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467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1年09月13日
裁判案由：重傷害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四六七九號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振瑩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重傷害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一○○年十月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七○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九年度偵字第六四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而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林振瑩傷害致人重傷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被告傷害人之身體，因而致人於重傷罪刑，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否認犯行之供詞及其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檢察官及被告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惟查：（一）、原判決依憑告訴人 蔡昇龍 自承因不滿被告之言語規勸，而先行趨前拉扯被告一情，另證人即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小學（下稱均頭中小學）廚工 蔡張麗升 、 王美玲 所證案發當時之經過情形，核亦與被告所辯因遭告訴人先掐住其頸部，為求自保，始出手制止告訴人等語相符，足徵本案實肇因於告訴人先行掐勒被告頸部並推擠被告，致被告跌坐在地後，告訴人仍持續為之，被告係受迫於此突發且近在眉睫之重大威脅，情急之下，始順手拿取牛排刀，持以對告訴人還擊，既非出於被告主動，亦非被告所能事先預期。又依上開供證，案發當時被告遭告訴人掐勒頸部，壓制在地，告訴人並跨騎在被告身上，就彼等正面相向之相對位置以觀，告訴人頭、頸、肩、胸及手臂等上半身各部位均屬被告持刀還擊以求脫困，最有效亦最可能觸及之部位，再參諸其雙方經蔡張麗升勸開後，被告即未再續持牛排刀刺擊告訴人等情，是被告於遭告訴人攻擊、壓制之混亂、急迫情形下，順手取得刀械，立即持以刺擊告訴人，乃意在解除當時其所面臨立即之侵害甚明。而以牛排刀之利刃刺擊人之頸、胸等要害部位，有造成重傷或致人死亡之可能，客觀上，固應為被告所能預見，但被告當時正於遭受告訴人突如其來侵害之危急處境，其順手取得牛排刀，迅對告訴人施以還擊，其或因時間窘迫，無暇細思，致主觀上竟無上開預見，而未注竟避開重要部位，遽予出手，適刺中告訴人胸部、右頸等要害，復以用力過猛，雖因而致使告訴人受傷，傷口並深且長而成重傷，但既無其他積極確切之證據，尚難憑此遽認被告還擊係出於置告訴人死亡，或使其蒙受無法或難以恢復之重傷害之犯意。然被告雖無殺害告訴人或使其受重傷之故意，但其持以對告訴人施加還擊之扣案刀械係牛排刀，向為被告於任職之均頭中小學廚房中所使用，業據被告、告訴人及證人 梅峰 供述明確，被告自明知該刀械係牛排刀，持以刺擊人之身體，必然成傷，此乃毋庸深思徒憑直覺即明之理，被告縱於慌亂中，亦難諉為不知，因認其持之刺擊告訴人，應有傷害犯意無疑，且其因而造成告訴人重傷之結果，客觀上既非被告所不能預見，其主觀上雖因一時慌亂而無預見，仍應負傷害致人重傷之加重結果罪責等情。業於理由內詳為論敘。對被告所為其當時因穿戴手套，故不知順手取得者係牛排刀之辯解，亦以被告擔任廚工多年，平日常穿戴手套從事洗、切菜工作，為被告所自承，是穿戴手套持刀本為被告日常習慣，應無因此影響其對所持係牛排刀之認知，所辯要屬圖卸之詞，洵無足採等語，予以指駁。核與證據法則尚無違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既認被告知所持係牛排刀，且刺擊告訴人力道不小，告訴人因而所受之傷並有死亡之可能等情，則以被告之年齡、經歷，就此當有認識，其仍恣意為之，可見告訴人若死亡亦不違反其本意，即有殺人之間接故意，原判決竟徒以其二人間素無怨隙，遽認被告無殺人犯意，退而言之，原判決並認定告訴人因而受重傷，且此為被告行為時所能預見，則縱不成立殺人未遂罪，亦應論以重傷罪，而指摘原判決僅論以普通傷害罪，其論述前後顯相矛盾云云。被告上訴意旨亦猶執上開因穿戴手套故不知所持係牛排刀之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云云。核均係就原審已詳細調查並於判決理由內指駁說明之事項，執陳詞重為事實上之爭執，顯俱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二）、原判決就告訴人指訴被告預藏扣案牛排刀，且於告訴人趨近被告身側時，即持該牛排刀刺擊一節，業援引蔡張麗升、王美玲所為與被告辯解因遭告訴人先掐住被告頸部，被告為求自保始出手制止告訴人等語相符之證言，說明被告係因受告訴人突發之重大威脅，情急之下，始順手拿取牛排刀，對告訴人還擊，既非出於被告主動，亦非被告所能事先預期，告訴人此部分指訴，並不足採，已如前述，即檢察官之公訴意旨亦為相同認定。乃檢察官上訴意旨，竟徒憑蔡張麗升所稱告訴人將被告壓制在地等語，即臆測被告應係「仰臥在地」，當無從自一公尺高之台上（廚房工作台），取得其用以攻擊告訴人之牛排刀，並據以指摘原判決認定被告係「跌坐地上」而順手自該台上取刀，俱與事實不符，且原審就判斷本件被告犯意究為殺人、重傷害或傷害之待證事項即被告是否預藏兇刀一節，未遑究明，遽行判決，殊嫌速斷云云。依上揭說明，此部分上訴意旨，客觀上亦顯不足據以認定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要件。（三）、原判決以本案係肇因被告先遭告訴人不法侵害，被告於該侵害持續中，本難期其束手等待旁人救援，或選擇其他隱忍避讓、犧牲等委屈求全之方法保全其自身法益，故被告對告訴人施以反擊，應意在解除當時其所面臨之侵害，係基於防衛之意思所為，屬正當防衛；復以案發當時因情況急迫，固難苛責被告必瞄準告訴人手臂等非要害部位施以還擊，然告訴人係單獨徒手對被告為不法侵害，未持任何兇器，現場並尚有彼等同事蔡張麗升及王美玲在旁工作，被告持利刃對告訴人施以還擊，以能自我脫困為已足，要無猛力刺擊之必要，且衡情被告就其刺擊時力道之大小應非不能自我控制，乃其刺擊告訴人之胸部及右頸部各一刀，竟使告訴人傷勢既深且長，足見被告用力之猛，因認被告本件正當防衛有過當之情形，不能不罰而僅得減免罪責。亦於理由論述明確。此乃原審本其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定其取捨，為價值上之判斷，並未違背客觀上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被告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既認其無法自行控制刺擊告訴人之範圍，卻又認其得以自行控制刺擊力道之大小，已前後矛盾，且未說明理由，有理由矛盾及不備之違法云云。檢察官上訴意旨則或仍執告訴人手無寸鐵、現場尚有其他廚工等陳詞，或將被告於警詢所自承告訴人衝至其面前並將其抓住時，於情急之下拿起工作台上之牛排刀防衛等語，曲解為被告於告訴人衝向其面前時，即已備妥刀械，並於告訴人至其面前時順勢持刀刺擊，顯係故意殺人，要無正當防衛可言云云。核均與法律所規定得據以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四）、本件扣案牛排刀，非均頭中小學編制內之刀具，係被告前於該校食用西餐時自行留下，置放於其工作之該校廚房內供己使用等情，業據負責管理該校廚房之梅峰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其證言雖未明白言及該刀為被告所有，原判決理由內援引梅峰此部分供證，記載其證稱該刀為被告所有等語（見原判決第十七頁第十行），固與卷證不盡相符，然此於本件被告傷害致人重傷犯罪之本旨尚不生影響，且原判決依憑梅峰此部分證言，認定該刀非均頭中小學所有而為被告所有，並以之係供本件犯罪所用而諭知沒收，亦無顯然之違誤。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均徒以梅峰未明言該刀為被告所有，被告亦未承認該刀為其所有，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認定及沒收之諭知違法云云。係就原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摘並重為事實之爭執，委無足取。（五）、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七十四條各款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加以審酌，與犯罪情節是否可堪原諒並無關係，且屬於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不得以原判決未宣告緩刑指為違背法令。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審酌其係為排除告訴人之不法侵害，始起而反抗致傷及告訴人，且犯後致力與告訴人和解，卻為告訴人所拒等情狀，未對被告宣告緩刑，已違罪刑相當原則，並有濫用裁量權之違法云云。純係就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而為指摘，已不能認係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況被告執以指摘原判決未據以宣告緩刑之事由，核均與被告日後有無再犯之虞、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各項之判斷，無直接必然關聯，尤難謂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其餘上訴意旨，則係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徒憑己見，任意指摘為違法，且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揭說明，本件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張淳淙
法官劉介民法官王聰明法官林秀夫法官蔡彩貞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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