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94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2月23日
裁判案由：重傷害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九四六號
上訴人甲○○選任辯護人 黃紫芝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重傷害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更㈠字第一一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少連偵字第一○九、一一三、一三四、一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意旨略稱：（一）上訴人坦承在眾人互相毆打之際，確有隨手拿取身旁機車上之安全帽丟向被害人乙○○，證人林○祿、陳○鈴、黃○宏亦證稱上訴人係拿安全帽擲向或丟向乙○○，證人陳○鈴係乙○○之友人，無迴護上訴人必要，可見上訴人並無重傷害乙○○之犯意，原判決不採有利於上訴人之上開證人之證言，亦未說明不予採納之理由，認定上訴人係拿安全帽朝乙○○頭部重擊，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且乙○○頭部之傷勢，亦有可能係倒下後撞擊地面，或遭其他共犯賴○琦、吳○賢等人及上訴人共同圍毆所造成，不能單獨認為係上訴人丟擲安全帽所引起之傷害。（二）乙○○所受之傷勢，原判決事實欄首認「乙○○因而受有左側頭皮水腫淤血及裂傷、頭部外傷併廣泛性軸突損傷」，復認其「腦部挫傷造成廣泛性軸突損傷及左側肢無力、人格改變等之傷害」，與理由欄內所認定「足見乙○○因本件之犯罪，所受之傷害為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創傷性蜘蛛膜下腔出血、腦水腫」等傷害，顯不相一致；且原判決依據國軍台中總醫院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醫質字第○九四○○○五五五五號函之內容，認「乙○○精神病發作應非頭部外傷造成」、「乙○○人格及精神等情感精神病症係在本件傷害前已有之病症」，且乙○○於原審作證時，行動自如，應對無礙，能了解原審之發問，並為陳述，與常人並無差別。則乙○○因本件傷害行為所受之傷害結果，「人格改變」並不在其中，原判決事實欄卻記載「……人格改變等之傷害」，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等語。惟查：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甲○○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以使人受重傷未遂罪刑（處有期徒刑貳年拾月），係以上訴人確有於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時地，以安全帽毆打被害人乙○○受傷之事實，業據其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及第一審供認在卷（見少連偵字第一一三號卷第六頁反面、三九頁反面，第一審卷第九九頁）；及依憑證人即共犯賴○琦（見少連偵字第一○九號卷第九頁）、證人即少年林○○（年籍在卷，係賴○琦之女友；見少連偵字第一○九號卷第一四四頁反面、一四五頁）、證人劉○君（見少連偵字第一一三號卷第九頁）、證人林○祿（見少連偵字第一一三號卷第一一頁）、證人吳○浩（見少連偵字第一三四號卷第二二頁）等人之證供（均證稱上訴人係以安全帽毆打乙○○之頭部），證人即被害人乙○○之指訴，卷附之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診斷證明書、同年十月二十四日院歷字第八九一○二一八七號函、九十年一月三十日院歷字第九○○○一○二三三號函（見少連偵字第一○九號卷第三○頁，第一審卷第一一二、一三三頁），國軍台中總醫院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民查字第○七九九號函、九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醫質字第○○○○○○○○○○號函（見原審上訴卷第一七八頁，更<一>卷第一○三頁）等證據資料，為論罪依據。並敘明（一）綜合上訴人、共犯賴○琦、證人林○祿、黃○宏、魏○信、少年林○○及被害人乙○○等人之供述，本件係起因於少年林○○將其遭乙○○強迫口交之事告知男友賴○琦，賴○琦欲教訓毆打乙○○，因而商請魏○信轉告乙○○於約定之時、地前來談判；賴○琦並將此事告知劉○君，共同找來林○祿、上訴人、吳○賢助勢；上訴人於知悉少年林○○遭乙○○非禮之事，另邀黃○宏到場，因 邱學一 、吳○浩適與黃○宏在一起打撞球，亦好奇一同前往；到場後，先由賴○琦、上訴人、吳○賢徒手毆打乙○○倒地，於乙○○欲爬起之際，由上訴人拿起旁邊機車上之安全帽毆打乙○○。（二）依上引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函載，被害人乙○○因受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創傷性蜘蛛膜下腔出血、腦水腫傷害，合併意識重度昏迷（昏迷指數七分，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意識始回復清醒），可見其當時頭部受傷甚重，要非單純投（丟）擲安全帽即可造成；且乙○○當時已遭共犯賴○琦、吳○賢等人毆打，場面混亂，上訴人實無可能對乙○○瞄準丟擲安全帽，所辯伊係自機車上拿安全帽丟向乙○○，非手持安全帽毆打；暨證人林○祿、陳○鈴於審判中改證稱上訴人係拿安全帽丟（擲）向乙○○云云，無非事後卸責、迴護之詞，均非可採。（三）安全帽為堅硬之物，持之用力毆打人頭部，足以使人腦挫傷，可能造成不能回復之腦部傷害，此為一般人之知識；上訴人於行為時為將滿十九歲之青年，自具備此一常識，其持安全帽毆打乙○○頭部，致乙○○當場昏倒在地，足見用力甚猛，具有使人受腦部不能回復之重傷害故意。又賴○琦、吳○賢及上訴人邀約乙○○前來談判，未攜帶任何工具，在談判過程中，因一時氣憤，該等三人先以徒手毆打乙○○，嗣於教訓毆打過程中，上訴人自行從旁邊不詳人所有之機車上拿取一頂安全帽，猛力毆打乙○○之頭部，致其頭部受傷，應係上訴人獨自起意重傷害乙○○。（四）被害人乙○○因上訴人及賴○琦、吳○賢之傷害行為，致後腦及手肘有出血、紅腫現象，依上開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其頭部所受之傷勢為「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創傷性蜘蛛膜下腔出血、腦水腫（術後）」；第一審法院函查其治療復原情形，據該院九十年一月三十日查復：「病患乙○○目前的神經功能已有相當程度之進步，平衡功能方面已可自行活動不需他人扶持幫助；語言功能方面已可清楚溝通表達，但較少言語，可能屬人格改善的後遺症，……；左側肢體力量明顯較三個月前進步。」且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原審法院前審作證時，已行動自如，應對無礙，能了解發問，並為陳述，與常人無差別等情，有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上訴卷第一五二至一五六頁），足見乙○○因頭部受安全帽重擊所受之上開傷害，因延醫治療，其神經功能、平衡功能、語言弱（功）能，均已大致回復，尚未達重傷害之結果；上訴人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項、第一項之重傷害未遂罪。對於上訴人否認有重傷害之犯意為不可取，悉依卷證逐一指駁說明綦詳，核其論述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皆無違背。查原判決已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復綜合上訴人之供述，證人賴○琦、少年林○○、劉○君、林○祿等人之證言，及審認被害人乙○○之傷勢，參互斟酌判斷，資為認定上訴人係持安全帽毆擊乙○○之頭部使受傷害，具重傷害之犯意，已說明其取捨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要無違誤；上訴意旨辯謂係僅丟、擲安全帽，否認有重傷害故意，並非可採。又原判決事實欄首載乙○○「受有左側頭皮水腫淤血及裂傷、頭部外傷併廣泛性軸突損傷」，係引述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函、九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函（見原審上訴卷第一三九、一四○頁；該函旨在說明乙○○於急診時除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頭部傷勢外，病歷紀錄有無其他傷害情形）之說明為論列，乃指乙○○遭上訴人與賴○琦、吳○賢等人毆打所造成之傷害而言；其中「頭部外傷併廣泛性軸突損傷」（係引自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函之記載；該函另載乙○○於八十九年七月八日出院時，神經功能仍有語言功能障礙，左側肢體輕微無力、平衡功能較差等缺損），亦即理由欄引述之診斷證明書所載「頭部外傷併腦挫傷、創傷性蜘蛛膜下腔出血、腦水腫」等旨，文字敘述不盡相同，純係診治醫師之用語不夠周全，但均屬乙○○頭部傷勢之病歷記載，則無異致。依原判決之認定，此頭部之傷害係上訴人持安全帽毆打所造成；另依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九十年一月三十日函載，乙○○確有因此傷害而「較少言語，可能屬人格改變之後遺症」情形；原判決理由引用國軍台中總醫院九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函稱「乙○○在頭部外傷前即出現話多，活動量大、激躁不安、暴力行為及性慾高等情感性精神病病症，故其精神病發作應非頭部外傷造成」等情，因認乙○○人格及精神等情感精神病症係在本件傷害前已有之病症等由，此與事實欄認定乙○○「因腦部挫傷造成廣泛性軸突損傷及左側肢無力、人格改變等之傷害」，並無齟齬矛盾之處。上訴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駁事項，重為事實爭辯，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呂潮澤
法官吳昆仁法官孫增同法官趙文淵法官吳燦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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