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76號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簡上字第76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5年07月06日

裁判案由：給付票款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5年度簡上字第76號上訴人信達利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 林韋全 被上訴人 洪明璽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 律師
陳家祥 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4年12月7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04年度重簡字第7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05年6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本件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緣原審被告 呂春昕 （原名 呂俊圜 ，其未提起上訴已告確定，下同）於民國104年3月31日向被上訴人借款新臺幣（下同）844,200元，並交付由上訴人所簽發，並由呂春昕背書如附表所示之支票2紙（下稱系爭支票），作為上開借款之擔保，詎屆期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竟均以經掛失止付為由，致遭退票，迭經催討無效，爰本於票據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與原審被告呂春昕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844,20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票面金額，各自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下開情詞置辯：系爭支票並非上訴人所簽發，系爭支票上之發票日期及票面金額字跡均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之筆跡顯然不符，上訴人公司大小章印文非上訴人所用印，應係呂春昕竊取系爭支票後偽造簽發，故被上訴人所持有系爭支票是遭他人盜蓋並冒用上訴人名義所簽發，上訴人不負票據責任。又縱認系爭支票為真正，然被上訴人乃自呂春昕所取得，被上訴人自有票據法第14條第1項惡意或重大過失之處，且被上訴人亦應舉證其取得該票據有何對價存在，否則依票據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繼受前手即呂春昕之瑕疵，上訴人自得以遭呂春昕竊取之事由對抗被上訴人。並為答辯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其全部勝訴，即判命上訴人與原審被告呂春昕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844,20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票面金額，各自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而就事實之陳述及所用證據，除與原判決記載者相同，予以引用外，補稱：(一)系爭支票並非上訴人所簽發，系爭支票之發票日期及票面金額字跡均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之筆跡顯然不符，且其上之上訴人公司大小章印文非上訴人公司印章之印文，從而，被上訴人所持有之系爭支票是遭他人冒用上訴人名義所簽發，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支票為上訴人所簽發、印章為真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無法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從請求上訴人負發票人責任。(二)法務部調查局問題文書鑑識實驗室鑑定書（下稱系爭印文鑑定書）所載內容中，上訴人公司印章實物為木頭章（方型），此係於市面上刻印章商家可立即使用電腦刻印製造，故仍無從由系爭印文鑑定書論定系爭支票之上訴人公司大小章為真正。而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之印章實物為象牙章（圓型），該實物之印章尺寸、字型、紋線等規格，不易遭他人仿造製作，故由系爭印文鑑定書內容可知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印章實物並無與系爭支票上印文相同之證明。(三)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3月31日借款予呂春昕844,200元，故收受票面金額為844,200元之系爭支票，上訴人予以否認，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其與呂春昕有借貸關係存在，並有交付呂春昕844,200元等事實等語。並為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補稱：
(一)依系爭印文鑑定書及上訴人聲請公示催告之程序，可知系爭支票確為上訴人所簽發，並無遭他人偽造情形，蓋系爭印文鑑定書所載：「A1、B1類印文（即系爭支票之公司章印文）與C1、D1類印文（即留存於金融機構之公司章印文、公司章實物蓋出之印文）相同。」等情，可知系爭支票之大章印文（即公司章之印文）確為上訴人公司之印鑑章無訛。另關於系爭支票之小章印文（即法定代理人章之印文），系爭印文鑑定書雖表示無法鑑定，惟細繹其無法鑑定原因：「由於A2、B2類印文（即系爭支票之法定代理人章印文）印泥淤積、紋線粗化，印文細微特徵不明」所致，即表示小章印文並未與印鑑章不同，僅係印泥淤積、紋線粗化致無法鑑定，故仍無法以此認為有遭第三人盜刻用印之情形。又佐以系爭印文鑑定書之鑑定分析記載：「A2、B2與C2、D2類印文經同倍率放大重疊比對結果，其印文形體均大致疊合」，亦可證系爭支票之小章印文確屬真正，僅係印泥淤積致紋線粗化，並無遭第三人盜刻用印情形。況上訴人既辯稱系爭支票係遭呂春昕竊取後，自行偽刻公司大小章而簽發云云，然系爭支票之公司大章既經鑑定為真正，難以想見呂春昕僅偽刻法定代理人印章，而另外再以上訴人公司印章蓋印於系爭支票上，顯見上訴人辯詞顯屬虛枉，並非可採。(二)再者，上訴人早於104年5月22日已詳載系爭支票之票號、金額等資訊聲請公示催告，其日期明顯早於系爭支票退票日（即104年6月5日、104年7月6日），則依一般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上訴人應早已知悉系爭支票內容，斷無可能係空白支票遭竊後，由第三人填寫而偽造簽發，否則，上訴人如何詳載系爭支票內容而聲請公示催告。因此，足證上訴人辯稱系爭支票係遭他人竊取後偽造簽發云云，係屬臨訟杜撰之詞，顯無可採。(三)被上訴人係因借款予呂春昕而取得系爭支票，有雙方間之借貸契約書可稽，故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無對價關係云云，與事實不符。至於，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為惡意或有重大過失而取得票據云云，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然上訴人對此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所辯之詞亦無可採等語。並聲明：駁回上訴。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被上訴人得否就系爭支票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茲敘述如下：
(一)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支票為無因證券，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就支票之取得，有無正當原因，或有無對價關係，自不負證明之責。又發票人欄之印章如為真正，即應推定該支票亦屬真正。申言之，得據以判斷該支票係為發票人作成。倘主張其印章係被盜用時，則被盜用之事實，按諸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轉應由為此主張者負舉證責任（此有最高法院70年台上第4339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故若票據上所蓋用之印章如為真正，則主張印章乃係遭他人盜用而用以偽造票據者，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應由主張其印章乃係遭盜用之人負舉證之責任。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89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又印章由本人或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主張該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230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上訴人所持有之系爭支票，經上訴人否認系爭支票上印文之真正，揆諸前開說明，關於系爭支票上印文真正，即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業經被上訴人聲請鑑定系爭支票之印文真正，而由本院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就系爭支票原本上之「信達利有限公司」及「林韋全」印文（下分別編為A1、B1類印文；A2、B2類印文，蓋因系爭支票共計2紙）、上訴人信達利有限公司存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印鑑卡及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暨約定書上之「信達利有限公司」及「林韋全」印文（下分別編為C1、C2類印文）、上訴人信達利有限公司於104年10月29日派員送達「信達利有限公司」及「林韋全」印章實物2枚所蓋出之「信達利有限公司」及「林韋全」印文（下分別編為D1、D2類印文）鑑定、比對是否相符以判斷系爭支票上印文是否為真正，而觀諸系爭印文鑑定書之鑑定結果為：(1)A1、B1類印文與C1、D1類印文相同。
(2)有關A2、B2與C2、D2類印文之異同，由於A2、B2類印文印泥淤積、紋線粗化，印文細微特徵不同，致無法鑑定等內容，此有法務部調查局104年11月9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函附卷足憑（另置限閱卷），足徵系爭支票之發票人欄位有關上訴人「信達利有限公司」之公司大章印文確為真正。至系爭支票上之發票人欄位有關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之印文與上訴人存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印鑑卡及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暨約定書上之「林韋全」印文雖有無法完全比對鑑定之情形，然該無法鑑定之原因係因該印文印泥淤積、紋線粗化，造成印文細微特徵不明以致無法鑑定，惟系爭印文鑑定書並未認定A2、B2與C2、D2類印文有不同之情形，況參以系爭印文鑑定書之鑑定分析表，將A2、B2與C2、D2類印文經同倍率放大重疊比對結果後，發現其印文形體均大致疊合（參見系爭印文鑑定書所附之鑑定分析表第4頁），益證系爭支票上有關「林韋全」之印文亦堪認為真正，僅係因印泥淤積、紋線粗化致印文細微特徵不明確，惟經同倍率放大特徵比對結果，仍足認A2、B2與C2、D2類印文其印文形體均大致疊合，要難遽以認定系爭支票上之「林韋全」印文係遭他人所偽造，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洵非有據。況查，上訴人辯稱系爭支票遭呂春昕竊取後，由呂春昕自行偽刻上訴人公司大小章而簽發於系爭支票上，然系爭支票之上訴人公司大章既經鑑定為真正，殊難想像上訴人所稱盜刻印章者即呂春昕僅竊取上訴人公司大章並蓋印於系爭支票上，而未竊取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印章，而僅偽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印章蓋印於系爭支票上等情為真。復查，上訴人尚辯稱其所遺失為空白票據，系爭支票上均未載有任何文字、未蓋印有任何印章，而係由呂春昕竊取空白支票後自行填載票面上文字以及偽刻上訴人公司大小印章蓋印其上，上訴人係因票據到期日後始發現遭票據背書人呂春昕竊取系爭支票等云云，然審諸上訴人於104年5月22日即已就系爭支票聲請公示催告，並已填載系爭支票之票號、金額、到期日（見104年度司催字第396號卷），足認被上訴人所辯稱上訴人前已開立載有到期日與票面金額之系爭支票，並已蓋印公司大小章於其上等語，較可採信，則綜觀上情，應認系爭支票上之印文應為真正，則系爭支票亦屬真正，倘上訴人欲主張系爭支票係被呂春昕所盜用，應由上訴人就此負舉證責任，且上訴人縱舉證證明呂春昕盜用系爭支票並無權處分系爭支票，然仍須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為票據法第14條所謂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之人，即係指明知或可得而知轉讓票據之人，就該票據無權處分而仍予取得者而言，抑或係以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故依票據法第14條規定，被上訴人即無從享有票據上權利，也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倘未能就上情舉證以實其說，自仍不能免除發票人應負給付票款之責任。
(三)再查，上訴人對於系爭支票係遭呂春昕所竊取等節，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復酌以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另案對於呂春昕提起竊盜之刑事告訴，並於刑事案件指稱呂春昕涉嫌於104年4月8日晚上9時許，在新北市○○區○○街○○○巷○○號竊取系爭支票等語，然業據檢察官偵訊當時在場人（包含指稱遭呂春昕竊取支票之其他告訴人，渠等所遺失之票據與系爭支票合稱上開遺失票據），據當時在場人即刑事案件證人 洪健順 、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均證稱渠等當天並未看見呂春昕竊取上開遺失票據，僅係後來渠等方知悉上開支票遺失，而因呂春昕於上開遺失票據有背書或提示，故認應為呂春昕所盜取上開遺失票據，然查，呂春昕及其所營晟利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公司以及刑事案件證人洪健順等私人間、公司間，均有使用支票供作貨款支付或私人借貸，上訴人公司與晟利公司亦具有交叉業務關係，故雙方均會開出支票支付貨款等情，業經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韋全於刑事偵查中陳述在卷，則查，支票為商業交易及個人理財常見信用工具，支票受付原因可能為收取貨款、受贈、公司間換票、竊盜等，支票背書原因亦有票據貼現、質押借款、典當等可能，不一而足，況且，呂春昕若真有竊取上開遺失票據，豈有事後再於所竊取之支票上背書或自行提示兌現，不啻極易暴露其犯行，衡諸一般常理，應難僅以呂春昕有於系爭支票上背書，即逕認上訴人所指稱系爭支票係由呂春昕所竊取等節為真，此亦有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5年度偵緝字第276號、第277號、第278號、第279號、第280號不起訴處分書同此意旨可稽，職是，尚難因此推認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係呂春昕竊取而得後，再交付予被上訴人等情事為真實。
(四)退步言，縱認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係呂春昕竊取而得後，再交付予被上訴人（假設語，非本院認定），惟按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67年台上第1862號判例、97年台上第2242號裁判意旨參照）。此乃貫徹票據行為文義性及無因性基本理論所為之舉證責任分配。亦即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執有票據係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者，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任。故票據法第14條第2項所謂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固指前手之權利如有瑕疵，該取得人即應繼受其瑕疵，人的抗辯並不中斷；如前手無權利時，取得人即不能取得權利而言，惟該前手權利瑕疵或無權利之抗辯事由，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證明之責（此亦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1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時，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例意旨亦同此旨）。
再按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該條項所謂以惡意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係指從無處分權人之手，原始取得票據所有權之情形，且係明知或可得而知轉讓票據之人，就該票據無權處分而仍予取得者而言（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587號判例、52年台上字第1987號判例參照）。
亦即票據法第14條之規範對象，係票據無處分權人（如占有票據係出於他人遺失、盜贓所得）所為之票據行為；倘票據係為票據行為者合法取得而占有，即無本條之適用。經查，本件上訴人辯稱系爭支票係遭呂春昕所竊並盜蓋上訴人公司大小章，且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係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或以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故依票據法第14條規定，被上訴人自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也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等云云，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裁判意旨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呂春昕有竊取支票並盜蓋印章、被上訴人係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系爭支票或係以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支票等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主張應由被上訴人舉證說明與呂春昕間借貸關係之成立與現金交付等語，要屬無據。況被上訴人確有提出其與呂春昕之借貸契約書，其與呂春昕確有成立844,200元之借貸債權債務關係，並於借貸契約書上約定：被上訴人給付現金予呂春昕，呂春昕同意以支票作為償還本金之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5頁正反面），反觀上訴人既自陳其未能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之際即為惡意或無代價或未以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支票等節（見原審卷第109頁、本院卷第27頁），則上訴人所主張票據法第14條之抗辯亦難認有理由，是本件上訴人居於發票人之地位，既不能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支票為惡意或有重大過失，抑或係無代價或未以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支票等節為真實，自仍應依法負發票人給付票款之責任。
五、綜上所述，本件系爭支票之發票人欄所蓋上訴人之印章既為真正，且上訴人既未能證明系爭支票遭呂春昕竊取支票並盜蓋印文、被上訴人係屬惡意或重大過失，或以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支票等情，則上訴人自應就被上訴人所持之系爭支票，依票據文義負發票人之票據責任，殆無疑義。末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發票人應照票據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支票不獲付款時，執票人於行使或保全支票上權利之行為後，對於背書人、發票人及支票上其他債務人得行使追索權。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連帶負責。執票人得不依負擔債務之先後，對於前項債務人之一人或數人或全體行使追索權。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六釐（即年利息6%）計算。
此有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26條、票據法第144條、第85條第1項、第96條第1、2項、第13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被上訴人依票據之法律關係訴請上訴人與原審被告呂春昕連帶給付844,20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票面金額，各自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即屬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決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予以准許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自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05年7月6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李世貴
法官林哲賢法官張惠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105年7月6日
書記官黃頌棻附表┌──┬──────┬─────┬─────┬────┬────┬────┬────┐││││││││提示日(││編號│票據號碼│票據金額│發票人│背書人│付款人│發票日│即利息起││││(新臺幣)│││││算日)│├──┼──────┼─────┼─────┼────┼────┼────┼────┤││││││││││1│AD0000000│385,000元│信達利有限│呂春昕│台灣中小│104年6月│104年6月│││││公司││企業銀行│5日│5日│││││││迴龍分行│││├──┼──────┼─────┼─────┼────┼────┼────┼────┤││││││││││2│AD0000000│459,200元│信達利有限│呂春昕│台灣中小│104年7月│104年7月│││││公司││企業銀行│5日│6日│││││││迴龍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