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易緝字第7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02月23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1年度易緝字第79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俊欽（原名徐義程）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偵字第130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徐俊欽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實
一、徐俊欽於民國93年6月間某日，在桃園縣中壢市龍崗附近某「聖天宮」朝拜時結識 鍾維禎 後，告知鍾維禎其為明成通信廣場之總經理，且為 聯強 國際之代理商，擁有6間連鎖店，並交付明成通信廣場名片1紙予鍾維禎，且帶同鍾維禎前往參觀，適鍾維禎有意從事電信方面之工作，因而信任徐俊欽具有多家連鎖店，具有強力交易能力而可低價取得電話預付卡，然徐俊欽因資金周轉困難，已於93年7月28日將上開通信行以新臺幣（下同）8萬元之價格轉讓予 俞惠鈞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於93年8月
4日向鍾維禎表示欲批購中華電信行動電話預付卡銷售，可低價取得販售得利云云，使鍾維禎陷於錯誤，鍾維禎乃於93年8月5日轉帳20萬元至徐俊欽之帳戶內，徐俊欽取得款項後並未交付預付卡予鍾維禎，並藉詞推延。徐俊欽另於93年
9月5日，再佯稱投標作業已進入最後階段，須再增加資金以取得預付卡，鍾維禎因而陷於錯誤，又於93年9月6日交付現金9萬元及面額41萬元之郵政匯票予徐俊欽，以供購買預付卡之用，徐俊欽仍未交付任何預付卡予鍾維禎。嗣經鍾維禎一再催討，仍無法取得貨物或取回全部貨款，事後徐俊欽並逃逸無蹤，鍾維禎始悉受騙。
二、案經鍾維禎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證人 劉陽明 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審判中均未提及檢察官在偵查中，有任何不法取供之情形，而客觀上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是依上開規定，前揭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均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劉陽明、鍾維禎於警詢時證述之筆錄依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係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已知上述筆錄乃傳聞證據，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筆錄內容異議，則依上開規定，上揭證人於警詢中之證言已擬制經被告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筆錄作成時，並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供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上揭證人於警詢中證述之筆錄亦例外認具有證據能力。又查本案所引用其餘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及被告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前開規定，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之被告徐俊欽固不否認告訴人鍾維禎有於93年8月5日、9月6日分別轉帳20萬元、交付現金9萬元、郵政匯票41萬元予其之事實，惟矢口否認其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鍾維禎付的70萬元是投資入股，伊於93年7月28日轉讓明成通信廣場予俞惠鈞，是因為伊稅金問題週轉不靈，伊有發簡訊、電話通知所有股東，當時股東很多，包括鍾維禎、劉陽明，並無詐欺云云。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鍾維禎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劉陽明帶伊去聖天宮拜拜，然後認識被告，被告說他在明成通訊廣場，是聯強的代理商，還帶伊跟劉陽明去他的店參觀，被告說他是負責人，還說在中壢共開6家店，所以伊才信任被告，被告說有標中華電信預付卡的標案，伊想要買中華電信預付卡賣給學生，被告說每張價值300元的卡可用200元賣得，伊預計用260至270元賣給學生，就向被告表示要買20萬元即1,000張預付卡，被告說結標1星期內可拿到貨，故伊於93年8月5日匯款20萬元予被告，但伊沒有拿到，之後被告又說投標已進入最後階段，要伊加碼，這樣資金夠就可以快速結標，伊想趕快拿到前面20萬元的貨，又於93年9月6日交付現金9萬元及郵局匯票41萬元予被告，但被告依然沒有交貨；大約1個月後，被告一直拿不出貨，伊就請被告還錢，被告有陸續還款約10餘萬元，且有書立借據及本票，後來因為找不到被告，所以報警處理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13053號卷【下稱偵卷】第10、11、16頁，本院101年度易緝字第79號卷【下稱本院卷】第55至58頁）；證人劉陽明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伊與鍾維禎是當兵時認識，被告是伊在93年6月間到聖天宮拜拜時認識，當時在聖天宮，被告交給伊的名片上是印明成通信廣場總經理，所以信任被告，而鍾維禎想從事通信工作，被告說有辦法拿到比較便宜的儲值卡，鍾維禎就說要買中華電信的預付卡，當初好像說進價是200元，買1,000張，第
1次匯20萬元給被告，第2次也是買預付卡，1張200元，總金額是50萬元，是交付9萬元的現金及41萬元的郵局匯票給被告，但被告都沒有交付預付卡，鍾維禎有打電話去催討，但被告說還在投標作業階段；之後於93年10月5日，被告到伊與鍾維禎住處，鍾維禎要求被告還錢，因為鍾維禎已經查到被告非明成通信的總經理，被告簽立本票及借據給鍾維禎，之後被告就不見人影等情（見偵卷第8、9、15、16頁，本院卷第59至61頁）相符，並有中華郵政公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2紙、明成通信廣場名片1張附卷可考（見偵卷第7頁）。經核，證人鍾維禎、劉陽明上開證述內容互核相符，且渠等於偵查中之指、證述，迄至本院審理時已逾7年，仍為一致之證述內容，堪認證人鍾維禎、劉陽明之證述應屬信實可採。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依證人即告訴人鍾維禎、證人劉陽明上開證述可知，告訴人鍾維禎係因被告聲稱其為明成通信廣場總經理，並有能力取得低價預付卡，告訴人鍾維禎因而信任被告，乃致陷於錯誤，先付款20萬元予被告，其後被告另以資金加碼為由，使告訴人鍾維禎再度陷於錯誤而交付50萬元予被告，是告訴人鍾維禎自始即係欲購買低價之預付卡，並無參與被告營業股東之情。況被告早於93年7月28日已將明成通信廣場通信行以8萬元之價格轉讓予俞惠鈞，已不再經營通信行，焉能再有股東參與營業之舉，被告所辯，不攻自破。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伊轉讓明成通信廣場後，伊有一一電話告知「股東」週轉不靈，沒有再以明成通信廣場名義募集資金云云（見本院卷第55頁），然告訴人鍾維禎卻於93年8月5日始轉帳20萬元予被告，又於93年9月6日交付現金9萬元及面額41萬元之郵政匯票予被告，顯見告訴人鍾維禎並未接獲此等對「股東」之資金週轉不靈通知，否則豈有可能分別交付20萬元、50萬元予被告，是被告上開所辯，洵非可採。
（三）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初供稱：伊有說跟聯強簽約遠傳易付卡儲值卡的總代理，面額是300元，進價是240元，但伊必須拿出1,000萬元給聯強設定擔保，伊是用房子設定，鍾維禎他們付70萬元是投資入股云云（見本院卷第53頁背面、第54頁），於證人即告訴人鍾維禎證述係以每張200元進貨後，被告後改辯稱：以標來講，鍾維禎要跟伊拿這麼大的貨量，要押錢給伊，就像伊設定給聯強，伊才有可能將貨和相當大的獲利進價給鍾維禎，不然伊是直接要給鍾維禎280元，不可能給他這樣的價格（指進價200元）云云（見本院卷第59頁），於證人劉陽明證述被告有帶其與告訴人鍾維禎到鴻威通信行以4,000元取得20張預付卡後（見本院卷第61頁背面），被告再辯稱：1張200元的進價，是伊要1次叫1萬張才有的價錢，鍾維禎與劉陽明必須拿50萬元出來才有這樣的進價云云（見本院卷第62頁）。是被告先辯稱告訴人鍾維禎係股東，後改辯稱告訴人鍾維禎所付50萬元係押金性質，且就預付卡進貨價格亦為前後不一之供述，復與證人鍾維禎、劉陽明之證述迥異，是被告上開所述，俱難憑採。
（四）末參以被告於本院調查時供稱：因為公司倒閉，伊負債4,
000多萬元，在跑路沒有固定居所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及被告因資金周轉困難，於93年7月28日，以8萬元將上開通信行轉讓與俞惠鈞等情，可認被告斯時已無力經營通信行，且陷於無資力之困境，適有告訴人鍾維禎意欲從事通信工作，並有現金在手，而被告隱瞞上情，並積極向告訴人鍾維禎表示可低價取得販售得利，顯見被告確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為財物之交付甚明。
（五）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確有上開詐欺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被告徐俊欽行為後，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亦於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刑法第2條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刑法第2條本身雖經修正，但該條文既屬適用法律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裁判時之刑法第2條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規定，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4634號判例、95年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茲就比較情形說明如下：
（一）關於罰金刑最低額：本案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法定刑中併科罰金之規定，依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元以上，以100元計算之」較修正前之舊法所定罰金最低額為銀元1元即新臺幣3元為重，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以修正前刑法較有利於被告。
（二）關於法定刑得科處罰金刑或得併科罰金刑：被告行為後，業已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並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
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倍」，是就現行刑法中，有關於罰金刑處罰之規定已有修正，惟經比較增訂之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與被告行為時之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條結果，二者規定適用之結果並無不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刑法施行法之規定。
（三）關於連續犯：被告行為後，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業經刪除，則被告之犯行，因行為後新法業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比較新、舊法結果，以被告之行為時法律即舊法較為有利。
（四）關於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暨經修正刪除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提高100倍、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條折算之結果，最高為銀元300元即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修正後同條項則規定以新臺幣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比較新舊法結果，以舊法較有利於被告。
（五）綜合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比較，揆諸前揭最高法院決議及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從舊從輕」原則，應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之規定。
三、核被告徐俊欽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先後於93年8月5日、同年9月6日詐騙告訴人鍾維禎20萬元、50萬元，時間緊接，且係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之規定，僅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因其經濟困境，竟利用告訴人鍾維禎對之信賴，詐騙告訴人鍾維禎20萬元、50萬元，犯後又否認犯行，飾詞卸責，亦未完全賠償告訴人鍾維禎之損失，犯後態度不佳，兼衡其犯罪之手段、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末查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雖於96年6月15日制定，並於96年7月16日施行，惟被告係於95年4月28日經本院發布通緝，而遲至101年10月27日始為警緝獲，有通緝書及雲林縣警察局臺西分局通緝案件報告書附卷可查（見本院95年度易字第69號卷第49頁，本院卷第1頁），依上開條例第5條之規定，尚不得依該條例減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修正後）第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修正前）第56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2年2月23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蕭世昌
法官陳柏宇法官王詩銘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曾彥碩中華民國102年2月23日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