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222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3年上易字第22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04月09日

裁判案由：贓物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3年度上易字第222號上訴人即被告 王明德 選任辯護人 趙立偉 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贓物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1120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79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王明德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明德（下稱被告）係址設桃園縣中壢市○○路○○號長虹通訊行負責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持有之HTC廠牌、序號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來路不明之贓物（該行動電話係 陳秋香 所有，於民國101年11月1日下午2時30分許，在桃園縣桃園市○○○街○○號前遭竊），竟基於收受贓物犯意，於101年11月1日前之某日，在上址通訊行，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收受上開HTC廠牌行動電話；復明知或可得而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持有之三星廠牌、序號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來路不明之贓物（該行動電話係 林亮羽 於101年12月12日，在桃園縣內壢附近某處遺失），竟基於收受贓物犯意，於101年12月12日前之某日，在上址通訊行，向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收受上開三星廠牌行動電話；因認被告所為均涉有刑法第349條第1項之收受贓物罪嫌。
二、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之收受贓物犯行，辯稱：上開二支行動電話是客戶拿來維修，伊不知道是贓物等語。
三、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收受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陳秋香於警詢中之陳述、證人林亮羽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警製受理案件登記表、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及失竊行動電話之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經查：㈠被告在上開處所開設長虹通訊行而為負責人，於101年12
月27日經警持搜索票前來通訊行搜索，當場扣得上開HTC、三星等廠牌行動電話，經查詢結果，該HTC廠牌行動電話係陳秋香所有而於101年11月1日遭竊，該三星廠牌行動電話係林亮羽所有於101年12月12日遺失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坦認（見偵查卷第5、85頁，原審卷第22頁反面，本院卷第59頁反面），且分經證人陳秋香於警詢中、證人林亮羽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屬實（見偵查卷第9至10、14、84頁），並有警製受理案件登記表、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及上開行動電話照片等（見偵查卷第11、13、15、16、20至23、25、35頁）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雖有持有贓物之客觀事實，然被告既在上址經營通訊
行，故相關行動電話之維修及買賣，當屬其營業範疇，則被告以前詞陳述持有上開手機之緣由，並無逸脫常情之處，是自難僅憑被告持有贓物之客觀事實，即遽認被告主觀上必有贓物之認識，按上說明，此部分犯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事實，仍應有積極證據加以證明。
㈢檢察官雖以：被告未留下送修客戶的資料，可見被告未能
合理說明上開手機的來源，被告對於未填聯繫資料或簽立書面文件之人交付之行動電話，已可預見為來路不明之贓物，以及被告前曾有故買贓物之前案等為由，認為被告有收受贓物之主觀上犯意。然依證人即本件查獲員警 洪建宏 於本院審理時所述：伊在搜索時有搜到被告收購手機的資料，除了收購資料以後，並沒有扣得被告受理送修手機的登記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反面至54頁）。可見被告經營通訊行，僅在收購手機時有定型化之買賣契約書簽立，而在送修的情形則無，此觀偵查卷附被告通訊行之中古機買賣契約書即明（見偵查卷第41至52頁），而此部分亦據證人即至被告通訊行送修手機之人 陳世彬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手機因為進水無法開機拿給被告送修，被告說會再報價，伊沒有留下姓名、聯絡地址給被告，只有留電話等語屬實（見本院卷第57頁反面）。再者，在收購手機的情形，因為涉及財產權之變動歸屬，若有不法的贓物，則因為有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果，所以通常都要求出售人簽具買賣契約書以明責任，但在單純受理維修的情形，並不會涉及財產權的變動，且送修人所有行動電話留置在通訊行內，即令未填載送修人的聯繫資料，送修人也會自行聯繫以儘早取回。況且，通訊行經營者對於受理行動電話維修必須登記送修人的資料，檢察官又未提出證據證明有此等強制規定之要求。綜此，被告受理而未填載送修人聯繫資料或要求簽立書面文件，並未有何特別異於常情之處，則檢察官據此推認被告必定是主觀上預見到為來路不明之贓物云云，顯難憑採。又被告前雖有贓物之刑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但該等前案犯罪事實，究與本件被告取得行動電話而持有之緣由不同，不僅難以比附援引，且以被告有此贓物之刑事前案經驗後，即要求被告必須成為謹慎小心之人，在經營通訊行而受理手機維修時，即需仔細登載送修人資料，並盤點清查避免收受到贓物，若被告不記取該前案教訓，而粗疏輕率受理維修，即遽認必有收受贓物之不確定故意，毋寧強人所難，且不符合經驗法則，是檢察官據此推論被告主觀上有收受贓物之犯意，亦無足取。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證據，經本院逐一剖析，相互參酌，仍有合理可疑之處，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此外，又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收受贓物犯行，原審未詳勾稽，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容有未洽。
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誠南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3年4月9日
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官鄧振球
法官郭雅美法官許泰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林儀蓁中華民國10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