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49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4月24日
裁判案由：違反懲治走私條例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四九一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選任辯護人賴淑惠右列被告因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四三九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丁○○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係台北市「羽強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負責人。其明知中國大陸地區之物品仍屬我國管制進口物品，竟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間，前往香港，向香港商 杜榮青 之「新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香港公司），購買大陸產製之「特多龍植毛印花絨布」一批，由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船公司）負責運送，並於八十八年八月間，委託不知情之慶大報關有限公司（下稱報關行）負責人乙○○，向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報關，私運前開管制進口物品（報單號碼AW/BC/88/W701/3201；櫃號：OOLU0000000/1/4500；數量：44566碼；申報產地：香港）進口；在輸入後，貨櫃進儲基隆關稅局監管之五堵中國貨櫃站。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經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驗貨員丙○○等，在該貨櫃場查獲，認定該批貨物之產地為中國大陸地區，且其完稅價格超過新台幣（下同）十萬元，因認被告涉有違反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走私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被告坦承報告進口之事實無訛，並經證人乙○○、 陳建華 、甲○○及丙○○證明屬實，且有進口報單及中國大陸「東蒂植絨織造有限公司」標籤影本在卷可稽，足見該批貨物係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從中國大陸廈門裝船後，即輾轉運送至基隆港，其間未曾開櫃，自屬大陸地區物品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走私之犯行，辯稱：其於八十八年四月間，向香港公司接洽進口「特多龍植毛印花絨布」一批，數量為四十呎貨櫃一櫃；其雖未指定產品之生產國，然因大陸地區產品較為粗劣，故其當時曾向該公司負責人杜榮青，口頭表示不接受大陸地區產品。至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當其收到來貨裝箱單之傳真時，始確定貨物數量為五百二十六捲。該批貨物本應由香港出境而至台灣；未料，香港公司竟在廈門上櫃五百二十六捲，直接由廈門運至高雄境外航運中心，再原櫃運回香港，再由香港運回高雄，再以陸運而轉運至五堵。由於運送過程均未開櫃，才被認定為大陸產品。在此過程中，被告公司完全不知情；其實係受香港公司之陷害，並無犯罪之故意。何況，船公司至香港之提單原始收貨人為昌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正公司），而被告並不認識昌正公司，船公司亦未發給被告公司到貨通知單，可見本案五百二十六捲貨物，其貨主應為昌正公司；縱有走私，亦屬昌正公司所為，與被告公司無涉。再依航運流程而言，若第一收貨人之昌正公司要轉讓貨物給第二收貨人時，應經由船公司、第一收貨人及第二收貨人三方面書面同意始可。惟昌正公司所出具之承諾書，並無被告公司之印章，可見該批貨物並非被告公司所進口。其次，一般而言，報關行須取得承諾書與第一收貨人昌正公司之大提單後，認為並無異常，始得持向船公司換取第二收貨人之小提單，進而向海關提貨。惟本案之報關行於貨物進口之後，係直接取得小提單，持向海關提貨，可見走私者係昌正公司，並非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在貨物進口之後，才有取貨行為，並無走私可言。復次，依船公司所簽發之提單（被證一）觀之，本案貨物之起運港為香港，卸貨港為基隆，並未記載係廈門、高雄、香港、高雄、基隆之運送流程。被告係在不知情之情況下前往提貨，並無走私故意可言。再者，被告公司係甲級貿易商，本件貨物係首次進口；若被告有意走私，不可能整個貨櫃裝滿「匪貨」，更不可能未予掩飾，反將具有標籤之二十六捲置於外層，任人一望即見。退而言之，縱認定被告走私，惟本案貼有「東蒂植絨織造有限公司」標籤者，不過二十六捲而已，因該二十六捲之貨樣與另外五百捲並不相同，不能推定另外五百捲均為大陸產品；何況，該二十六捲之完稅價格更未超過十萬元，被告亦無責任可言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其次，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經查：被告於調查局基隆航業海員調查處調查時，自始供稱：其羽強公司係績優廠商，自香港進口此類貨物，原不須產地證明；惟在案發後，其去電向香港公司負責人杜榮青求證，杜榮青表示該五百捲係印尼產製，惟在裝貨時，無法裝滿貨櫃，才於當地另購二十六捲大陸產品填充。其乃請求杜榮青提供印尼產地證明，以便向海關澄清。杜榮青乃將產地證明寄交報關行之乙○○等情，業據證人乙○○於調查時證明屬實，並有產地證明一紙在卷可稽（見證十三），被告所辯並非無稽，已然可見；何況，證人乙○○更證稱：香港賣方所提供之產地證明及其出貨方式，原非在台買方所能掌控，被告確係購買香港當地貨品，不知本案是大陸貨等語，並提出新法公司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按證人另稱：七月乃八月之誤載）給予被告之傳真書面一紙，載明「數量不足，補足二十六支大陸貨，合共五二六支」等語，有該傳真一紙附卷足憑（見證十一）。準此，本案之貨物，是否全為中國大陸之產品，已有可疑；證人即海關驗貨員丙○○雖於調查時證稱海關依相關規定，逕予認定全部為大陸貨云云；然此乃行政推定，並非司法推定，本院自不受其拘束。其次，當海關質疑本案貨物來源，被告向香港公司求證時，香港公司即提供印尼產地證明，有該證明一紙在卷可稽（即證十三）；若被告已由香港公司事先知悉此係大陸貨，則在案發後，香港公司大可置之不理，何必提供印尼產地證明給予被告之報關行，以求澄清？足見被告辯稱其係受香港公司所陷害，似非無憑。何況，香港公司所提出之印尼產地證明，雖經我國駐外單位證明係出於偽造；然我國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傳真財政部關稅總局之印尼八八經字第八八一一六七號函，依然聲明：被告之羽強公司係透過香港貿易商進口，有可能是不被告知之善意第三者（證十八）等語，可見被告確有可能是不知情而受騙，在本案過程中居於被害人之地位；若然，被告自無罪責可言。復次，證人即負責運送之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經理甲○○到庭證稱：卷附（見證一）提單係副本，收貨人係昌正公司，貨物係自廈門起運，惟只記載航程之一部；小提單上看不出來貨物起運港為何，只記載香港是經過港口（見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訊問筆錄）；廈門公司有通知原始提單未發出來，授權台灣公司受貨給昌正公司（見八十九年九月八日最後訊問筆錄）等語，而證人即報關公司負責人乙○○亦到庭證稱：提單上之收貨人為昌正公司；香港是起運港；所有資料都從香港而來（見八十九年九月八日訊問筆錄）等語；茲被告係進口商，等候收取貨物，對出貨人是否違背出貨乃至是否轉運進口，本難知情；何況，船公司至香港之提單原始收貨人為昌正公司，船公司亦未發給被告公司到貨通知單，可見本案原始貨主應為昌正公司；至昌正公司出具承諾書時，始將貨物之受貨人改為被告公司，直到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船公司始發交小提單給被告公司，此觀之卷附大小提單之內容自明（證一及證八）。茲依大提單所載，本案貨物之起運港為香港，卸貨港為基隆，被告又如何知悉其係廈門、高雄、香港、高雄、基隆之運送流程？而其小提單上所註明貨品名、數量、起運港、目的港、船舶名稱等，與香港新法公司交付被告之發票及傳真之記載相同，亦有該發票及傳真各一紙存卷可資對比（證十及證十一）。準此以觀，被告又如何得悉香港公司所運送進口者係大陸貨，又如何得悉其起運港為廈門？因此，被告為辯稱其不知貨物轉運過程，更不知起運港為廈門，信而有徵，並非臨訟編造可比。綜上，被告所辯其不知係大陸產品一節，應非虛構，可信度甚高，極有可能為真，亦即有利被告之合理懷疑於此存在；在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不能僅以其係自廈門轉運至高雄，即推定被告係故意走私進口。茲被告既無走私之認知，其無走私進口之故意甚明，自不能以走私罪責相繩。此外，復查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故意走私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