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86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08月20日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六八號上訴人 簡翊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０三年三月二十日第二審判決（一０二年度上訴字第三二四五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一０一年度偵字第一四二三九、一四三四五、一七五四七、二０四三九、二一八一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上訴人簡翊倫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與 梁牧宇 （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次犯行，罪證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暨為相關從刑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其所辯各節認非可採，亦詳加指駁。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即共同正犯梁牧宇遭緝獲後，供出上訴人為共同正犯，除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外，亦因犯後態度良好而獲第一審諭知緩刑宣告，且證人即購毒者 蕭育卉 亦有供出毒品來源而獲減輕其刑及從輕量刑之誘因，則梁牧宇、蕭育卉之證詞，無法互為補強證據。另原判決引用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僅為上訴人將梁牧宇行動電話號碼告知蕭育卉，絲毫未涉及交易毒品之種類、數量及價金等內容。原判決以非關本件犯行之通訊監察譯文，遽認上訴人與梁牧宇「早已對販賣愷他命形成分工共識，並有緊密確實之分工行為」，未詳述其2人如何有共識、分工行為之心證理由，及上訴人提供梁牧宇行動電話號碼後，未有任何介入或參與販賣毒品行為，竟率認上訴人有本件犯行，顯然理由欠備。㈡蕭育卉致電上訴人時，透過先前約定之暗語傳達其欲購買毒品之意思，上訴人隨即回應沒有毒品，繼而提供梁牧宇行動電話號碼予蕭育卉，由蕭育卉自行聯絡梁牧宇，並就交易毒品種類、數量、金額另行達成合意。原判決對於上訴人何以與蕭育卉間未就毒品交易事項有任何討論或合意、上訴人是否有參與後續交易行為、朋分販賣利益及何以為本件販賣愷他命之來源等情，均未置一詞；且原審明知梁牧宇之證述與其警詢所供其係獨立販賣毒品之情節齟齬，竟僅依憑梁牧宇前後有重大歧異之自白為認定事實之依憑，顯然原判決有理由欠備及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之違失。㈢依原判決第9至11頁記載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並無法推論「梁牧宇之毒品來源大多為被告簡翊倫」之事實，原判決以未經嚴格證明，且與本案無涉之通訊監察譯文，推論出上情，自屬臆測而有理由欠備之違失。㈣依梁牧宇所證，其販賣毒品之對象不限於上訴人所認識之人，甚至獨自販賣毒品予不詳姓名之女子，原審未說明何以輕信其前後矛盾之證詞，判決理由亦有不備。倘上訴人與梁牧宇有緊密之分工行為，縱梁牧宇致電上訴人確認對方身分安全無虞後，始完成愷他命之交易，亦因梁牧宇與蕭育卉關於毒品交易之意思合致，係於確認身分無誤後達成，而與上訴人提供梁牧宇之行動電話號碼無涉。況本件犯行前後，梁牧宇與上訴人間之通訊監察譯文均未提及任何毒品交易細節或朋分販賣所得利益之情形，益證上訴人確實未參與此次毒品交易等語。
三、惟按：㈠政府為防制毒品之氾濫，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對於販賣毒品之行為，無不加強取締、嚴加懲處，一旦販賣毒品者遭警查獲、逮捕，往往需入監服刑，後果嚴重，因之，販賣毒品者於販毒時，均謹慎小心，除避免與購毒者聯繫時，談及買賣毒品之種類、數量及價格，並常以隱晦之暗語替代毒品買賣之內容外，甚且以無償提供毒品，誘使他人與其共同販賣毒品，先提供所販賣之毒品予他人，並由他人出面與購毒者聯繫，交付毒品，收取價金，再將價金轉交提供毒品者，二人分工完成毒品之交易，此種販賣毒品之模式，隱存在於提供毒品者與他人間，不易為檢、警查悉，往往需藉由實際從事毒品交付、價金收取之他人之陳述，始能明瞭提供毒品者如何與他人有犯意聯絡，及如何參與毒品販賣之行為分擔。因之，倘提供毒品者始終否認犯罪，實際從事毒品交付、價金收取之他人對於所販賣毒品之來源、販賣所得價金之轉交，前後供述綦詳，而無重大瑕疵，再佐以與犯罪事實具有相當關聯性之間接或情況證據內容，已足強化該他人陳述之真實性與憑信性，即應認為有適格之補強證據而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證人梁牧宇、蕭育卉之證述及通訊監察譯文等證據資料，說明：⑴依證人梁牧宇、蕭育卉之證詞，暨卷附民國101年2月8日中午12時18分許之通訊監察譯文可知，上訴人與梁牧宇對於販賣愷他命早已形成分工合作之共識，因之，上訴人於接獲蕭育卉欲購買愷他命之來電後，立即指示蕭育卉致電梁牧宇，梁牧宇接獲上訴人轉介而不熟識之蕭育卉來電，始能不畏查緝而親自與蕭育卉完成新台幣（下同）500元愷他命之交易。參諸梁牧宇之證詞（證稱：卷附101年2月7日晚上10時9分、同年月日晚上11時3分、同年月8日凌晨0時3分、同年月11日中午12時24分、同年月日中午12時46分、同年月日晚上10時32分、同年月12日中午12時9分、同年月日下午3時1分、同年月日晚上10時33分等通訊監察譯文〈下稱情況證據〉之內容，均係梁牧宇與上訴人聯繫販賣愷他命事宜，及為上訴人持送愷他命予買主之對話內容等語），可知上訴人與梁牧宇間確有共同販賣愷他命之分工。⑵梁牧宇與蕭育卉關於買賣愷他命情節之證述相符，復與上訴人、蕭育卉間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吻合，其中上訴人為愷他命來源及梁牧宇轉交500元價金等節，雖無直接證據相佐，但仍有上開情況證據可資為梁牧宇證述之補強證據。⑶因警方早已鎖定上訴人有販賣毒品之行為，並依卷附通訊監察譯文獲悉本件犯行，則梁牧宇事後雖供出其毒品來源及共同正犯為上訴人，仍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自難認梁牧宇有刻意誣陷上訴人之動機。⑷梁牧宇雖自承曾獨自販賣愷他命予「蓓蓓」、「草莓」、「小愛」部分，因與本案無涉，且卷內並無梁牧宇持用行動電話之通訊監察譯文可佐，尚難以檢、警未繼續追查，即認梁牧宇指證上訴人共同販賣愷他命，係配合警員而刻意栽贓等情。已闡述明晰，所為之論斷，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亦無理由欠備之違失。上訴人徒憑己見，再事爭辯，顯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至成年人施用第三級毒品，並非犯罪行為，卷內並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蕭育卉向梁牧宇購入愷他命係供販賣或轉讓之用，則無論蕭育卉是否供出愷他命之來源，均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減輕其刑或從輕量刑無涉。上訴人與梁牧宇對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既早有默契及分工之共識，且梁牧宇之愷他命來源為上訴人，則上訴人接獲蕭育卉來電以「找你啊」暗語表達購買愷他命之意，隨即提供梁牧宇之行動電話號碼予蕭育卉，經蕭育卉聯絡梁牧宇後，由梁牧宇出面與蕭育卉完成愷他命之交易，嗣梁牧宇將價款轉交上訴人，因之，縱上訴人僅提供梁牧宇之行動電話號碼予蕭育卉，上訴人與蕭育卉間未提及毒品交易之數量、金額，上訴人亦未出面親為交付愷他命、收取價款等後續交易行為，均無礙於其與梁牧宇為共同正犯之事實認定。至上訴人與梁牧宇間之通訊監察譯文縱無商討本件愷他命交易與朋分販賣所得之內容，純係迴避遭警查獲風險所致，自不能因此而謂梁牧宇所陳，不足採信。又卷附上訴人與梁牧宇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既屬上訴人與梁牧宇間於案發前後其等有共同販賣愷他命之共識及分工之情形，參酌梁牧宇之證詞，進而推論上訴人為梁牧宇愷他命之來源，上開通訊監察譯文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且既經原審法院合法調查上開通訊監察譯文，有原審審判筆錄在卷為憑（見原審卷第120頁背面），即與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無違，自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憑。㈡證人先後證述不一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事實審法院就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本於自由心證，認為證言一部為真實者，採取或捨棄其一部，以為裁判之根據，並非法所不許。原判決已說明其就梁牧宇前後對於另有毒品來源、首次向上訴人購買愷他命之時間、是否收取本件販賣愷他命價金500元、是否由上訴人接洽買主後，再轉由梁牧宇持送愷他命及收取價金等節，雖稍有不一，然梁牧宇對於本件愷他命來源為上訴人乙節，始終陳述如一，自不足以撼動梁牧宇證詞憑信性之理由，原判決尚無理由欠備或採證違背證據法則等違法情形。經核其餘上訴意旨，亦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及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邵燕玲
法官孫增同法官徐昌錦法官楊力進法官李麗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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