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497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9月14日
裁判案由：強盜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九七一號上訴人 施榮隆 選任辯護人 曹宗彝 律師
鄭晃奇 律師上訴人 黃振銘
張世昌 上列上訴人等因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一００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二一０九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九年度偵字第八六０六、九四六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上訴人施榮隆、黃振銘及張世昌相同上訴意旨略稱：㈠、本件事發地區在中國大陸之上海市，案發後已經中國公安單位進行查證，對於施榮隆測謊，亦對被害人 李興隆 （按現已死亡）作體內藥物檢驗，認為施榮隆罪嫌不足，予以開釋，此等資料與相關之行動電話申用人 施水木 ，一旦到案詳查，當同可證明或釐清案情，原審既已同意由法務部依循「兩岸司法互助刑事調查請求」途徑處理，卻未待大陸地區回覆，逕行判處上訴人三人罪刑，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失。㈡、施榮隆因另案被通緝，逃亡中國已十餘年，和台灣關係早疏遠，倘欲尋幫手作案，大可以大陸人士充之，豈會大費周章，由台灣之黃振銘、張世昌擔任；其實，事發之前，上訴人三人根本無聯絡犯意之時機，事中乃係張世昌單獨臨時起意，此自張世昌犯案時間長達六至八小時，且護送被害人返回下榻酒店，行事「拖泥帶水」，已見非出於事先縝密計畫，參諸張世昌事後旋於大陸地區變賣贓物三顆田 黃石 ，得款分文未給施榮隆、黃振銘，益見施、黃二人祇是單純在場，尤以其餘 田黃石 悉為張世昌、黃振銘帶回台灣，如謂施榮隆參與犯案，豈非「做白工」？原審罔顧張世昌因經蒐證完整、黃振銘持有部分贓物，均難脫嫌，而推稱施榮隆為犯案主謀之情，逕行臆測、推斷三人共同犯案，又未充分說明如何認定彼此間犯意聯絡之時、地及相關證據，顯然違背證據裁判主義、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嫌理由欠備，其中將「同謀共同正犯」計入「結夥三人」之列，並有法則適用不當之違誤。㈢、被害人雖稱：遭歹徒喝令飲用含有助眠效用之藥水一情，但祇言水中似有顆粒等語，既無此水或藥劑（錠）扣押在案，原判決仍加採用作為認定之依據，自非允洽。黃振銘及張世昌另相類上訴意旨略謂：㈠、黃振銘係因被警員以送往中國大陸查辦嚴懲之語相脅，始作不實之警詢和偵訊自白，原審就此不正取供抗辯，未加詳查，亦未命檢察官舉證無任意性疑慮，當與證據法則相違。
㈡、卷內無何水果刀扣押在案，原判決無憑而仍認定其屬作案工具，既有認事與卷證不符之矛盾，亦不合證據裁判法則。施榮隆單獨上訴意旨略以：㈠、張世昌、黃振銘與被害人在偵查中所為不利於施榮隆之供述，咸未經施榮隆當場為反對詰問，自非屬適格之證據，張世昌之測謊鑑定報告，祇說明其同意受測和鑑定結果，然關於施測時之身心、意識狀況及所用儀器暨環境如何，卻付闕如。檢察官既未舉證以證明各證據資料取得之適法性，當難憑為不利於施榮隆認定之依據，原審仍加採用，顯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法。㈡、張世昌與黃振銘所謂如何犯案之情形，各不相同，例如張世昌說祇想強佔被害人之田黃石，卻又變為讓被害人喝昏睡藥水；黃振銘說原欲伺機偷換該物，竟另言要殺人強取各等語，可見皆係虛話，何足採信？尤以倘若被害人確已遭人持刀控制，當陷無法抗拒地步，何庸復予迷昏再行取物？亦見矛盾。詎原判決咸加採信，自嫌欠當。㈢、施榮隆確實真心替被害人仲介系爭田黃石買賣，提供買方 劉雪英 表明願購之信件與財力證明文件；被害人且供稱施榮隆甫介紹張世昌後，旋進廁所，嗣出來見到被害人遭劫，即詢以「現在是什麼情形」，可見施榮隆乃同屬被害之人，然原判決為相反之認定，就上揭有利於施榮隆之證據為何不予採用，未見說明，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失。張世昌個別上訴意旨尚略為：㈠、原審未就施榮隆如何提供作案用之安眠藥劑，有所說明，亦未見有何綑綁被害人所用之膠帶，逕行認定此犯罪情節，既違證據裁判主義，亦有查證未盡之違失。㈡、被害人縱遭挾持，但仍非無交出田黃石與否之意思決定自由，並未達至不能抗拒之程度，則依情節，乃係該當恐嚇取財，原審竟依加重強盜論擬，同有法則適用不當之違法各云云。惟查：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定有明文。是被告本身以外之共同被告（含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被害人與一般證人，在檢察官偵查中，倘未同被告在場，原無從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若其任意性無虞，不具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原則上當屬適格之證據，檢察官毋庸就無顯然不可信之消極情事，負責舉證。而是類被告以外之人在審理中，一旦到庭踐行交互詰問程序，已足充分、實質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不生不當剝奪其訴訟防禦權之問題，觀諸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及第五九二號解釋即明。施榮隆指稱原判決採用之被害人與共同被告之偵訊筆錄，係無證據能力，違反證據法則一節，核屬誤解。㈡、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餘地。又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性和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如事實業臻明確，自毋庸為其他無益之查證，亦無所謂未盡證據調查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本件原判決先於其理由壹關於證據能力方面，說明：上訴人三人在第一審法官受理移審接押訊問時，均直言警詢未遭不正取供，復經查閱卷證所示，未見有非法情形，且在審理中以證人身分供證、行交互詰問，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乃屬適格證據；張世昌請求為測謊鑑定，實施前既有同意，實施中身心、意識狀態正常，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外力干擾，測謊人員具有專業並相當經驗，測謊經過悉合科學要求，有卷附之測謊資料明細表、測謊同意書、測謊對象身心狀況調查表、施測者專業資格證明、測謊問卷內容題組、生理紀錄圖及測謊報告書可稽，是此測謊鑑定資料，亦具有證據能力。再於理由貳之內，敘明主要係依憑被害人迭在警詢、偵查與第一審審理中，指稱：確遭施榮隆帶往案發地點，由張世昌持刀挾持、出言恐嚇，黃振銘以毛線帽蒙眼、塑膠帶綑綁雙手、餵喝含藥之水，伊醒後發現隨身所攜前往求售之田黃石全被強取而去； 林其蘇 供證：伊被查出之田黃石，確係向張世昌購得，（被害人指稱即係上揭遭強盜之贓物，嗣以收購之原價，由被害人買回）；張世昌和黃振銘一致坦承：確實相伴同去中國上海，先與施榮隆見面，並由施榮隆付租金、張世昌出名租得作案用之現場房屋，嗣被害人前來現場遭張世昌挾持，黃振銘拿摻有助眠之藥水給被害人喝，返台後，張世昌將被害人之三顆田黃石交給黃振銘；張世昌另供承：伊於被害人入門後，旋持刀予以挾持，並脅稱若不配合，將予加害， 嗣復 以毛線帽予以蒙眼，被害人喝水昏迷後，伊取走其田黃石，伊手機內留有施榮隆女友之銀行帳號，原欲變賣田黃石後，分贓、匯款給施榮隆，但因施榮隆在中國被捕而未辦；黃振銘另坦認：確有依張世昌指示，於被害人昏睡期間，負責加以看顧；施榮隆直承：確受被害人委託代覓購買田黃石之買主，伊因此和黃振銘聯繫，嗣黃振銘、張世昌自台抵滬，伊等三人曾一起用餐，後來並帶同被害人前往系爭案發現場各等語之部分自白；被害人手腕受傷之照片；張世昌出名租屋之收據；顯示張世昌對於未持刀械挾持被害人及未持水果刀抵住被害人頸部之測謊，咸呈情緒波動反應，研判有說謊之鑑定報告書；張世昌出售十一顆田黃石給林其蘇之贓物照片與該相關資料、照片、電子郵件；被害人委託施榮隆出售田黃石之委託書；被害人領回黃振銘分得而在其家中搜出之田黃石三顆贓物領據；張世昌、黃振銘連袂前往中國上海之旅行社班機資料；參諸張世昌在警詢時，供明：黃振銘確有拿摻入助眠藥物之水給被害人喝；在偵查中，更指明：係施榮隆和黃振銘討論如何於水中摻入助眠藥物，且被害人喝下後，確有昏睡；在檢察官為羈押聲請，值日法官訊問時，尚指稱：黃振銘有以塑膠帶綑綁被害人雙手之作為；黃振銘在警詢時，供明：係張世昌持刀挾持被害人，再交給伊塑膠帶用以綑綁被害人，並以毛線帽蒙其眼；在偵查中，直稱：係伊提議以摻助眠藥之水給被害人喝，而施榮隆身上即有助眠藥物；施榮隆自警詢、偵訊至歷審中，均不爭執其在案發後六至八小時內，未遭張、黃限制行動自由各等語，被害人在審理中，尚替上訴人三人求情，可見無誣陷可能等情況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三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施榮隆、黃振銘及張世昌皆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刑（前二人均處有期徒刑九年六月；末一人為累犯，處有期徒刑十年）。對於其三人僅為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犯加重強盜罪名，所為如第三審上訴意旨所示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並指出：張世昌、黃振銘在警詢時，所供（本案係由施榮隆所提議及策劃，卻製造一同被害假象）悉出於自由意志，分據其等在歷審中直言無異，其等竟翻供附和施榮隆，無非曲意迴護，不足為有利施榮隆認定之依據；上訴人三人共謀強盜，推由施榮隆聯繫（施、張係表兄弟），並帶同被害人去至案發現場，且提供助眠藥物，張世昌及黃振銘則以強暴、脅迫、藥劑，致被害人無能抗拒，遭強取財物，是三人間就結夥攜帶兇器之強盜行為，自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施榮隆有分擔部分行為，非純為同謀共同正犯，而係實施共同正犯）。尚載明：既有上揭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足以相互印證，毋庸為其他無益之查證，亦不待中國函送資料，即可審結。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自形式上觀察，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各上訴意旨，均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且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之事實爭議，不能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說明，應認其三人之上訴，皆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花滿堂
法官洪昌宏法官徐昌錦法官王聰明法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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