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上訴字第242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11月20日
裁判案由：殺人
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2年度上訴字第2427號上訴人即被告 倪升生 選任辯護人 陳英鳳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1號，中華民國102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164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事實
一、倪升生（綽號「 阿生 」、「 阿森 」）與 林進益 （已歿）於民國91、92年間，均係借住於桃園縣龜山鄉○○○村000○0號（下稱案發地點）空屋之遊民，皆以從事資源回收、撿拾垃圾為業， 蕭余龍 則因失業時而前往案發地點拜訪林進益，3人因而結識。92年1月4日下午4、5時許，蕭余龍攜帶米酒、礦泉水、水果與已殺好之魚，連同水果刀1把，至案發地點與倪升生、林進益一同烤魚飲酒，至同日晚間6、7時許，3人因喝酒自制力降低（均 未達 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喪失或顯著降低程度），因一言不合發生口角進而互毆，嗣3人情緒平復後繼續宴飲，因蕭余龍所帶之米酒飲畢，蕭余龍乃拿錢給林進益外出買酒，林進益購酒返回空屋後僅飲用少量即欲返回房間睡覺，引起蕭余龍不滿，認為林進益辜負其好意，兩人發生爭執，蕭余龍持酒瓶毆打林進益，林進益於右眼遭酒瓶毆擊流血後，即摀住眼睛逃往空屋外之堤防階梯上，後蕭余龍承諾不再毆打，囑林進益進屋睡覺，然林進益於進屋後仍遭蕭余龍持酒瓶毆打，林進益心有未甘，反擊報復，搶下蕭余龍所持之酒瓶，持酒瓶朝蕭余龍頭部敲砸致酒瓶破碎，雙方衝突之時，倪升生則在旁勸架，林進益因與蕭余龍互毆而受有右手撕裂傷、紅腫、瘀血、臉部多處擦傷、右眼下方紅腫、瘀血等傷害，蕭余龍則因此受有頭皮右後頂部擦傷、顏面右額部挫裂、右眉毛近眉心側ㄑ型挫裂傷、右顴部擦傷、左顴部擦傷及其上方併有裂傷、左眼眶上緣兩處裂傷、下頦部裂傷（林進益傷害蕭余龍部分，另案判決確定），林進益見蕭余龍受傷，即自行至空屋客廳隔壁房間睡覺，倪升生、蕭余龍繼續宴飲，嗣兩人言語衝突，倪升生一時性起，萌生殺人之犯意，明知胸腹為人之要害部位，竟持蕭余龍攜帶至現場之水果刀1把，刀尖向右下朝蕭余龍之左側腹部肋骨下緣3公分、中線旁5公分處猛刺1刀，深度穿刺腹壁進入腹腔，致使蕭余龍受有腹部穿刺刀傷，並因刺中脾動脈導致失血性休克，倪升生見狀隨即逃逸他去，蕭余龍因無人急救失血過多而死亡。翌日上午8時許，居住隔鄰龜山鄉陸光村陸光二村799之2號之住戶 蔡美里 ，依例晨起外出運動時，發現蕭余龍於案發地點客廳躺臥血泊中而報警，警方於同日上午11時許據報到場，當場喚醒、逮捕在睡夢中之林進益，並在案發現場「阿生」臥舖旁保特瓶瓶口採證取得遺留之DNA。
時過8年，倪升生因於100年3月2日涉嫌毒品案為警逮捕，經警採驗DNA比對與案發現場「阿生」臥舖旁保特瓶瓶口採證取得遺留之DNA相符後，全案始告偵破。
二、案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及蕭余龍之弟 蕭進盛 訴由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倪升生上訴及答辯要旨
一、被告坦承於92年1月4日傍晚與林進益、蕭余龍3人在案發現場吃魚乙事，惟堅不承認有殺人犯行，辯稱：蕭余龍並非我所殺，案發當日蕭余龍與林進益開始爭吵拉扯後，我就離開去拿便當、撿發票、資源回收云云。
二、辯護人為被告辯稱：㈠蕭余龍係與林進益發生互毆，被告與蕭余龍並無怨仇，亦未與蕭余龍發生糾紛，被告實無刺殺之動機。
㈡依卷證資料，92年1月4日案發當晚，在場人士林進益、蕭
余龍，及翌日到場之員警與製作筆錄之人，均未聽聞林進益陳述「阿森」與蕭余龍間有政治立場不同之衝突，原審102年7月3日辯論庭，傳訊員警 林宏亮 、 吳清 妙始初次提及有政治立場不同之事，由此可知，員警試圖將被告入罪而作不實供述，原審遽以推測方法認定「阿森」與蕭余龍因有政治立場不同而起衝突，有悖證據法則。
㈢案發第二日，現場已封鎖，現場物品當時送驗採證，鑑驗結
果均未發現在水果刀及血衣上出現有被告之指紋及DNA，原審判定被告殺死蕭余龍，實缺明確之直接證據。
㈣警員林宏亮、 吳清妙 均表示係聽林進益所言而作證，其等證
言屬傳聞證據。而被告當時為遊民，三餐尚靠他人接濟，本身自卑，無任何政治傾向，警員林宏亮、吳清妙所證雙方因政治立場而發生衝突，乃附會之詞。
㈤林進益所為供述，瑕疵斑斑，不得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㈥因被告不定時會在案發地點停留、睡覺，警方在被告床頭寶特瓶瓶口，採得被告DNA，不足為奇。
㈦被告精神特質是易緊張型，對情緒反應波動極大，不能以測謊結果呈不實反應，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㈧被告身上未帶有手錶，致不知返回案發地點空屋之時間，原
審以被告所述前後不一，即認被告所辯非真，令被告有冤抑難宣之苦。
貳、程序部分
一、證人林進益 於警詢 中所為陳述有證據能力。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3第1款定有明文。查證人林進益業於101年1月21日死亡，有其個人除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原審重訴字卷第24-25頁），觀諸證人林進益92年1月5日警詢筆錄，係警方經民眾報案未久，即由警方依法製作，經證人林進益閱覽後簽名、捺印表示無訛，並確認係其於自由意識下所為之陳述（相字第98號卷第8頁），因查無證據顯示製作筆錄之警員，有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取證之情事，本院就證人林進益當時接受警詢並製作筆錄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客觀環境因素加以觀察，足認其警詢陳述係出於真意之信用性獲得確切保障，此一供述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由於證人林進益業已死亡，實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27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2826號判決參看）。
二、證人林進益於另案偵審程序之陳述有證據能力。㈠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
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該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同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4208號判決參看）。
㈡本件證人林進益另案原係遭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以被
告之身分移送偵查（相字第98號卷第3頁刑事案件報告書），於檢察官偵查期間、原審審理期間，均係以被告身分應訊（相字第98號卷第58-59頁、聲羈字第7號卷第4-5頁、偵聲字第42號卷第6-8頁、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6-11、40-45、52-60、74-75、78-80、94-99、111-113、
124-127、144-149、172-181頁），因其在本案審理前，業已死亡，無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由被告及其辯護人為反對詰問，符合傳聞例外規定，鑒於法官及檢察官均為法律專業人，通常會依據法律規定調查證據，不會違法取供，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則證人林進益於前案偵查中及原審以被告身分未為具結所為之陳述，亦均有證據能力。
三、法務部調查局測謊報告書有證據能力。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若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時所產生微妙之心理變化，例如：憂慮、緊張、恐懼、不安等現象，因此身體內部之心理變化，身體外部之生理狀況亦隨之變化，例如：呼吸急促、血液循環加速、心跳加快、聲音降低、大量流汗等異常現象，惟表現在外之生理變化，往往不易由肉眼觀察，乃由測謊員對受測者提問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問題，藉由科學儀器（測謊機）紀錄受測者對各個質問所產生細微之生理變化，加以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並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實。測謊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之基本程序要件，包括：⒈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⒉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⒊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⒋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⒌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即賦予證據能力。依卷附法務部調查局101年7月2日調科參字第00000000000號測謊報告書暨檢附之相關鑑定資料所示，該測謊係經受測人即被告之同意，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人不必要之壓力，測謊人 吳家隆 亦具有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另測謊儀器品質良好，於測謊當日並無運作不正常之現象，測謊當時環境良好，受測者之身心及意識狀態也無不能接受測謊或受到外力干擾之情，有該報告書暨所檢附之測謊鑑定過程參考資料等附卷可按（偵字第16450號卷第91-
103頁），在形式上符合測謊基本程序要件。又該鑑定書所附測謊鑑定資料表、測謊鑑定說明書、測謊圖譜、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已載明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所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熟悉測試法、區域比對法），具專業可靠性，核與法定記載要件相符，則該測謊報告書自屬刑事訴訟法第206條之鑑定報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參照），應有證據能力。
四、其他供述證據，有證據能力。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除前揭證人林進益前案警詢、偵訊、審理中所為陳述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相關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之情事，與本案有相當關連，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有證據能力。
五、非供述證據，有證據能力。本件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除前述測謊報告書之證據能力業如前述說明外，本院審酌各證據資料製作之情況，無不當取得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有證據能力。
叁、實體方面
一、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及理由㈠被告綽號「阿生」與林進益於91、92年間，均係借住於案發
地點空屋之遊民，當時被告與林進益以資源回收為業，蕭余龍時而前往案發地點拜訪林進益，3人因而結識，92年1月
4日傍晚時分，蕭余龍至案發地點與被告及證人林進益一同宴飲，業據被告在到案之初，於警詢供稱：「（你有無於92年1月4日18時許，與死者蕭余龍等人飲酒，綽號「阿森」男子是否你本人？）是我本人，有在該處飲酒過。」、「我烤魚並喝了1杯米酒。」（偵字第16450號卷第8頁反面、第9頁），於100年6月4日偵查時供承：「我在桃園體育館附近拾荒而認識林進益、蕭余龍。」、「我有小酌一杯，當天晚上確實是我們3人在一起。」、「喝酒1個多小時。
」、「用塑膠免洗杯喝酒。」（偵字第16450號卷第51、52頁），於100年7月23日偵查時陳稱：「我當天是自己烤魚、喝酒。」、「我有喝酒，有加礦泉水。」、「（除了你、林進益、蕭余龍，是否還有其他人？）沒有。」、「我真的沒有證據，也沒有朋友可以證明，因為當時只有我們3個人。」（偵字第16450號卷第64、65頁），於100年8月11日偵查時陳稱：「99.1.4晚上我有跟蕭余龍、林進益一起飲酒。」（偵字第16450號卷第73頁），於原審亦陳稱：「（受命法官問：案發當時是否只有你跟林進益、蕭余龍3個人在現場喝酒？）我有在現場，當時只有我們3個人。」（原審重訴卷第138頁反面）等情，林進益就案發時在場之人亦為相同之證述（相字第98號卷第7頁），證人即當時任職龜山警分局偵查隊負責本案鑑識之員警吳清妙，於原審具結證稱：「依現場照片顯示屋內應該是有3個塑膠杯。」（原審重訴卷第123頁反面）。是本件案發當晚僅有被告、被害人蕭余龍、證人林進益3人在場宴飲，足資認定。被告於本院辯稱其於當時滴酒未沾乙節，顯為不實。
㈡被害人蕭余龍因遭人刀尖向右下朝左側腹部肋骨下緣3公分
、中線旁5公分處猛刺1刀，深度穿刺腹壁進入腹腔，致受有腹部穿刺刀傷，並因刺中脾動脈導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嗣被告於100年3月2日另案涉嫌毒品為警逮捕，經警採驗
DNA比對與案發現場「阿生」臥舖旁保特瓶瓶口遺留之DNA相符等情，有桃園縣警察局龜山分局處理蕭余龍命案現場勘查報告、現場照片、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92）法醫所醫鑑字第0039號鑑定書、102年4月1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等附卷可稽。是蕭余龍因遭人以利刃刺穿腹壁，並因刺中脾動脈，導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亦可認定。
㈢本件案發時間，為92年1月4日，適值冬季寒夜，而案發現
場為空屋，預定拆除，居民多已搬離，僅被告、證人林進益與被害人蕭余龍3人，並無其他目擊證人。在場3位人士，其中被害人蕭余龍因本案身故，林進益已於101年1月21日死亡，2名亡者已矣，無法作證或交互詰問，被告之供詞又反覆不一。因此，本院就案發經過之事實認定，以相關人證及非供述證據為主，依循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推斷之。
㈣案發地點，原為眷村，現已改建，致無法重建現場，在案發
當時，因計畫拆除，住戶多已遷離，呈無水無電之狀態，此有龜山警分局處理蕭余龍命案現場勘查報告、現場照片可考，並經證人蔡美里、林宏亮證明在卷，被告對此復不爭執。依現場照片所示，案發現場為空屋，家徒四壁，除林進益及被告之地舖（枕頭、毯子、棉被）外，空無一物，無水無電，當時又天寒地凍，外人不會覬覦上門，依通常事理，第三人不會在案發地點作案、加害被害人蕭余龍。
㈤有關被告於案發地點居住期間，或稱有1個月（原審重訴卷
第89頁、第138頁反面），或稱1個半月到2個月（本院卷第40頁反面），或稱6個月（偵字第16450號卷第10頁），語多保留。有關被告宴飲後外出，再返回案發現場之時間，先於警詢陳稱：「我於隔日『5時』左右返回空屋。」（偵字第16450號卷第9頁），在偵查中陳稱：「隔日早上『5時』，看見蕭余龍全身是血。」、「還沒有天亮時我回去。」（偵字第16450號卷第52、73頁），於原審改稱：「我在『凌晨』再回到空屋。」（原審重訴卷第18頁）、「我在當夜『12點』有再回到現場。」（原審重訴卷第89頁）、「（你後來回去看到蕭余龍倒地並摸到血時是幾點？）第二天『凌晨1點到2點』。」（原審重訴卷第137頁反面），於本院則稱：「我拾荒回來的時間點我不能肯定。」（本院卷第76頁反面），前後不一。有關發現被害人蕭余龍倒地之地點，被告在警詢陳稱：「我於隔日5時左右返回空屋內，就發現蕭余龍躺在樹旁附近。」（偵字第16450號卷第9頁），在偵查中陳稱：「看見蕭余龍全身是血，躺在屋外樹下。」、「我回去在大樹旁崁坡看到蕭余龍躺在那邊。」（偵字第16450號卷第52、73頁），於原審稱：「我…再回到空屋，看到蕭余龍身體向上，躺在空屋門前迴廊的崁坡下。」（原審重訴卷第18頁）、「我回到現場，看到蕭余龍躺在『門口』，我以為他喝醉酒睡在門外。」（原審重訴卷第90頁），於本院則稱：「（你發現蕭余龍的地點究竟在哪裡？）是在門外。因為那個地方很小，在樹下駁坎旁邊。」（本院卷第77頁），前後歧異。而案發現場之鄰居蔡美里，於警詢證稱：「92年1月5日，…約（上午）8時要外出運動，剛走到隔壁，我看見該間房屋大門未關，『屋內』地上躺一個男人」（相字第98號卷第28頁），再觀警方所拍攝現場照片，被害人蕭余龍陳屍處係位於案發地點屋內（相字第98號卷第20頁），證人蔡美里之證詞與客觀事證相符，應可採信，是被害人蕭余龍陳屍地點應於該空屋屋內。被告就案發地點居住期間、再度返回時間、被害人蕭余龍倒地位置，一再翻異其詞，就被害人蕭余龍倒地位置，更與實際狀況不符，則被告顯然有意隱瞞真相。
㈥證人林進益於警詢供稱：我和死者蕭余龍及綽號「阿森」（
按指被告）一起喝酒及烤魚，…死者蕭余龍就隨手拿酒瓶打我造成我左眼角受傷，我就跑出去，我有跑回現場，死者蕭余龍又拿酒瓶打，我閃身後搶下蕭余龍手上之酒瓶往蕭余龍敲去酒瓶就破了，之後我就將死者蕭余龍推倒，我看到蕭余龍撞到牆角後頭有流血等語（相字第98號卷第7頁）；於內勤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3人喝一喝，死者對我大小聲，持酒瓶往我頭部敲下去，我逃出去，死者追出來，後來我與死者一同回屋內，死者又要打我，我便推死者撞牆，過一會兒死者眉角便流血等語（相字第98號卷第59頁）；於92年2月19日原審延押庭供稱：我3人之前已經喝了2瓶酒，死者要我再去買酒，我買酒回來，才喝了1杯多就喝醉，死者叫我繼續喝，我說不要，死者就打我等語（偵聲字第42號卷第8頁）；於92年4月18日原審供稱：喝完了酒，死者叫我再去買酒，我說我沒有錢，死者說他有，死者還叫我走好，買回來後，我喝了1杯，就說我不要喝了，死者說不行就不高興拿酒瓶打我手，他就不高興說「你罵我什麼？我拿酒來給你喝，你還不高興？」死者就要用酒瓶打我眉毛，我發現我眉毛在流血，我就罵死者以後不跟他喝酒，死者又要打我，我就推開他，說我要去睡覺，以後不理他了，「 阿銘 」（按指被告）是死者帶來的，我與死者吵架時，「阿銘」就在旁邊勸架。他們2人還在那裡喝酒，等警察來叫我起來時，說有人倒在地上，你還在睡覺，這時我才知道蕭余龍死了，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7-8頁）；於92年6月19日在原審供稱：我3人喝酒，我喝醉了要去睡覺，被害人就拿酒瓶打我眉頭，因為被害人還要叫我再喝，但是我不願意，所以被害人就生氣不說話，就拿酒瓶打我；第2次被害人又要打過來，我就用手檔（擋）他，我就爬到堤防上，死者後來說他不打我了，叫我回來，我才又回來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42、44頁）；於92年7月3日原審供稱：我身上的傷是死者第1次打我右眉毛處，第2次打到左邊的額頭，第3次我就用手去擋死者，結果被打到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59頁）；於92年12月18日在原審供稱：我有點酒醉，我就想去睡覺，但是死者就拿酒瓶打我眼睛，我被打後就先跑出去，後來死者說不會打我，叫我進來睡，我才又進來，後來我就去睡了，結果死者就拿酒瓶打我，又被他打到我的頭，我還用手去掩著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146頁）。證人林進益就其遭蕭余龍兩次毆打，經被告勸架後，返回房間睡覺之基本事實陳述，前後相一致，並與台灣桃園看守所新收收容人內外傷紀錄表、健康檢查表、證人林進益傷情照片4張相符。此與被告所供稱：死者與林進益發生爭吵時，我有在旁勸架等語（原審重訴卷第17頁反面、第89、137頁），互核一致。因此，林進益在與蕭余龍發生第二次衝突後，即因不勝酒力，返回空屋房間睡覺，林進益自不可能再加害被害人蕭余龍。
㈦不法之徒，作奸犯科之後，通常會心神不寧，睡不安穩。證
人林進益於92年4月18日原審另案訊問時供稱：蕭余龍又要打我，我就推開他，說我要去睡覺，以後不理他了，我就去睡了；他們2人還在那裡喝酒，等警察來叫我起來時，說有人倒在地上，你還在睡覺，這時我才知道蕭余龍死了，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7-8頁）；卷附桃園縣警察局龜山分局蕭余龍命案現場勘察報告，亦敘明：「龜山所 陳國榮 暨刑事組刑一小隊到場時， 林嫌 還在現場左側臥房其所有地舖上睡覺…」（相字第98號卷第36頁）。證人林進益既不逃離現場，又能安然入睡，迄警方到現場查案，為警搖醒，方知命案發生，顯示其內心坦蕩，益證其未加害被害人蕭余龍。
㈧反之，被告案發後舉止乖違，刻意隱瞞其在現場之跡證。
⒈姑不論被告於案發地點居住之時間，或為1個月、或為2個
月、或為6個月，因被告確實居住於該空屋有相當時日，在此生活空間，隨其日常活動，必留下指紋及其他跡證。然本案警方鑑識人員於案發現場採證時，卻僅於被告床頭蚊香盒底部採得指紋2枚、米酒瓶上採得指紋1枚，其餘指紋均因不完整而無法比對，此有證物清單可參（原審另案訴字第
580號卷第105頁），並經員警吳清妙於原審具結證述無訛。按指紋為人體分泌汗液、接觸物體表面時所形成，依通常經驗，如非事後刻意擦拭，在其活動場所，必定留下痕跡，但本件被告之指紋卻甚為稀少，若非被告案發後刻意擦拭，湮滅證據，當不致此。
⒉又被告於原審陳稱：「（審判長問：有沒有清理床鋪？）沒
有。」（原審重訴字卷第138頁）；於本院102年9月23日準備程序陳稱：「（受命法官：當時你在空屋的床位在何處？）我的床位在窗戶面對左手邊；林先生（即林進益）在窗戶面對右手邊，我們住在同一個房間。」（本院卷第40頁反面），同年10月4日準備程序陳稱：「（受命法官：你平日有無整理內務的習慣？）沒有。我很隨性。」（本院卷第55頁反面）。然觀警方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相字第98號卷第26頁），案發後翌日（92年1月5日），被告床舖棉被卻折放整齊，擺放於床頭枕頭上，應係經過整理，此與被告所稱平日未整理床鋪、無整理內務習慣之情相異，由此益見被告有湮滅證據之舉。
⒊再證人即被害人之弟、時任改制前台北縣政府警察局蘆洲分
局警務佐蕭進盛，於偵查中陳稱：「後來我們去招魂有去現場看過，有臉盆洗過有血水，臥房也整理過。」（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第44頁反面）， 嗣於 原審具結證稱：「我在空屋內應該待差不多10分鐘左右。」、「（案發當日）到現場先看我哥哥的臉部，當初警方只是通知我去看是不是我的親人…我確認死者的身分花了1、2分鐘，其他的時間就在屋內查看現場的情況。」、「地上有被清掃的痕跡。」等情（原審重訴卷第93、94頁）。證人蕭進盛雖為被害人家屬，然其具刑事實務經驗，並至現場觀察相當時間，所證與被告案發後舉止及現場床鋪整理照片相符，其證言應可採信，更足以佐證案發地點於案發後確實經過人為處理、刻意掩飾。
⒋另依警方所拍攝之現場照片，案發地點之空房房間，係被告
與證人林進益居住，兩人床鋪相隔三、五步而已，然證人林進益於本案發生翌日早上為警方逮捕時，仍在睡夢中，不僅血跡滴落至林進益之床位前，林進益之枕頭下更沾滿血跡（相字第98號卷第51、52頁），是證人林進益並非破壞現場跡證之人。
⒌綜上，堪認被告離去案發現場前，曾清理現場、湮滅相關證
據。按趨吉避凶，為人情之常，狡詐之徒，於犯罪後，湮滅證據，以脫免自己刑責，世所常見。案發現場，原住戶已他遷，被告等遊民入住，因與四周鄰居不熟，既未辦理戶籍登記，又無第四人在場，被告湮滅相關證據，應係犯下大錯，藉以逃避刑責。
㈨⒈被告表示其在案發現場空屋居住期間，或為1個月、或為2
個月、或為6個月，業如前述，證人林進益於原審另案聲押庭表示：「我住（陸光二村）那空屋約3年了，我與『阿森』（「阿生」之誤）住在那裡。」（原審另案聲羈卷第4頁反面），其2人既共同居住於空屋同一房間，期間至少1個月以上，是彼此有相當之交情。又被告於偵查中表示：「看過被害人蕭余龍2、3次」（偵字第16450號卷第73頁），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我見過他（蕭余龍）2、3次。」（本院卷第40頁反面），參以案發當日其3人共同喝酒、吃魚，則被告與被害人蕭余龍應非形同路人。
⒉被告於警詢陳稱：「我於隔日5時左右返回空屋，就發現蕭
余龍躺在樹旁附近。」（偵字第16450號卷第9頁），在偵查中陳稱：「隔日早上5時，看見蕭余龍全身是血。」、「我回去在大樹旁崁坡看到蕭余龍躺在那邊。」、「我當天發現蕭余龍流血時，沒有再進入屋內看。」（偵字第16450號卷第52、73頁），於原審陳稱：「我再回到空屋，看到蕭余龍身體向上躺在空屋門前迴廊的崁坡下。」（原審重訴卷第18頁）、「我回到現場，看到蕭余龍躺在門口，我以為他喝醉酒睡在門外。」、「我回到現場，看到蕭余龍躺在門口，我以為他喝醉酒睡在門外，我要去叫醒他，屋內很黑，看不到東西，我在門口要叫醒他，我摸他，濕濕的，我以為是嘔吐物，就要走去河堤燈光看一看，後來一看是血，我嚇到就跑掉了。」、「（審判長問：你怎麼沒有想進去看林進益在不在？）我看到是血，我直覺反應只想離開。」、「（你說12點發現被害人躺在門口，當時被害人是否死亡？）我不知道。」（原審重訴卷第89、90頁）等情。被告對非陌生之被害人蕭余龍、林進益，竟棄之不理，實違常情。
⒊被告雖辯稱其見被害人蕭余龍受傷流血，心中恐慌，故而離
去。然被告案發時為中年男子，從事資源回收有2個多月，因撿拾破爛、回收資源，時與髒亂、污穢物品相接觸，參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其自幼於眷村長大，出過車禍，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等情（本院卷第39頁），堪認被告有相當閱歷，對他人受傷、流血應司空見慣，更非遇事全然不知如何反應。縱被告未敢親自急救，尚不至對室友林進益之安危不加聞問，亦無不報警救治被害人蕭余龍之理。
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被告再度返回空屋，既然發現蕭余龍
倒於地上，身上沾有血跡，彼此又非素不相識，理應救人急難，或自行報警，或大聲呼叫，或向左鄰右舍求救，更應進入空屋察看，瞭解證人林進益之狀況，是被告應與被害人蕭余龍發生衝突或不可告人之處，乃棄之不顧，自行他去。（姑以被告所言，其有提供100元酒錢，甚至於本院102年9月23日準備程序表示願傾其所有資助買酒，對蕭余龍、林進益2人尚有通財之義，如無其他緣故，不會對林進益等人坐視不管，吝於呼救求援）。
㈩被告畏罪潛逃。
⒈本件案發之後，被告從未返回案發地點，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第一、二審供認在卷。
⒉被告於本院102年9月23日準備程序陳稱：「（受命法官：
在命案發生後（你摸到血跡後），你的行蹤如何？）在桃園巨蛋對面的土地公廟睡覺，在成功路。」、「（受命法官問：現場的土地廟現在是否拆除？）沒有拆掉，離現場（空屋）300公尺到400公尺左右。」、「（除了睡覺以外）我在桃園市後火車站，或者在朝陽公園。」（本院卷第41頁），於102年10月4日準備程序供陳：「從我摸到有人流血之後，我就沒有回到案發現場或附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回去。」、「小巨蛋跟土地公廟距離就隔一條馬路。（有人流血之後，你一直就在小巨蛋？）是的。」、「我不知道有遊民死亡。」（本院卷第56頁）等情，並有被告手繪標明「空屋到土地廟（000-000公尺）」簡圖可參（本院卷第86頁），倘如被告所述，其僅知蕭余龍流血，不知蕭余龍已死亡，因被告案發後之活動地點，距案發現場僅3、4百公尺，何以其在本案發生後至100年6月到案前，長達8年期間，刻意不返回案發地點關心被害人蕭余龍之後續情形，亦不拜訪昔日同一室友林進益。
⒊重大刑案之行為人，為逃避罪責，常一改平日生活圈，或隱
姓埋名，或搬遷他處，從被告於案發後之前揭反應觀之，倘非其持刀刺殺被害人蕭余龍，意圖逃避刑事訴追，當無逃匿多年而不出面訪友之理。
依測謊報告被告有持刀刺殺被害人蕭余龍。
⒈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
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產生之情緒，則在測謊儀器上愈會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自得供審判上之參酌（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27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359號判決參照）。
⒉被告於偵查中經送測謊結果，法務部調查局以101年7月2
日調科參字第000000000000號測謊報告書，表示被告就「㈠當 天渠 沒有持扣案水果刀刺殺蕭余龍」、「㈡其於案發次日清晨返回現場時被害人已全身是血躺在樹下」呈情緒波動反應，研判有說謊，有該測謊報告書及其附件資料在卷可參（偵字第16450號卷第91-103頁）。是依測謊報告，益證被告有持刀刺殺被害人蕭余龍之行為。
⒊被告辯護人雖以「被告其精神特質是易緊張型，對情緒反應
波動極大」等詞，認不得以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然該測謊並非僅詢問該特定2個問題，亦有詢問其他問題，實驗組與對照組問題相互交錯，辯護人所辯，尚不足推翻該測謊之結果。
被告雖辯稱案發之際，離開案發地點，前往證人 武偉韜 住處
拿取便當，而有不在場證明，並聲請傳喚證人武偉韜為證。證人武偉韜於本院102年11月6日到庭證稱：「（辯護人問：你從開始提供晚餐給被告以後，你從來都沒有看到被告沒有拿走便當過？）是的。」、「我提供早餐跟晚餐，一直提供到被告到南崁的資源回收店。」、「我們是從小在一起眷村長大的鄰居。」等語。然一般人如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對於受贈者必有相當之瞭解，證人武偉韜證稱：「（法官問：被告當何兵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被告教育程度。」、「（你有無去過陸光二村的被告當時臨時住處？）我沒有去過。」（本院卷第71頁），按服兵役為我國成年男子生命歷程中獨特、鮮明、而時常不吝與他人分享之記憶，教育程度亦非不可告人之私密，證人武偉韜與被告同為眷村長大，自幼即為熟識，對此更無特意隱瞞之理，然證人武偉韜既認被告為其小弟而照顧，卻對被告服何兵種、教育程度、住居地，全然不知，僅記得被告每天拿便當而作不在場證明，其證詞不免偏頗；尤其，被告於警詢表示：「當時我烤魚並喝了1杯米酒，我就徒步至桃園市區撿拾發票。」（偵字第16450號卷第9頁），於偵查中表示：「我把他們勸架勸開，我就走了，因為我7點到7點半，會到桃園市去撿發票還有拾荒。」、「（檢察官：有無證據要調查？）我真的沒有證據，也沒有朋友可以證明。」（偵字第16450號卷第65頁），從未提及拿便當之事。是證人武偉韜證詞，屬迴護之詞，難以採信。
證人林進益雖曾於警詢供稱：我坦承打死死者蕭余龍之犯行
云云（相字第98號卷第7頁反面）。然查，員警林宏亮於原審作證表示詢問林進益時沒有錄音（原審重訴卷第127頁反面第1行），本院已無從查證該供述之真實性；再觀該筆錄，林進益係先供稱：我當時喝醉了，我是否有拿水果刀、鐵管打死蕭余龍，我不清楚等語（相字第98號卷第7頁反面），經員警追問是否坦承打死死者蕭余龍之犯行後，方為上開回答，由其陳述之先後脈絡，可見證人林進益亦無法確定被害人蕭余龍是否確係其所加害。證人林進益警詢一度承認殺死蕭余龍之自白，並非可採。
員警吳清妙於林進益殺人乙案審理時結證：本案水果刀是木
頭的，木頭的比較粗糙，吸水性比較強，沒有辦法採集到，也有可能是兇手自己刻意擦拭掉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96頁），因本件兇刀上採不到指紋，既有上開可能性，自不得以兇刀未採得被告之指紋，即論本案非被告所為。原審辯護人雖稱依刑事警察局100年5月5日鑑定書現場有
第三人DNA，顯見本案可能係第三人所為云云，然查該鑑定書，係被告另案涉嫌施用毒品，經以棉棒採集毒品吸食器上檢體及以棉棒採集被告唾液檢體送驗，鑑定結果吸食器上檢體與被告檢體不符，然發現與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轄區尋獲KT-5970號自小貨車案中編號2-3煙蒂DNA-STR型別相符，與本案無關，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0年5月
5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考（偵字第16450號卷第14頁），因其非本案92年間在案發地點採獲之檢體，則原審辯護人所辯，係誤解鑑定書內容所致。
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
之職權，如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835號判決參照）。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審理事實之法院綜合卷內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即非不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88號判例、44年台上字第702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判決參照）。本案雖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犯罪，究其原因，係現場無第四人在場，被告又湮滅相關證據，並逃亡在外，然百密一疏，本院依相關間接證據綜合研判，依論理、經驗法則，判斷證據之證明力，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確信真實程度，而為被告有罪之認定，並無何違法之處。辯護人以本案並無直接證據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足取。
有關100元之酒錢，係何人所支出，證人林進益與被告所言
不同。被告於100年6月4日警詢表示：「當時他們2人跟我說他們沒有酒喝了，我就從身上拿出100元交給『林進益』去買米酒。」（偵字第16450號卷第9頁），於100年7月26日偵查庭表示：「我拿了100元給『蕭余龍』去買酒。
」（偵字第16450號卷第64頁），被告忽稱交錢予林進益，忽稱交錢予蕭余龍，供詞不一，參以被告於本院自承其不喝酒、晚餐需由武偉韜接濟等情，其手頭顯然不便，所稱其支付酒錢100元乙節，難以相信。而證人林進益於92年4月18日原審另案供稱：「喝完了酒，死者叫我再去買酒，我說我沒有錢，死者說他有，死者還叫我走好，買回來後，我喝了
1杯，就說我不要喝了。」等語（原審另案訴字第580號卷第7頁反面）。因此，本院認另行購酒之100元，係被害人蕭余龍所支出，特予說明。
綜上，被告有持水果刀刺殺被害人蕭余龍之犯行，足以認定。
二、論罪之說明㈠按人之胸腹部，為重要臟器之所在，屬要害部位，持水果刀
等利刃猛刺，足以戕害人之生命，此為眾所周知之事實，被告持鋒利之水果刀，猛刺被害人蕭余龍之左側腹部肋骨下緣
3公分、中線旁5公分處，深度穿刺腹壁進入腹腔，致使蕭余龍受有腹部穿刺刀傷，因而刺中脾動脈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被告顯有殺人之故意。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被告前於86年間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經台灣桃園
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87年2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除死刑、無期徒刑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法加重其刑。㈢被告行為後，刑法有所修正，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
法第47條規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刑法第47條第1項則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本件被告係故意犯而非過失犯，修正前後就故意犯構成累犯部分僅作文字修正，規範內容尚無不同，法律之修正對被告而言，無有利或不利之可言，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95年度第2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三、原判決之評斷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援引刑法第271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論以故意殺人罪，並審酌被告與被害人原相互認識，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相待，反以暴力相向，僅因發生口角，即持鋒利之水果刀往被害人左側腹部猛刺，一刀刺穿腹腔刺中脾動脈，致使被害人因失血性休克而死亡，顯見其用力甚猛，下手毫不留情，剝奪被害人之生命法益，漠視法律秩序，造成被害人家屬頓失至親，遭受難以弭平之傷痛，所生危害甚鉅，迄今仍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害，犯後逃亡多年，到案後矢口否認犯行，飾詞卸責，不知悔改，兼衡被告之素行、生活狀況與高工肄業之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4年，以資懲儆。並說明本件被告犯罪時間，雖在96年4月24日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之減刑基準日以前，惟因其所犯係該條例第3條第15款所列之罪，並經宣告逾有期徒刑1年6月之刑，依同條例第3條規定，自不得予以減刑。另說明扣案作案水果刀1把，雖供被告犯本案之罪所用，然係被害人蕭余龍所有，並非被告所有，業經被告與林進益供承在卷，自不得予以宣告沒收。其認事、用法及量刑，洵無不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富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刑事第十八庭審判長法官王聰明
法官謝靜慧法官曾德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蔡晴棠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