，其事先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使用上開支票，則在該票面金額均非小數，而於支票帳戶內並無足夠款項可供兌現情形下，魏華容自可要求被告自行補足，或報警處理，或將上情告知其配偶黃慶開，由黃慶開辦理系爭支票申報遺失及掛失止付等手續，當無大費周章，自行籌措足供系爭支票兌現之款項之理，魏華容上開所述，顯不合常情。以魏華容於本案涉有直接利害關係及相關刑事責任，上述支票名義發票人黃慶開又係其配偶，其有關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核與蕭富清所言收受支票之借款經過不符，又與事理相違，憑信性明顯不足，難認其證詞屬實，不得據以認定被告犯罪。檢察官雖指稱魏華容係冒以其配偶黃慶開名義，向彰化商業銀行請領空白支票使用，因而不敢張揚，魏華容縱知悉系爭二張支票遭被告所竊取，然為掩飾自己之不正行為，其又非支票之名義發票人，僅得向地下錢莊借款支應被告持以對外借款之資金缺口，而不敢亦無從由其本人向銀行申報遺失及掛失止付，以免遭黃慶開發覺魏華容冒用支票之行為。然此僅為推測，魏華容所言既有諸多憑信性之瑕疵與疑點，不足信為真實，當無從以推論方式認被告有竊取系爭二張支票，並於其上發票人欄盜蓋黃慶開之印文而偽造之行為。（三）系爭二張支票均係被告持向蕭富清借款，其中被告持ＣＧ0000000號之支票向蕭富清借款時，魏華容係與被告一同前往與蕭富清約定之地點，且魏華容於蕭富清詢問是否將該支票交付被告時，亦表示肯定，業據蕭富清證述明確。而被告將系爭二張支票交付蕭富清時，支票上尚且有被告本人之背書，事後可輕易查知被告曾經手該二張支票，衡情該二張支票均屬無記名支票，被告轉讓時，亦非必須背書不可，若被告確係不法取得上開支票，則於行使時，自當心虛儘量掩飾其曾經手支票之事實，應無如此毫不避諱予以背書之理，被告辯稱系爭二張支票係魏華容所交付，並委其持該二張支票向蕭富清調借現金等情，即非無據。再者，被告為魏華容向蕭富清借款之居間人，魏華容與名義發票人黃慶開有夫妻關係，若被告本人於支票上背書，負責票據兌付之擔保，對於蕭富清債權之確保及協助魏華容順利借得款項，均有實質助益，尚難憑魏華容片面證詞，謂被告無憑空為魏華容背書擔保之理，而推定系爭支票係被告偽造持以對外借貸。（四）被告雖分別在系爭支票填載發票日、票面金額時，未先向黃慶開確認是否同意魏華容使用系爭支票。惟魏華容於第一審均稱：我自九十四年四月間，即在黃慶開不知情下，使用黃慶開名義為發票人之支票。蕭富清於第一審亦證述：伊曾打電話詢問魏華容，魏華容稱黃慶開之支票都是其使用等情。又由卷附之本件支票存款帳戶往來交易明細表所示，該帳戶於九十四年四月間起，票據往來甚為頻繁，則魏華容使用黃慶開之上開帳戶支票，時間非短且數量非少。又魏華容於偵查中供述：我第一次借票給被告係九十四年九月間等情。則魏華容將黃慶開名義為發票人之支票交付被告，並非僅系爭二張支票而已。參以魏華容與黃慶開二人為夫妻關係，在魏華容長期且大量使用黃慶開上開帳戶支票，且至九十四年三月間均如期兌現，當足以使一般人信賴魏華容有權使用黃慶開之名義簽發支票，而被告先前亦曾向魏華容借用黃慶開名義所簽發支票，其主觀上認為魏華容已取得黃慶開之同意或授權，乃以黃慶開名義簽發支票使用，應屬有據，而不能以被告曾在本件申請印鑑證明委任書偽造黃慶開之簽名，即以此缺乏必然關連性之事實，臆測被告應知悉魏華容係冒以黃慶開名義請領支票使用，並遽認被告具有偽造有價證券予以行使之主觀犯意。（五）ＣＧ0000000號支票上有「魏華容」署名之背書，該「魏華容」簽名筆跡，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與魏華容於偵查中訊問筆錄上之簽名筆跡不符，雖被告辯稱上開「魏華容」背書係魏華容所親簽乙節，尚乏佐證。惟被告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於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上述ＣＧ0000000號支票影本之「魏華容」背書，即使非魏華容本人所簽署，然若無其他積極證據，亦不能當然反推認該「魏華容」背書即係被告所偽造。況系爭二張支票，既係魏華容交付予被告，並委託被告持向蕭富清調借現金，被告更無自行偽造「魏華容」背書之必要。而上開鑑定書已敘明上述支票之「魏華容」簽名筆跡有刻意模仿之虞，故無法鑑定其是否與被告筆跡相符，並非第一審未將被告之筆跡連同上開「魏華容」背書簽名囑託鑑定。至於黃慶開於第一審審理時，針對被告如何取得系爭支票等情，均係聽聞魏華容所述，尚不得採為不利被告之依據。綜上所析，檢察官所舉事證，均不足以使法院確信被告有竊取系爭二張支票，及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上開支票犯行。因認第一審以查無其他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被訴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且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經論罪科刑部分，有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條所規定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等情甚詳。原判決所為論述，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相悖離，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理由欠備情形，屬事實審法院證據取捨及判斷職權之適法行使。檢察官上訴意旨以上情指原判決違背法令，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而其餘上訴意旨，或係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及於原判決本旨不生影響或已說明事項，予以指摘，或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均不能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揭說明，本件檢察官之上訴係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一年四月五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黃一鑫
法官張春福法官吳三龍法官宋明中法官蔡彩貞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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