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6年訴字第96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2月19日
裁判案由：強盜等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訴字第967號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現羈押於臺灣台北看守所）選任辯護人 許華雄 律師上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479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共同犯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肆年叁月。
事實
一、甲○○於民國93年9月至12月間，因失眠、易怒、注意力難集中、暴力衝動等症狀而至 馬偕 紀念醫院台北院區精神科就診，經診斷罹有雙極性情感異常，亦即躁鬱症，其後，復因出現干擾及攻擊傾向等症狀而於95年11月間，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就診，經診斷為衝動控制疾患，再於96年2月8日至三軍總醫院精神科就診，其精神狀態為情緒不穩、睡眠需求下降、衝動控制不佳，經診斷疑似雙向情感病患，躁期，應診醫師且開立入院許可證，然甲○○併未辦理住院，致其精神狀態已因處於躁鬱症躁期，使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為精神耗弱之人，斯時併思及乙○○曾對之提出傷害告訴及乙○○所介紹之直銷商品糾紛等事而對乙○○甚為不滿，且已幾度尋乙○○理論未著，乃於96年
2月14日透過與甲○○並無強盜取財犯意聯絡之乙○○不知情友人 劉永隆 、丙○○佯以打麻將為由，邀約乙○○至劉永隆位於台北縣三重市○○○路與大仁街口附近之某住處，待乙○○於是日夜間22時許抵劉永隆前址住處後，劉永隆即告以甲○○已在住處樓下相候有事商談，乙○○下樓後果見甲○○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 阿凱 」之成年男子，甲○○與「阿凱」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強盜取財犯意聯絡，先強押乙○○至附近大仁街口之南聖宮門前，並命乙○○下跪道歉及於神明前承認確因直銷等事積欠甲○○債務未償以便藉詞向乙○○索款，甲○○且強行取走乙○○身上皮包，惟乙○○雖遭強逼下跪然仍堅稱並未積欠甲○○債務，甲○○、「阿凱」遂共同以徒手、腳踹之方式毆打乙○○使之受有下唇內側黏膜瘀傷1×1公分、右下巴處挫傷2×
2公分、牙齒部份缺損（1顆）等傷害；甲○○、「阿凱」旋復共同強押乙○○同乘計程車至乙○○位於臺北縣○○鄉○○路○段○○○號5樓承租住處欲搜刮乙○○住處財物，甲○○併於乙○○該址房間內，持「阿凱」所覓得之乙○○所有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美工刀1把，將刀刃自刀鞘中推出後持以在乙○○身前約
28、29公分處比劃，併對之恫稱若不自行交出現金，將要剁其手指，以此等強暴、脅迫方式致使乙○○無法抗拒，而交出藏放衣櫃內新臺幣（下同）計約9萬餘元，並再交付大同手機1支、FIFA手錶1只等物，甲○○且將前所取得乙○○皮包內之現金計約2、3千元取出而與「阿凱」共同強盜該等財物得手後，將該皮包交還乙○○，方與「阿凱」相偕離去；嗣於翌（15）日16時50分許，甲○○在臺北縣三重市○○街10之5號為警查獲，並起出現金22,600元、大同黑色手機1支、FIFA手錶1只等物。
二、案經乙○○訴由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１、有爭執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乙○○、丙○○在警詢證述部分，係屬於證人之身分而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此部份既經公設辯護人（然嗣因被告另有選任辯護人而撤銷）爭執該等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即不具有證據能力。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又同法第158條之3亦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茲證人乙○○、丙○○於偵查中，就被告本案犯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部分，雖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惟檢察官於偵訊前已踐行告知證人作證義務及偽證之處罰等具結程序，此觀偵訊筆錄所載及所附證人結文甚明（見偵查卷第52至59頁），而上開證人係成年人，有完足之觀察、記憶及陳述能力，且經具結而檢察官亦無何違法取供情事，前開證人所為之證述顯係出於自由意志，復查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為傳聞證據之例外，有證據能力。
２、無爭執部分：除前開有爭執部分之證據外，其餘本案以下所援用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無異議，且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陳述人非基於自由意願所為陳述之瑕疵，認為均適於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強盜犯行，辯稱：乙○○確有積欠其債務20幾萬元故自知理虧，方在南聖宮下跪，併主動說要回家拿錢還，其因而才與「阿凱」跟乙○○同回乙○○住處，但到了乙○○住處，乙○○出爾反爾不肯還錢，其才拿美工刀嚇嚇乙○○，扣案2萬2千6百元中，只有1萬7千元是乙○○的，其餘5千6百元是其之前工作的薪水，至於手機、手錶係乙○○自己交出來抵押，說日後還款時再取回，其並無強盜犯行云云；然查：
㈠、被告如何於前揭時地，藉由劉永隆、丙○○佯以打麻將為由，邀約乙○○至劉永隆住處，待乙○○抵劉永隆住處後，劉永隆即告以甲○○已在樓下相候有事商談，乙○○下樓後果見甲○○與「阿凱」，甲○○與「阿凱」即共同強押乙○○至附近之南聖宮門前，並命乙○○下跪道歉及於神明前承認確因直銷等事積欠甲○○債務未償以便藉詞向乙○○索款，甲○○且強行取走乙○○身上皮包，惟乙○○雖遭強逼下跪然仍堅稱並未積欠甲○○債務，甲○○、「阿凱」遂共同以徒手、腳踹之方式毆打乙○○使之受有下唇內側黏膜瘀傷1×1公分、右下巴處挫傷2×2公分、牙齒部份缺損（1顆）等傷害；甲○○、「阿凱」旋復共同強押乙○○同乘計程車至乙○○承租住處欲搜刮乙○○住處財物，嗣甲○○於乙○○該址房間內，持「阿凱」所覓得之乙○○所有美工刀1把，將刀刃自刀鞘中推出後，持以在乙○○身前約28、29公分處比劃，併對之恫稱若不自行交出現金，將要剁其手指，以此方式致使乙○○無法抗拒，而交出藏放衣櫃內計約9萬餘元現金，並再交付大同手機1支、FIFA手錶1只等物，甲○○且自前所取得乙○○皮包內取出現金計約2、3千元後將該皮包交還乙○○，方與「阿凱」相偕離去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乙○○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結證綦詳在卷，且提出其因遭被告、「阿凱」共同毆打受有下唇內側黏膜瘀傷1×1公分、右下巴處挫傷2×2公分、牙齒部份缺損（1顆）等傷害之台北縣立醫院北縣醫診字第9601566號（甲種）驗傷診斷書附於偵查卷為憑，併有美工刀1把扣案足佐，及乙○○所出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等在卷可稽，而證人乙○○所證述遭被告與「阿凱」共同強盜取財犯行之過程，併核與現場目擊證人丙○○、劉永隆於偵查或本院審理中結證情節大致相符，足徵告訴人即證人乙○○前開證述洵屬有據，可以信實；參酌即便被告自身於警詢中亦供認略以：因乙○○害其卡到傷害前科，其叫乙○○到南聖宮前下跪懺悔，然後「阿凱」徒手便從乙○○的臉部揮拳，舉腳踹其腿部，然後與「阿凱」攔了1部計程車將乙○○「押」至乙○○租屋處，並在租屋處的工具箱裡取出1把美工刀在乙○○面前比劃，並拿乙○○家中的酒往其臉上潑，「喝令」將所有的現金交出來，乙○○當時因害怕即取出現金等語（見偵查卷第10頁），於偵查中則供認略以：因乙○○那畜生還死不承認他對我不能交代，所以我就踢他一腳，他就跪下來懺悔…那畜生躲很久，老天有眼被我朋友遇到…我跟1位神秘的朋友把他「架」去南聖宮…是我跟阿凱「押」他去租屋處，「就把他家翻一翻」等語（見偵查卷第43至44頁），於本院審理中則坦認有持扣案美工刀於乙○○面前比劃，威逼交出現金等情在卷，核諸被告前開警詢、偵查、本院審理中供述可知，被告就本案緣由明確供陳乃因認乙○○前對之提出傷害告訴，而對乙○○心有不滿，竟即強押乙○○至乙○○住處，並持扣案美工刀於乙○○面前比劃，喝令乙○○交出所有現金，益見被告於前揭時地，與「阿凱」確乃共同以強暴、脅迫方式，對乙○○強盜取財得手無疑，被告空言否認，於本院審理中諉稱乙○○乃因確有積欠債務20幾萬元自知理虧，方在南聖宮下跪，併主動說要回家拿錢還，其因而才與「阿凱」跟乙○○同回乙○○住處，但到了乙○○住處，乙○○出爾反爾不肯還錢，其才拿美工刀嚇嚇乙○○，並無強盜犯行云云，容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為憑。
㈡、至被告雖以乙○○乃積欠其債務未還，故認其威逼乙○○交付款項並無不法所有意圖，被告自無強盜犯意云云置辯，然就被告所主張乙○○積欠其債務乙節，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已難遽信；況此節復為乙○○所否認，被告亦自承並無證據可證乙○○積欠債務未償，則被告此部份所辯，既無實證可佐，自無足取。
㈢、次按刑法強盜罪之成立，係指以達於使人不能抗拒程度之強暴、脅迫等方法，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為已足。至行為人所實施之強暴、脅迫等手段，是否已達於使人不能抗拒之程度，應就社會一般通念，在客觀上是否足以抑制被害人之意思自由為斷，最高法院著有71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81年度台上字第867號判決意旨可供參酌。又強盜罪係以強暴、脅迫或他法，至使他人不能抗拒而取其財物或使其交付為構成要件；而恐嚇取財罪係以恐嚇手段使人畏懼而交付所有物，兩者構成要件不同。故以脅迫行為使人交付所有物，有時雖近似恐嚇，然若被害人已喪失意思自由時，即已達於強盜之程度，至加暴行於被害人使之不能抗拒而強取財物者，其應成立強盜罪，更不待言，最高法院亦著有21年上字第1115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於案發時點，甫見乙○○而以乙○○因直銷等事積欠債務未償以便藉詞向乙○○索款而遭乙○○堅稱並未積欠被告債務之際，竟即毆打乙○○成傷非微，及至乙○○家中，被告復持已將刀刃出鞘之美工刀，在乙○○身前近距離比劃，恫稱若不交出現金，將對之不利等情，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綦詳在卷（見本院96年12月21日審理筆錄）；而被告所持扣案美工刀，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發現該把美工刀，刀刃銳利，刀刃本身以尺測量約11公分無誤，則被告既能因乙○○否認積欠債務未償即恣意毆打乙○○使之受傷非微，揆諸常人想法，被告即非無可能於乙○○再次反抗或不聽從其意之際，再度傷害被害人，況以被告所持扣案美工刀甚為銳利，則其於短距離面對被害人之際，自可隨時持之向前揮砍被害人，更遑論乙○○斯時甫遭被告等人痛毆，驚魂未定之下，復遭被告持刀威嚇交出現金，於此際，堪認乙○○當時之身體、精神均因被告之強暴、脅迫行為，致已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始不得不交出現金等財物予被告甚明，是以被告辯稱：其僅係嚇嚇被害人，僅屬恐嚇，並非強盜云云，容無足取。
㈣、又被告與「阿凱」乃共同強押乙○○至南聖宮及命乙○○下跪，被告且於南聖宮時即告知乙○○是要到乙○○家商討還錢之事，乙○○雖不願讓被告到家中，然被告和「阿凱」仍威脅稱身上有東西，乙○○只好配合而與被告、「阿凱」一起坐計程車到乙○○家中，在計程車中，被告、「阿凱」、乙○○3人均坐後座，乙○○坐中間，計程車司機後面坐「阿凱」，乙○○右邊坐被告，被告、「阿凱」到乙○○住處後即翻箱倒櫃，後來「阿凱」找到1把美工刀就交給被告，被告即持該美工刀威逼交出現金，乙○○因而交出藏放衣櫃內現金等情，經證人乙○○證述在卷，足見本件強盜取財犯行伊始，被告與「阿凱」相互間，即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屬共同正犯，公訴人認被告僅就傷害乙○○部分，與「阿凱」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等語，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應適用之法律、科刑審酌事由及沒收物之處理：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著有79年臺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如事實欄所述被告於為本案強盜取財犯行之際所用之美工刀1把刀刃部分，係屬金屬製品，該等器械質地堅硬，如以之攻擊人體，在客觀上自足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而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兇器，是核被告持扣案美工刀於乙○○面前比劃，威嚇交出財物，至使乙○○不能抗拒而自行交出現金等財物之強取財物行為，因屬為強盜犯行時，具有刑法第321條第3款之攜帶兇器之情形，應論以同法第330條之加重強盜罪；次按「攜帶兇器竊盜，祇須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本件扣案之螺絲起子雖為仙○理髮廳所有，並非被告所攜往，然被告既於行竊之際攜之為工具，在客觀上已足對他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自應成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最高法院著有78年度台上字第4422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茲被告既於本案強盜犯行之際，攜扣案足供為兇器使用之美工刀為工具，並持以威嚇乙○○交出財物，縱該美工刀並非被告而係乙○○所有，但在客觀上該美工刀既足對乙○○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而屬兇器，被告並持之威嚇乙○○交付財物，依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所為自應成立攜帶兇器強盜罪，辯護人辯護稱扣案美工刀並非被告所有，故被告並不構成攜帶兇器強盜云云，容有誤會。再按於實施強盜行為中傷害被害人，因強盜罪非以傷害人之身體為當然之手段，故若具有傷害犯意且發生傷害之結果，自應另負傷害罪責，與強盜罪有牽連關係，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處斷，惟如行為人係實施強暴、脅迫行為，致使被害人受傷，並無傷害之意思，被害人所受之傷害即為強暴、脅迫之結果，其傷害行為，應為強盜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按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等方法，至使不能抗拒為構成要件之一，當然含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性質。若強盜犯行業已著手實施，則所為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行為，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無另行成立刑法第304條第
1項之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3860號判決意旨參考）；查本件依諸被告整體犯罪流程觀之，被告乃藉詞直銷商品等糾紛偽稱乙○○積欠債務向之強索財物，並因而為強押被害人至南聖宮及命之下跪暨後續強盜財物等犯行，是自被告強押被害人至南聖宮時起，顯可認為著手實行強暴行為以使被害人屈從渠等意志之強盜取財犯行，而被告為達強盜取財目的，於強盜犯行中，對告訴人所為傷害行為，尚無證據證明另有傷害之故意，自應為強暴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公訴人認被告另犯傷害罪，容有誤會；而被告於強盜過程中，強制乙○○下跪，此應屬強盜罪之當然結果，其強制行為，亦應為強盜行為所吸收，不另論強制罪，公訴人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係另犯強制罪，亦有誤會。被告就本件強盜取財犯行，與「阿凱」相互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復按刑法上之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為心神喪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是刑法上之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與醫學上之精神分裂症並不盡然相同，是否已達刑法上之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程度，仍應以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判斷之。而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處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狀態，係屬事實問題，醫院事後就行為人精神狀態之鑑定固足為法院之參考，然此項事實之存否，審理事實之法院仍應依職權，就其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精神狀態予以調查審認，尚不能端憑醫院所為鑑定報告為唯一論據（最高法院著有94年度臺上字第2686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查被告於93年9月至12月間，因失眠、易怒、注意力難集中、暴力衝動等症狀而至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精神科就診，經診斷罹有雙極性情感異常，亦即躁鬱症，其後，復因出現干擾及攻擊傾向等症狀而於95年11月間，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就診，經診斷為衝動控制疾患，再於96年2月8日至三軍總醫院精神科就診，其精神狀態為情緒不穩、睡眠需求下降、衝動控制不佳，經診斷疑似雙向情感病患，躁期，應診醫師且開立入院許可證，然甲○○併未辦理住院等情，有台北市立聯合醫院96年4月3日北市醫精字第09630979600號函暨所附被告病歷資料、馬偕紀念醫院96年4月19日馬院醫精字第0960001072號函暨所附被告病歷資料、台北市立聯合醫院96年11月12日北市醫松字第0963371660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附於本院卷可憑，足徵被告於密切接近本案案發（96年2月14日）前之96年2月8日，其精神狀態已因處於躁鬱症躁期而甚不穩定甚明；再參酌本案現場目擊證人丙○○、劉永隆於本院審理中均結證稱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精神狀態跟一般人不一樣，被告很憤怒、暴躁，講話邏輯也不太對，有點語無倫次等語在卷，顯見被告於為本案犯行當時與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精神科醫師診斷認被告有易怒、暴力衝動等症狀罹有躁鬱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醫師診斷認被告為衝動控制疾患，三軍總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被告於96年
2月8日就診時疑似雙向情感病患，躁期等若合符節，參酌被告主觀上以乙○○曾對之提出傷害告訴及乙○○所介紹之直銷商品糾紛等事而對乙○○甚為不滿並認乙○○對之甚有虧欠等情，迭經被告供述在卷，可認被告於案發當時，顯已因數度尋乙○○理論未著，情緒極不穩定，則待其於案發當日終尋獲乙○○，然遭乙○○否認積欠債務之際，其躁鬱症因而發病，使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為精神耗弱之人應可認定，是爰就其本案犯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茲前揭台北市立聯合醫院96年11月12日北市醫松字第09633716600號函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中未及斟酌被告犯案當時之主觀動機、所受刺激及本案現場目擊證人丙○○、劉永隆就本案發生之際，對被告精神狀態觀察所為證言，認依現有資料不足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時，可能陷於「精神障礙」狀態，而不符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適用等語之鑑定意見，容有誤會，即為本院所不採，併此敘明。
㈡、爰審酌被告與「阿凱」共同持美工刀對被害人強取財物之手段甚為可眥，對被害人所造成心理危害甚大，且迄未賠償被害人財物損失，及其犯後態度，暨審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末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刑法第87條第2項固有明文，惟斟酌被告乃因主觀上認與乙○○間存有糾葛，一時衝動方為本案犯行，犯後並稱知道錯了等語（見本院97年1月8日審理筆錄），顯見其容有悔意，足徵本案應屬偶發事件，且尚無事證顯示被告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即尚不足以使本院認有依前引規定併諭知監護處分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又扣案美工刀1把，非屬被告或共犯「阿凱」所有之物，復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至被告於96年2月14日本案強盜取財犯行之際，曾在乙○○前址住處，持乙○○所有之一千元幣券點火燃燒藉以點煙等情，經被告供認在卷，且與現場目擊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相符（見本院96年12月21日審理筆錄），則被告是否涉有故意損毀幣券罪嫌，爰移由檢察官依法偵查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0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2月19日
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官許必奇
法官曾正耀法官陳明偉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並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強梅芳中華民國97年2月19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0條犯強盜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