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6年易字第55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9月26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易字第554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緝字第6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係在彰化縣○○鎮○○里○○街○號8樓之10經營木工裝潢業務，其明知其在彰化縣員林鎮區之建材行界，因多次拖欠款項之故，無法在該區繼續叫貨，已陷入經營困境，而無清償貨款之能力，竟仍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之概括犯意，透過其當時所雇用之裝潢師傅 許仁山 於民國93年1月間引介，認識址設南投縣○○鎮○○路50之2號經營「永吉建材行」之告訴人即負責人甲○○。被告乙○○故意向告訴人甲○○隱瞞其無償還貨款能力之事實，連續於同年3月3日及同年月19日，分2次向告訴人甲○○洽購進貨各式裝潢材料（物品種類及價格如卷附收款對帳單所示），致積欠貨款達新臺幣（下同）000000元，嗣告訴人甲○○依約於訂貨翌日將乙○○所訂購之裝潢材料載送至指定地點交付後，被告乙○○即拒不付款，經告訴人甲○○多次催討，並於94年6月22日提出告訴後，被告乙○○始於該年7、8月間某日，轉交10000元予許仁山用以清償告訴人甲○○之貨款，即未再還款並避不見面，嗣後逃匿無蹤，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茲先就證據能力部分析述如下：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惟如該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依同法第159條之2規定（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指之「除法律有規定者外」），始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如該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因該陳述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此時，當以其於審判中之陳述作為證據。另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有不符，亦屬之。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陳述，因屬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其整體陳述核與其於本院96年9月12日審判中之證述大致相符，是其於警詢中之陳述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不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並無證據能力，當以證人甲○○於審判中之證述作為證據。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全部卷證，公訴人、被告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復衡以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為適當，是可認後述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疑義，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所謂證據，須適於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者，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53年臺上字第2750號、30年上字第
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亦著有判例）。又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告訴人之指訴，既係以使被告受有罪之判決為目的，從而，不得以告訴人之指訴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主要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與事實是否相符。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則在究明前，自難遽採為被告有罪之根據（最高法院著有61年臺上字第3099號判例可資參照）。另刑法第
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臺上字第260號亦著有判例）。至於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之規定，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而推定債務人原有詐欺取財或詐欺得利之犯意。末按以刑法上詐欺罪之立法意旨，係以禁止於經濟行為中使用不當之方法得利為規範目的，而經濟行為亦因其行為本質及類型，而於交易領域中有其特有之行為特性，法律原則上固應保障交易之秩序，惟於具體案例中，亦應顧及交易雙方為交易行為時，是否有具體情事，足認其違背正當之經濟秩序，而應予以制裁。否則，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性或交易風險，交易雙方本應自行估量其主、客觀情事及搜集相關資訊，以作為其判斷之參考。
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乙○○連續涉犯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甲○○於偵訊時證述綦詳，並有收款對帳單1份附卷可稽，且證人許仁山於偵查中到庭證稱：「被告因付錢慢且欠錢，所以員林地區之建材行已不願意賣給被告，故被告請其介紹南投縣草屯鎮之告訴人給伊認識等語」明確，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則堅詞否認有何連續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伊訂貨當時並無詐騙之意，因該工程與業主有糾紛，業主沒有全額付款，伊只好先清償該工程之工資，以致於沒有錢還告訴人貨款，並非意圖詐騙」等語。
五、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問：你與被告為何有生意往來？）是木工師傅許仁山介紹被告與伊認識，第1次見面就是被告跟伊訂購建材，許仁山告訴伊被告還算是好客戶，工程做完就會給錢，伊因為信任許仁山，所以就出貨予被告；（問：許仁山告訴你被告的信用不錯時，被告有無其他表示？）被告沒有其他表示；（問：為何同意被告工程完成後才付款？）伊一般習慣都是讓客戶工程做完後才付款；被告當時訂貨數量與一般工程訂貨數量並無差異，沒有特別大量」等語（見本院96年9月12日審判筆錄），足見被告與告訴人當初之交易往來應係建立在2人商業信賴基礎上，且告訴人亦非因被告任何行為而應允工程完工後再給付貨款，是以告訴人甲○○先後2次同意出售被告建材之時，應非係被告乙○○施用詐術而使其陷於錯誤始答應出售無訛。
（二）再者，證人甲○○復證稱：「被告當時訂貨後，伊即依約將建材載送至被告指定之彰化縣社頭鄉工地」等語（見本院前開審判筆錄），參以證人許仁山亦證稱：「伊受被告雇用承作之最後1件裝潢工程，就是向告訴人買材料的這件」等語（見94年度交查字第207號卷），此核與被告乙○○供承當時確係從事裝潢工程，而向告訴人經營之建材行訂貨乙節相符，依一般經驗法則，被告既確有承包裝潢工程，完工後理應有相當之利潤足以支付告訴人貨款，是其所辯本欲工程完工後就給付貨款，應非為蓄意推託之詞，而堪採信；又本件被告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已陸續清償告訴人甲○○部分貨款，此業據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綦詳等情，益徵被告行為初始，應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甚明。
（三）綜上諸情，本件被告既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施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之情形存在，核與刑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尚有未合，況依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係因被告積欠貨款後又避不見面，始認為被告詐取財物一情，本件應認純屬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紛爭，宜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乙○○有何如公訴人起訴所指之連續詐欺取財犯行，不能證明被告乙○○犯罪，揆諸首揭說明，自應諭知被告乙○○無罪之判決，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6年9月26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簡璽容
法官郭麗萍法官胡宜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上訴理由」，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96年9月26日
書記官蕭秀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