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92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02月24日
裁判案由：偽造貨幣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二六號
上訴人甲○○上列上訴人因偽造貨幣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二七四號，起訴案號：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少連偵字第一二號、九十年度偵字第四六九八號〈原判決誤繕為第四六八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事實欄僅記載上訴人係經由與其有犯意聯絡之未滿十八歲少年胡○中（另由少年法院裁定交付保護管束在案）之仲介，而販賣偽造之新台幣（下同）千元紙鈔予湯○君（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等情，但對上訴人與胡○中究係在何時地謀議及其內容如何，卻未予載明，難認無違法。㈡、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於民國九十年一月上旬某日，在某處收集自不詳姓名人所偽造之千元紙鈔多張等情，但其理由則引用胡○中於第一審所供：伊係於打工時認識上訴人，他說有偽鈔可以買賣等語為證，而上訴人已陳明其曾與胡○中一起打工之公司，已於八十九年十二月間解散，另上訴人打工時之公司主管黃○山亦證述：案發時該公司已解散等語，故上訴人收集偽造千元紙鈔之時間應在八十九年十二月間，是原判決事實欄之上開認定即與卷內資料不符；再依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上訴人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至二時許交付偽鈔予湯○君，胡○中只是仲介，但原判決理由欄所引用之胡○中、湯○君證詞，卻均證明前開交付偽鈔當時，上訴人與胡○中皆在場，故胡○中顯不僅是仲介而已；又原判決事實欄復記載，上訴人與胡○中於九十年一月十日，係推由胡○中交付偽鈔予湯○君，然原判決理由欄所引用胡○中、湯○君之證言，卻均指當日胡○中係受上訴人之託或其為幫助上訴人，而交付偽鈔予湯○君，並不能證明上訴人與胡○中就上述交付偽鈔行為，有犯意聯絡而推由胡○中交付，是原判決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另原判決上述事實欄僅記載收集偽造之千元紙鈔多張，但未載明其張數，亦有可議。
㈢、原審於審判程序中未將證人黃○山之證詞提示予上訴人閱覽，亦未訊問上訴人對黃○山之證言有何意見，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難認適法。㈣、依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湯○君僅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至二時許在其住處樓下見過上訴人一次，湯○君於警詢時亦證稱其未與上訴人聯絡過，而本案發生當時為冬季，上訴人身上應穿著長、厚之衣服，湯○君如何能知悉上訴人胸部有刺青？再湯○君既未與上訴人聯絡過，其又如何能於檢察官偵查中陳述上訴人之二支行動電話號碼？原審對此等疑點未予究明，即遽引湯○君之證詞為證，並嫌調查未盡。㈤、原判決理由欄以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時從未指陳其曾與黃○山同至屏東，且黃○山證稱其至屏東，係為調解上訴人與胡○中間之爭執，但以衡情應無於深夜調解事情之理為由，因認黃○山應是勾串出來的偽證人。然於偵查時，檢察官並未就上訴人於案發日之行蹤加以訊問，上訴人自無從為上開黃○山與 伊同 至屏東調解爭執之陳述，而於夜深人靜洽談調解，亦無不可，是原判決為前述認定，顯違證據、經驗法則。㈥、本件檢察官曾簽發搜索票，命警持往上訴人之住處搜索有關偽造有價證券之證物，然經警搜索結果，卻未發現相關不法事證，可證上訴人無收集偽鈔加以販賣之行為，原判決對此未加審酌，自屬可議。㈦、依卷附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話聯絡紀錄上所載基地台位置，上訴人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時三十八分五十秒，係在屏東縣○○鄉○○村，同日時五十六分五十三秒，人在屏東市○○路，同日凌晨二時一分四十一秒，人在屏東市○○里○○街，同日二時二十二分二十四秒，人在屏東市○○路，依該四地之距離，上訴人應無時間得以在同日凌晨一時至二時許在屏東市○○里○○街○○○號七樓之八湯○君住處之樓下，販賣偽鈔予湯○君；又依上述通話聯絡紀錄所示，上訴人於九十年一月八日二十三時許曾六次打給胡○中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且上訴人均係受話之一方，時間亦甚短，顯未撥通，可證上訴人所辯：伊自公司解散後即未與胡○中來往乙節，應屬實在，原判決竟以該電話之通話聯絡紀錄資為上訴人論罪之依據，皆違證據法則。㈧、胡○中於警詢時係供稱：伊是於與上訴人之行動電話聯絡後二、三日，才與湯○君交易偽鈔等語，但依上述通話聯絡紀錄所載，在九十年一月八日交易前二、三日，並無胡○中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話之紀錄，可見胡○中於上開警詢時之供述不實，原判決資以為證，亦難昭折服。㈨、胡○中、湯○君對第二次交付偽鈔予湯○君之張數及當時上訴人是否在場，二人供述不一，顯見該二人係串通編造謊言以誣陷上訴人，並圖卸胡○中之刑責甚明，原判決竟採該二人不實之證詞為據，顯屬違法云云。
惟查：㈠、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不當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以成年人共同與未滿十八歲之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之通用紙幣罪刑，係以：上訴人經由胡○中之仲介，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至二時許，在屏東縣屏東市○○里○○街○○○號七樓之八湯○君住處樓下，及同年月十日凌晨，在屏東市火車站前○○○遊藝場內，以二萬元之代價，出售千元偽鈔予湯○君之事實，業據湯○君迭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陳述明確，核與胡○中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稱：伊於打工時認識上訴人，上訴人說他有偽鈔可以買賣，伊就問湯○君是否要買，湯○君說要，伊就幫他聯絡，上訴人告訴伊，二萬元可以買五萬元之偽鈔，地點就直接約在湯○君家之樓下，第二次是伊幫上訴人將偽鈔交給湯○君等語相符，且其等於原審調查時均已當庭指認上訴人即是出售偽鈔給湯○君之人。再湯○君於檢察官偵查中亦指販賣偽鈔者之電話為0000000000、0000000000，進而查出上開電話之使用者為上訴人。又湯○君在警詢時並曾指出該販賣偽鈔者之胸前有刺青，嗣於偵查時，經檢察官當庭勘驗上訴人之胸部，確有刺青無誤，亦有上訴人之胸部照片在卷可憑。雖上訴人辯稱：於八十九年十二月間某日，伊任職之公司要解散時，胡○中曾告知「報你一條錢路」、「作鈔紙」，但為伊拒絕，且公司解散後，伊即未與胡○中來往云云。惟胡○中已否認此情，且經調閱0000000000行動電話之通話聯絡紀錄，在本件交付偽鈔之九十年一月八日及十日，該支電話與胡○中使用之0000000000行動電話，確有數通通話紀錄，顯示二人之間仍有聯絡，並未失和。復由上開通話聯絡紀錄所示之基地台位置，可知上訴人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點五十六分五十三秒，人在屏東市○○路；同日凌晨二時一分四十一秒，人在湯○君住處附近之屏東市○○里○○街；同日二時二十二分二十四秒，人在屏東市○○路，足證在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時至三時，上訴人確實在屏東市內，足證湯○君、胡○中上開證詞非虛。又黃○山於原審調查時雖附和上訴人之辯詞，證稱：伊於案發當時到屏東是調解上訴人與胡○中之爭執云云，惟衡情應無於深夜調解事情之理，且湯○君亦陳稱：黃○山於案發當時沒有在場等語，而上訴人於偵查時也從未指陳案發當日有與黃○山一同至屏東，可見黃○山之證言虛偽不可採。再上訴人雖復辯稱：於警詢中，湯○君稱，第二次在屏東火車站前之○○○遊藝場交付偽鈔時，是由胡○中交付，伊不在場，但胡○中卻稱其係與伊一同前往交易，二人供證不一，且所稱交付偽鈔之張數，也不相符，應屬不實云云，然胡○中於原審調查時已陳明：上訴人於第二次交付偽鈔予湯○君時，上訴人並未在場等語，而湯○君自始即稱：第二次是由胡○中交付偽鈔，當時上訴人並不在場等語，是胡○中曾稱第二次交付偽鈔當時，係伊與上訴人一同前往，應屬口誤。又湯○君、胡○中已迭次陳明：湯○君是以二萬元購買五萬元偽鈔，且第一次係交付七張千元偽鈔，雖其等就第二次究交付四十三張或三十八張千元偽鈔，陳述互異，惟其等對上訴人確有出售偽鈔予湯○君之陳述，則相一致，且湯○君、胡○中與上訴人素無怨隙，當無誣陷之理，再上訴人復曾提及製作假鈔之事，是雖湯○君、胡○中就本件交付偽鈔之張數，所陳雖略有差異，應係日久湯○君記憶淡忘所致。況因本件事實，湯○君已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五年確定；而胡○中亦經台灣高雄少年法院以九十年度少護字第二七０號裁處交付保護管束，有該等判決、裁定可稽。另本案扣案之四張偽鈔號碼編號均係0000000000，可見上訴人所交付者確係偽鈔無疑。因認上訴人確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之通用紙幣予湯○君之行為，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而以上訴人否認上開犯行所辯，乃卸責之詞，不可採信等情，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及指駁。經核所為論敘，均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有何採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存在。上訴意旨㈤、㈦、㈨，徒憑己見，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㈡、原判決事實欄係記載：上訴人基於交付偽造通用紙幣之犯意，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凌晨一至二時許，經由與其有犯意聯絡未滿十八歲之少年胡○中之仲介，在屏東市○○里○○街○○○號七樓之八湯○君住處樓下，以二萬元之代價，出賣其所收集之偽造千元鈔票五十張予湯○君，並當場先交付七張，嗣再推由胡○中於同年月十日凌晨，在屏東市火車站前○○○遊藝場內，交付其餘四十三張偽造之千元鈔予湯○君等情，已就上訴人與胡○中共謀出賣偽造千元鈔之時、地及內容加以載明；再胡○中於第一審調查時係供稱：「（如何認識被告甲○○？）打工時，他說他有偽鈔可以買賣，我就問湯○君是否要買偽鈔」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二十頁），依胡○中上開供述，是指其於打工時認識上訴人，而上訴人曾對伊提及有偽鈔可以買賣而已，非上訴人於打工時即對伊提及可以買賣偽鈔之情。另黃○山於原審審理中，亦僅供述其於九十年一月八日與上訴人一起去屏東時，所任職之公司將要解散，並未證明該公司於八十九年十二月間即已解散（見原審卷第四十四頁），況原判決已敘明黃○山之證言不可採之理由，已如前述。是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係於九十年一月上旬某日收集偽鈔，即與所採用之胡○中前開供述，並無不符之處；再原判決事實既認定上訴人與胡○中共同販賣交付偽鈔予湯○君，有如前述，則與其理由所敘：胡○中先居間介紹，又親身拿偽鈔去遊藝場交付予湯○君，其主觀上已與他人有犯意之聯絡，客觀上亦係為交付偽鈔之構成要件行為，是上訴人與胡○中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等語（原判決第五頁最後一行至第六頁第三行），二者亦未相齟齬，且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亦均未認胡○中僅係仲介、幫助上訴人買賣偽鈔而已；再湯○君於警詢時係證稱：賣偽造千元鈔給伊之綽號「○天」者（即上訴人），胸前第一鈕扣處好像有刺青等語（見警卷第四頁），而依檢察官於偵查中當庭勘驗上訴人胸部後所拍攝之照片顯示，上訴人於打開其上衣之第一個鈕扣時，應即可見到其胸前之刺青（見少連偵字第十二號卷第八十頁），是湯○君上開於警詢中所述，應無不實；另湯○君於警詢時復陳稱：賣偽鈔給伊之人叫「○天」，有留下兩支電話，伊曾打過電話，但均未與「○天」聯絡上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十二頁反面），故其於偵查中能提供上訴人所用之二支電話號碼予檢察官，並無可疑。而湯○君既未能以上述電話與上訴人聯絡上，是與其於警詢中所供：伊未曾與上訴人聯絡過等語，亦無矛盾；另胡○中於警詢中，僅稱其係以電話與「○文」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絡後二、三日交易偽鈔（見警卷第十二頁反面、第十三頁），並未言明其係以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使用之上開電話聯絡，故縱在本件偽鈔交易前二、三日，無該二支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亦難認胡○中上述於警詢中之所證不實。故上訴意旨㈠、㈡、㈣、㈧，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原審於審判期日，固未將黃○山之第一審訊問筆錄提示予上訴人，給予辯論之機會，有該審判筆錄可證。但原判決既認黃○山該項證詞不實，而未採為判決之基礎，已如前述，故原審審判期日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雖有瑕疵，但於原判決結果顯然無影響；又原判決已認上訴人交付偽鈔前之收集行為，已被其交付偽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見原判決第五頁倒數第二行、第三行），故原判決事實欄對上訴人收集偽鈔之張數，未予明確認定，亦與原判決之本旨無影響；再本件檢察官曾簽發搜索票，命警於九十年六月十八日持往上訴人在高雄縣○○鄉○○街○○○號之住處搜索，經警搜索結果，雖未發現有關偽鈔之不法事證，有搜索票、報告書、搜索扣押證明筆錄在卷可證（見同上偵查卷第四十八頁、第四十九頁）。但上開搜索之時間，已在本案發生逾半年後，故不能執此即資為有利於上訴人無販賣、交付偽鈔犯行之認定，原判決對此雖未加以論敘，理由固稍欠週延，然於原判決之結果，亦無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均不得資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陳炳煌
法官陳世雄法官韓金秀法官吳信銘法官徐文亮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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