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聲再字第239號刑事裁定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聲再字第239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108年06月19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108年度聲再字第239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 蔡祿豪 選任辯護人 鄭世脩 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07年度上訴字第2930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5年度易字第10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7802號，併辦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3902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蔡祿豪（下稱被告），於民國104年3月11日前透過「 鄭豔龍 」之引介，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工作，所提領款項均交予「鄭豔龍」，原確定判決以被告於第一審自陳：是大陸方打電話通知我去家樂福拿金融卡（第一審審易字卷二第125頁），則被告對於詐欺集團內部必然除與其接洽、收取款項之「鄭豔龍」外，尚有負責撥打電話實施詐騙、蒐集帳戶、放置金融卡等分工之人員，有所預見，據以認定本案至少3人共犯，即「鄭豔龍」、「大陸方」、被告等3人，乃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然被告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依卷內資料，並無大陸方面發話予被告之證據、亦無「鄭豔龍」以外之人發話之證據，因無證據證明本案除被告、「鄭豔龍」外，仍有第3人參與之場合，依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應論以普通詐欺罪。另被告與被害人一一和解，並形之於書面，原確定判決未予斟酌，如加以斟酌，參以普通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定得較輕於原確定判決之罪名。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請求就原確定判決以加重詐欺罪所處之主刑、執行刑及沒收均撤銷，改以普通詐欺罪論處。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原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聲請再審。」104年2月4日將該款修正為：「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新證據，同條第3項增訂：「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據此，再審聲請人如以發現新證據聲請再審，必須該證據係於原判決確定前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或判決確定後始行存在或成立之證據。如原確定判決業已調查審酌而不採之證據，即不得執為新證據而聲請再審。
三、本院確定判決在理由欄貳、一、㈡，指出：「按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於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因此共同正犯之逾越（過剩），僅該逾越意思聯絡範圍之行為人對此部分負責，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至於共同正犯意思聯絡範圍之認定，其於精確規劃犯罪計畫時，固甚明確，但在犯罪計畫並未予以精密規劃之情形，則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實際之犯罪實行，即不無可能與原先之意思聯絡有所出入，倘此一誤差在經驗法則上係屬得以預見、預估者，即非屬共同正犯之逾越。蓋在原定犯罪目的下，祇要不超越社會一般通念，賦予行為人見機行事或應變情勢之空間，本屬共同正犯成員彼此間可以意會屬於原計畫範圍之一部分，當不以明示為必要（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664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係於104年
3月11日前之某日，透過『鄭豔龍』之引介，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工作，其提領款項均交予『鄭豔龍』等情，已如前述，然衡以被告於原審自陳：是大陸方打電話通知我去家樂福拿金融卡等語（見原審易字卷二第125頁），是被告對於詐欺集團內部必然除與其接洽、收取款項之『鄭豔龍』外，尚有負責撥打電話實施詐騙、蒐集帳戶、放置金融卡等分工之人員，實難諉為不知，足認被告對於詐欺集團人數達3人以上已有所預見，是被告辯稱本件僅係普通詐欺，而非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罪乙節，顯無可採。」因刑事訴訟法所指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綜合各種間接足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證人、證物，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8號判例、29年上字第3362號判例、27年滬上字第64號判例參看）。本院前審就被告所辯本件犯罪集團不足3人乙節，依被告陳述、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說明詐欺集團人數有負責撥打電話實施詐騙、蒐集帳戶、放置金融卡等分工之人員，共犯人數達3人以上，已詳為論述，無漏未審酌證據可言，被告主張新事實、新證據乙節，係其主觀個人意見，無所依憑。至於被告主張自白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用證據不符等節，核屬審判是否違背法令之問題，依司法院釋字第146號解釋，應依循非常上訴途徑救濟。
四、又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102號判例指出，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應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應受較輕罪名之判決而言，至宣告刑之輕重，乃量刑問題，不在本款所謂罪名之內；同院35年京特抗字第10號裁定後段亦採相同看法，認審判上關於刑罰之裁量問題，不在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內，當事人不能就原確定判決之量刑作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原確定判決在理由欄貳、二、㈥，指出：「被告已分別與被害人李芷萱、 邱昱欽 、 黃綉絜 、 林孟瑭 達成和解，並全額賠償其等損失，有原審調解筆錄及和解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審易卷第49頁正反面、易字卷二第31、33、69頁）；另被告雖未能與被害人 陳子浩 達成和解，然此部分係因陳子浩無法聯繫之故，此部分業據被告之辯護人陳述在卷（見原審易字卷二第47頁）……依法酌減其刑。」並於理由欄貳、三、㈡，指出：「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竟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從事提領詐騙款項之『車手』工作，造成數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害，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安全……，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除被害人陳子浩因無法聯繫而未能達成和解外，其餘被害人均已和解並全額賠償其等損失，已如前述，足認被告犯後態度尚稱良好……」，業已審酌被告事後和解情形；而詐欺財取罪，不論為普通詐欺罪，抑或為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取財罪，均屬即成犯，而犯罪後與被害人和解，僅為量刑之參考，不影響原罪責之成立，被告不得以已與被害人和解，作為應受較輕罪名判決之再審事由。被告指原確定判決未予斟酌其與被害人和解之事，全然不存在。
五、綜上，被告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08年6月19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周政達
法官許文章法官曾德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五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陳怡君中華民國10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